——以中原文化为中心

    中原文化是以夏、商、周三代一统政治结构为基础建立的政治化了的文化，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和国家的一统是中原文化的核心内容。在北宋南迁以前，中原文化一直被视为中华文化的正统，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取向，不仅推动了中原文化的播散，也推动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国家的统一。中原文化在中华民族统一史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一、中原文化是维护国家“大一统”的儒家文化

    中原文化不是一种单一的地域文化，而是多种文化合流的产物，儒、释、道、法是构成中原文化最基本的成分，但是，由于长期以中原地区为统治中心的封建统治者奉行儒学独尊的政策，中原实际上成了儒家文化的“道场”，中原文化更多地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精神特征。
    由于长期作为政治中心，传统中原文化具有强烈的政治化倾向，这种倾向的突出特点就是维护以王权或者是皇权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和以一统为基本前提的国家形态。夏、商、周三代是以宗法和分封为基础构筑起来的政治结构，国家形态表现为具有宗法和隶属关系的等级邦国联盟，与之相适应的中原文化是一种以维护王为天下共主、诸侯为藩篱的政治宗法文化。秦汉以后，郡县制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结构，国家形态表现为由中央集权直接管辖的郡县所组成的高度统一体，与之相应的中原文化是一种以维护中央集权统治和皇权至高无上、强调国家统一和思想文化大一统的政治文化。
    “大一统”思想是儒家的核心政治观，儒家的代表人物不产生于中原，但是，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却是以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结构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因此，“大一统”思想乃是中原政治文明的产物。夏、商、周三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时期，但由于三代的主要活动区域均在中原，因此，三代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中原文化。三代的政治体制尽管有变化、有发展，但以宗法分封制为主要内容的中央集权君主政体却基本相同；而三代文化，也正是在围绕着维护这样的君主政体的基础上展开的。有关夏代的文献材料所存很少，但根据零星的文献记载我们知道，夏代已经初步建立起以同姓侯伯为核心的宗法分封体制和以夏王为至上权威的全国政治联盟。所以，夏文化一经产生便体现出维护王权、一统天下的政治意向，“涂山之会”的用意在于确立大禹天下盟主的政治地位，“钧台之享”则是“示诸侯礼也，诸侯所由用命也”，[1](昭公四年)实际上是向天下正告一个意志统一的新兴王权的诞生。商周两代继承发展了夏代一统的政治体制，并使之法典化。在王位继承上，商周最终确立了传子制度，建立了一人独尊的王权政治。在对地方的控制上，商周承袭和完善了夏代的宗法分封制，诸侯外服制以及以宗法和军功为依据建立的班爵制和多级分封制，构成了一个以王权为中心、以各级分封为藩篱的政治网络。这一网络，强化了王室对诸侯的控制力，通过宗法分封，众多的邦国被编织在当时的中国境内，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统一的王朝，稳定而完整的统一局面，仅商周两代就延续了近千年。
    一统的政治体制在促进国家版图统一的同时，又促进了人们统一观念的形成，这种观念在长时期统一的状态下，又会强化人们对于统一的认同和文化的认同，从而培养出同质化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而随着这种心理和情感的沉淀，必将成为一种稳定的民族情感的纽带，成为维护统一的力量。如商周政治的巨大成就就是在人们心中最终塑造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 小雅.北山)的一统观念，这一观念即使在春秋战国时期王权衰微、诸侯争霸中也不曾消失，“统一天下”是春秋的霸主们和战国的封建君主们孜孜追求的目标。周秦时代的思想家们，除道家倡言“小国寡民”外，其他各家也均把“一天下”作为自身学说的重要内容。面对群雄争霸，诸侯割据的动乱局面，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高扬“大一统”旗帜。孔子对管仲虽颇有微词，但他却十分称赞管仲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的精神。他通过编写《春秋》，阐发“微言大义”。孔子的“微言”，就是他一生都在呼吁恢复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一统”主张。其后，孟子亦继承孔子思想，提出天下“定于一”[3] (梁惠王上)的观点。荀子则提出：“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建立“四海之内若一家”的一统局面。[4] (儒效)
