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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06-11-06
所谓判断复音词，主要就是如何鉴别古汉语中一个双音形式是词还是词组的问题。复音词包括单纯词与合成词，一般来说，单纯词和合成词中的派生词都比较容易辨别，真正困难的是区分其他双音节的合成词。这个问题一直十分棘手，现代汉语中亦是如此。早在50年代初，王力就说：“必须承认，词和仂语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1]吕叔湘亦谓：“语法上可以认为是一个词，而词汇上宁可认为是一个短语……词汇上可以认为是一个词，而语法上宁可认为是一个短语。”[2]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学者们可谓殚精竭虑，最后还是得出了一些比较可靠的方法，现在我们就借鉴前辈学者的经验，再结合《荀子》词汇研究的具体情况来谈一下判断的标准。
（一）意义标准。研究古汉语词汇的学者，一般都将意义标准作为判断复音词的首要标准。马真强调：“划分先秦的复音词，主要是从词汇意义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即考察复音组合的结构程度是否紧密，它们是否已经成为具有完整意义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最可行的办法，其他方面的标志都只能作为参考。”[3]张双棣认为：“确定先秦复音词，意义标准是至关重要的，是决定性的。即使判断结构上结合得紧密不紧密，也要靠意义。”[4]
一般来说，在一个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如果一个语言片断AB的意义是其构成成分A和B意义的综合、抽象或者表示别的意义，我们便可判断AB为词，具体来说就是：
1、AB=A或B,且A=B,则AB为词。这样的组合即是所谓的同义复词，由于A和B大多可以互训，有的学者称为互训词。[5]A和B本身经常作为词各自单独使用，单用时往往具有多个义位，二者结合时只能在相同的义位上结合，结合后就消除了单用时的歧义，使语义更加明确，所以其结合并非是随意的，因而应该看作词。如：
道路 《王制》：“修采清，易道路，谨盗贼，平室律，以时顺修，使宾旅安而货财通，治市之事也。”例中“道路”与今义同。道与路同义。《说文·辵部》：“道，所行道也。”《说文·足部》：“路，道也。”“道”在《荀子》中还有方法、政治主张、遵行、表达等义，如《议兵》：“请问王者之兵，设何道、何行而可？”《大略》：“道不同，何以相有也？”《成相》：“道古贤圣基必张。”《乐论》：“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这些都是“路”所没有的，二者只在“道路”的义位上才得以结合。
2、ABÊA和B,AB≠A,AB≠B,A≠B，则AB为词。即AB的意义是A和B的概括、综合，AB的意义包含A和B的意义，但不能说AB是A或B的意义。包含分两种情况：
（1）AB=A+B。即AB的意义大体上相当于A和B之义的叠加。如：
清明 《解蔽》：“湛浊动乎下，清明乱于上。”《乐论》：“故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解蔽》：“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诗经·大雅·大明》：“肆伐大商，会朝清明。”《解蔽》例1指水既清澈又明净，大体就是清和明意义的叠加。《乐论》例则通过通感而指声音的清朗，由视觉域进入了听觉域，《解蔽》例2则通过隐喻引申指智慧的清澈澄明，也就进入了较为抽象的思维域，《诗经》例则比喻政治有法度、有条理，这样就延伸到了更为抽象的认知域。显然，后面的意义无疑是词，其本义“清澈明净”看作词亦不为过。
是非 《荣辱》：“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性恶》：“不恤是非，不论曲直。”《儒效》：“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豪厘。”各例均指“正确与错误”，虽然是“是和非”的叠加，但融合已经比较紧密，应该可看作词。而且现代汉语中亦沿用了此义，《现代汉语词典》：“是非：①事理的正确和错误：明辨～︱～曲直”，更可证其为词。
（2） AB>A+B。A和B原来表示某种特指义，结合后义域扩大，AB变成了表泛指的意义。如：
甲兵 《王制》：“司马知师旅甲兵乘白之数。”“甲”指铠甲，“兵”指兵器，各有专指。连用后获得了新义，泛指武器装备。