    建立一统社会的理想尽管周秦诸子在有生之年都没有看到，但他们的这一理想符合已经形成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的共同诉求，因此，统一实际上成了战争的最终目标，诸侯争霸的战争于是演变成兼并和统一的战争，并最终由秦完成了统一。
    秦不仅使分裂的王朝重归一统，而且确立了更高效的大一统体制。秦王朝建立后，在中央创立了“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5] (卷6秦始皇本纪)的专制主义君主集权原则；在地方，一律实施郡县制。郡县制在汉初曾有反复，但到汉武帝时期最终确立，并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基本体制。由于郡县制完全杜绝了地方政权分割皇权的可能，这样，新兴的封建政权就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一致的垂直统治体系，使封建政治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一统。
    为了满足封建大一统政治的理论需求，董仲舒发展并完善了儒家大一统思想体系。在董仲舒看来，“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6] (卷56董仲舒传)他援引“春秋大一统”之精义，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鼓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主张满足了成熟时期封建专制集权对于政治理论的需求。同时，儒学的仁政主张，作为一种相对人性化的政治学说，对生活在封建时代的普通民众而言是易于接受的，所以，通过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不仅满足了最高统治者集权的需求，而且基本上满足了普通民众对于政治的要求，也正因为这样，儒家学说得到了最广泛的认同和最长久的尊重。
    董仲舒为西汉封建集权设计了一套完善的理论依据，实际上也为后世欲立足于中原的封建王朝和它们统治下的人民提供了一种别无选择的存在模式，即高度一统的封建集权制。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中原文化的广泛影响，“大一统”的中原儒家文化自两汉以后，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成为一种普世的价值观：统一是正常的，分裂是不正常的。于是，统一就像一种永久不变的情结和纽带，成为历代统治者最高的政治目标和人民群众最终的政治愿望。不管是汉民族，还是少数民族，只要他们踏上中原的土地，只要他们认同中原文化，他们都把一统当成自己的使命，因为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的中原文化的精神就是主张一统的儒家文化。

二、中原文化的传播和国家的内在统一

    两汉时期，中原地区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逐渐确立了一整套政治、经济及衣冠礼乐制度，形成了一个稳定的、较先进的汉族传统文化区域。由于儒家学说适合封建集权的需要一直被奉为经典，因此成了中原王朝和芸芸众生最主要的政治理论与精神支柱。在长期的发展、传播和无孔不入的渗透中，儒学逐渐积淀成为生活在中原地区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主要内容，并且对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也产生了强大的汉化作用。胡人建国者从实际活动中意识到：要想立足于中原，必须学习吸收汉文化。中原文化于是成了联结的纽带，成了推动中华民族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核心力量。
    三国时期，魏、蜀、吴各据一方，但不论是王侯或是庶民都明确意识到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人们意识到分裂，恰恰说明了精神上仍保持着统一。意识到目前的分裂，便渴望将来的统一。曹魏“挟天子以令诸侯”，蜀汉以汉室皇胄相号召，孙吴则固守江东而待机。无论他们扯什么旗帜，推行怎样的政策，他们都抱定着“统一天下”这个共同的最终目的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正是这种大一统思想推动着三国向西晋的逐步统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西晋的短暂统一外，中国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在这一时期，主张“大一统”的中原文化在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世界发挥了特有的纽带作用。中原文化强调“夷”、“夏”之别，然而，按照“大一统”理论，“夷”、“夏”是可变换的，“夷”可以通过演习和遵循中原文化而进于“夏”，“夏”也可能因为不修中原道德而沦丧为“夷”。这样的“夷夏”观念更容易为内迁的少数民族所接受，并用来作为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民族一边自称为华夏“先王”之后，在族源上与汉族认同，一边主动接受汉族文化，在境内努力推行汉化政策，在文化上以中华自居。
    入主中原的各族一般都自称是炎黄等先王的后裔，首先与汉族在族源上取得认同，造成各族同为一源、同为一家的“华夷一体”的观念。例如，夏国赫连勃勃自称：“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今将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7]（卷130赫连勃勃载记） 前燕、后燕、西燕、南燕立国者鲜卑慕容氏，“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8]（卷108慕容廆载记） 曾统一北方而欲取江东的前秦苻氏，称“其先盖有息之苗裔。”[9]（卷112苻洪载记） 北魏建立者鲜卑拓跋氏认为是“轩辕之苗裔。”[10]（卷23卫操传） 建立北周的鲜卑宇文氏又称“其先出自炎帝，炎帝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11]（卷9周本纪.上） 族源认同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认同反映了非汉族的各民族与汉族的强烈认同心理，反映了中国多民族整体的不可分割性和中原文化超强的凝聚力，非汉族各族与汉族一样都以“中国人”自居，将自己看作这个多民族国家整体中的一部分正是中华民族能够再次走上统一的基础。
    为了由“夷”进为“夏”，加入“中国人”的行列，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政权主动汉化和向中原文化靠拢以争取正统地位。十六国时期，先后在邺城、长安、洛阳等地形成多个文化中心，这些区域性文化中心的形成与十六国政治中心相一致，同时又是中原汉文化与塞外胡文化交汇融合的产物。西晋末年，内迁匈奴族由于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文字、衣饰、葬俗等一同于汉族。尤其是内迁的南匈奴贵族上层人物，吸收和学习汉文化更是不遗余力。前秦氐人苻坚即位后，以继承发扬汉族文化为己任，他不仅本人深受儒学濡染，而且常常亲临太学，考试学生经义优劣，问难五经博士。他说：“朕一月三临太学，黜陟幽明，躬亲奖励，罔敢倦违，庶几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坠。”[12]（卷113苻坚载记上）由于以苻坚为首的氐族政权大力提倡，中原氐族迅速汉化。鲜卑族的汉化也很彻底。鲜卑开国之初即以儒学思想为政治指导，推行汉族封建统治方式，促进鲜卑族的汉化。亲自主持太和改革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对鲜卑汉化贡献尤巨。他本人“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揽之便讲，”[13]（卷3高祖孝文帝本纪）执政时期，更是举国汉化。他迁都洛阳，以汉法为政，甚至禁止胡服，“断诸北语，一从正音，”[14]（卷140齐纪六） 即以汉语作为官方通用语言。北魏诗人崔浩云：“漠北醇朴之人，南入中地，变风易俗，化洽四海，”[15]（卷35崔浩传） 正是对这种历史现象的概括与总结。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推行了汉化政策，他们通过“汉化”与汉族进一步接近，并最终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南北虽然在政治上还对峙着，但在文化上却已经统一起来。所以，隋代的统一，在相当程度上说是中原“大一统”文化的胜利。
    文化的纽带作用往往在民族分裂时期表现最为突出，宋、辽、金、夏时期是中华民族又一个严重分裂的时期，但同样地，严重的分裂并没有割断各民族、各地域之间以中原文化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广泛认同和联系，相反，却极大地激发了各民族向中原文化的趋同，从而将各民族统一的命运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并最终塑造了再次统一的国家。
    宋朝文弱，常为辽、夏侵迫，无法完成“大一统”。但它据于中原，是华夏文化的承继者，其文化远较辽、夏及后来的金为发达，因此宋以华夏正统者自居。现实不能统一，宋朝于是强调“正统”，夷狄随有君而非“正统”，这成了宋人军事失败之外最强有力的武器。“正统”实为“大一统”的权变之说，这是一种从文化上战胜对手的方法。由于各民族把一统作为国家的正常存在状态，那么，在对峙状态下，身份正统在统一中就有了名正言顺的统于自己的有利地位。
    “得中原者得天下”，入主中原者明白争得中原文化正统对于由夷变夏和完成统一的重要意义。为了进一步与汉文化认同，以与中原的宋朝争正统，辽朝君臣在族源等方面制造舆论，自称契丹本是炎黄之后，同属华夏一脉。辽代史学家耶律俨，主纂辽国史《皇朝实录》，称“辽为轩辕后。”[16]（卷63世表） 辽建国之初，耶律阿保机采用耶律倍的建议，以儒家学说作为发展辽朝政治文化的主导思想，这一文化决策为后世的辽朝统治者所遵循。辽太宗耶律德光灭后晋后入汴京，“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17]（卷103文学传·序） 宋枢密副使富弼也说：“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拓拔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所为，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当以中国劲敌待之，庶几可御，岂可以上古之夷狄待二敌也？”[18]（卷150仁宗庆历四年）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辽对于主动向中原文化靠拢的意义的认识是清楚的，它不仅是一种增进民族文明的行动，也是一种推进统一的重要战略。
    西夏王朝由党项族建立，党项族也如契丹族一样，在与汉族的频繁交往接触中，日益深刻地受到汉文化的熏染。元昊建立的西夏王朝，基本上借用了中原王朝的一整套政治制度，同时加强了对儒学思想的吸收。西夏王朝经常通过各种渠道换取儒家经典，以备学习之用。在汉文化浸染之下，不少党项人儒学精深，学术造诣与内地汉族文人学士相较并不逊色。如斡道冲为西夏一代名儒，他身为蕃、汉教授，通解五经，译《论语注》为西夏文，又撰写《论语小义》20卷，以西夏文行于国中。
    灭辽而立的金国其文化主体一如中原汉文化。女真人在发动对辽、宋战争的同时，就表现出对中原汉文化的强烈渴求。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发布一统天下的诏令中特别指出：“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19]（卷2太祖纪）为了学习儒家经典，许多有名望的中原汉儒接受女真贵族延请，教授其子弟以儒家经典和史籍。有时甚至采取强制手段使“宋士多归之。”[20](卷125文艺传.序)金初起时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灭辽后，金仿辽制与汉制建立了王朝统治体系。史称熙宗“颁新官制及换官格，除拜内外官，始定勋封食邑入衔，而后其制定”，“大率皆循辽、宋之旧。”[21]（卷55百官志） 随着汉化的加深，金人也把孔子作为尊崇的对象。金熙宗时开始尊孔，于上京立孔庙，并“亲祭孔庙”，又封孔子后人为衍圣公。他积极学习以儒学和汉族礼乐文化，“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22]（卷4熙宗纪）世宗、章宗亦大力尊孔崇儒，章宗下诏各州县建孔庙，避孔子名讳。金对孔子的尊崇，丝毫不逊于南宋。
    辽、西夏、金的汉化是全面的，不仅仅是政治体制，而且语言文字、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甚至衣食住行也都尽可能向中原靠拢，这种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和皈依，显然从客观上扩大了民族融合的范围，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加速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再次形成的进程。
    南宋以后，政治文化中心南移，但是在中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大一统思想却依然在国家统一的进程中一次又一次发挥着作用。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诏告天下：“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23]（卷4本纪第四 世祖一）不久，定国号为“大元”。忽必烈据汉文化经典而改建国号，以表明他所统治的国家是是中原正统封建王朝的继续。向来以正统皇帝自居的朱元璋则干脆称“华夷一家”，他说：“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24]（卷53）其后继者明成祖更宣称“华夷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朕赤子，岂有彼此？”[25]（卷26）满族以少数民族身份建立大清，更强调中外一家，否定民族间的差别与歧视。如雍正帝所言：“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一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夫满汉各色，犹直隶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分别也。”[26](卷130)历史事实说明，经过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又经过元、明民族大一统的锻炼和融合，至于清代，中华民族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休戚与共的整体。
    中国历史上也存在着多次的严重分裂，究其原因，是封建集权制度的深层结构造成的。但我们注意到，分裂总体上说是短暂的和暂时的，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到公元1911年的2132年中，全国统一的时间占3/ 4强，不足1/ 4。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每一次的分裂，都会造成更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与统一，秦汉、隋唐、元明清都是经过分裂和再融合而产生的远远超过前代的封建帝国，这不仅体现了文化在维护民族感情中的纽带作用，还体现了相对先进的中原文化的凝聚作用和整合作用。

三、中原文化在海峡两岸关系中的纽带作用

    台湾是以中原汉族移民为人口主体而建立起来的移民社会。移民活动自明末出现规模性的垦殖移民和战争移民开始，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持续不断的时禁时放、却从未间断的过程，至清代中期基本稳定下来，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移民社会。
    1946年台湾户口普查的统计资料显示：台湾居民总人口共计815.8146万人；其中来自福建省的河洛人有691.3631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84. 75%；来自广东的客家人有122.7745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5.05%；来自其它省份的只有1.6770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0.2%而已。[27](P69) 1953年台湾的族谱户口统计资料显示：户数在500户以上的100种姓氏，有63姓族谱材料上记载其祖先来自河南光州固始。这63姓共670512户，占当年台湾总户数828804户的80.9%。这就意味着：当时每5户台湾居民中，有4户先民来自固始，这些固始的移民早先都是河洛地区的居民。1979年台湾当局公布，全台湾1740万人中，汉族1710万，占全台人口的82.7% ，其中80%是福建去台湾的河洛人，客家人占20%。在台湾现有约2300万人口中，汉族占总人口的98%，其中80% 是闽南人，20%是客家人。闽南人和客家人则是中原河洛人或为逃避战乱，或遭贬谪，或因戍边，或因躲避灾疫几经迁徙，到达闽南和广东等地，明清时期，又经过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到达台湾的。
    重视血脉传承，重视文化传承，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内容的中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这是因为中原文化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文化，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很容易形成安土重迁的人地关系和紧密的血缘亲情关系，而传统中国正是在这种浓浓的血缘亲情关系下建立起来的宗法或者说家族观念极强的社会。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血缘是社会最基本的纽带，而生活在“家国同构”或“家国一体”的社会里，人的情感很自然地就会从对家的眷恋投向对国或者说民族的忠诚和爱护。
    作为南下入台的中原移民，在台湾同胞的心中有着强烈的祖根意识。他们自称来自河南中原，在姓氏郡望上标明中原某派，表明对自己根系的追索不敢忘却。据郑淑真、萧河、刘广才几位先生研究，台湾第一大姓氏，占台湾总人口12%的陈姓台胞来自河南淮阳；第二大姓氏，占11.5%的林姓台胞来自河南卫辉；第三大姓氏，占6%的黄姓台胞来自河南潢川；第十二大姓氏，郑氏台胞来自河南荥阳………这些来自中原的台胞至今还操用河洛雅言、江淮古语、固始方言。海峡两岸同胞，同宗同祖，用着同一种文字、同一种语言、同一样的思维方式在传达着同样的文化信息。他们的日常起居、饮食结构、消费心理、消费方式、房舍建筑等均与大陆无异，他们的民间崇拜、信仰、禁忌、习惯无不与中原文化保持着密切的传承关系。他们的婚姻礼仪、丧葬习俗、衣饰习惯、饮食风尚、传统节俗都与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食文化、酒文化、茶文化与大陆毫无二致。共同的文化背景，正是两岸同胞永远也割不断的情感纽带。
    中原文化在两岸同胞中的纽带作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一同的种族渊源。台湾同胞与中原人民同宗同祖，这是历史所决定的，是不能更改的，它是民族情感产生的基础，也是升华民族情感的依据。第二，一致的文化传统。台湾同胞与中原人民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这种文化说到底就是儒家文化，它的核心观念是重血缘，讲“和合”，追求一统。不是有意割裂，而是着意推动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沟通和合作，朝着善意的方向发展，必然会在两岸之间产生强烈的共鸣和认同。第三，相同的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
    显然，中原文化是两岸同胞认同感和归属感产生的最重要源泉，有理由相信，中原文化的基本精神，能成为促进两岸人民互解和团结，推动民族凝集的心理依据。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过：“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结合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28] (P306) 中原文化在历史上起的就是这样强有力的纽带与一统作用，在今天，它也有同样的作用。

（本文载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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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保国，河南省邓州市人， 史学 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先秦文献、中国传统思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