刻镂 《富国》：“必将錭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礼论》：“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尔雅·释器》：“金谓之镂，木谓之刻。”连用后泛指雕刻，如《富国》例，又指雕刻之物，如《礼论》例。
3、AB<A+B且A≠B，则AB为词。即A和B组合后跟二者意义的总和相比，AB的意义范围缩小了，变成了某种特指义。如：
即位 《礼论》：“宾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大略》：“天子即位。”即位本指到自己的位置上，如《礼论》例，后特指一个人坐到天子或诸侯的位置上，开始成为帝王或诸侯，如《大略》例。
三王 《大略》：“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解蔽》：“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上例中的三王并非泛指任何三个王，而是特指“夏商周三代之君”，具有特指义，因而是词。
4、AB=A或B，B或A＝0，则AB为词。这就是通常说的偏义复词。A和B组合后，B或A的意义由于某种原因脱落了，因而AB就取得了词的资格，如大家熟知的“国家”一词，又如：
商旅 《王制》：“使宾旅（疑当作“商旅”[6]）安而货财通，治市之事也。”《王霸》：“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商人贩卖货物，经常出门在外，而旅客亦是出门在外，故商、旅连用，连用后指商人，“旅”并不表意，仅起衬托作用。
5、AB=C，AB≠A,AB≠B。这种情况是指AB的意义与A和B都相关，但却不是A和B，而是一个全新的意义，这个意义或是通过运用修辞手段或是通过引申抽象形成的。如：
股肱 《王制》：“材伎股肱、健勇爪牙之士。”股是大腿，肱是胳膊，连用后喻指辅佐君主的得力大臣。
刍豢 《荣辱》：“是其为相县也，几直夫刍豢稻梁之县糟糠尔哉！”吃草料的牛羊之类叫做刍，吃粮食的猪狗之类叫做豢，刍豢借指肉类食品。
（二）语法标准
（1）看组合前后的语法性质有没有改变。一般来说，词义的变化和词性的转变是同步的，词性变了，就应该看作复音词。如果语法性质用“G”表示，若（AB）’G≠（A+B）’G ，则AB为词。如：
学问 《劝学》：“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大略》：“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学指学习，问指询问，都是动词，学问则指知识，是名词，组合前后的词性发生了变化，所以上二例中的“学问”为词。
相国 《强国》：“贤士愿相国之朝，能士愿相国之官。”《强国》“今相国上则得专主，下则得专国。”相是辅助义，相国即辅助国家，是动词性结构，后指百官之长，即丞相，变为名词。
（2）词的组成部分不能受修饰语修饰。比如，《王制》：“若是，则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大事、小事前是不能用“极或甚”修饰的，因为“大和小”是词内的一个组成部分。《礼论》：“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极也。”忠臣前可用“大”修饰，但“大”修饰的是整个复合词，而非“忠”。
（三）修辞手段
（1）意义标准中产生新义的情况很多是由修辞手段造成的，如：股肱、刍豢等。显然，如果一个组合的意义不是其本义，而是比喻义或借代义，那么这个组合即为词。
（2）荀子讲究语言的形式美，非常注重句式的对偶与排比，因此在同一语言环境里，这类句式的相同位置上的组合，如果其中一个和几个能确定为词，那么其余的组合亦可首先考虑为词。[7]如：
《乐论》：“故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而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容貌是词，那么志意、行列我们亦可先定为词。
另外，如果在同样的语言环境里，这类句式的相同位置上一个用单音节词，另一个用的是复音组合，那么这个复音组合可首先考虑为词。如：
《非相》：“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不肖而不肯事贤。”《富国》：“故使或美，或恶，或厚，或薄，或佚乐，或劬劳。”《议兵》：“将死鼓，御死辔，百吏死职，士大夫死行列。”其中的不肖、佚乐、劬劳、百吏、士大夫都可先定为词。
当然句式提供的信息只能做参照，确定是不是词还要参考其它标准。
（四）出现频率
语言事实证明，经常的、高频率的使用是语言片断固化为词的必要条件。因此，如果一个组合使用频率较高，我们就可初步定其为词。我们考察组合的频率，并不是只看其在《荀子》中的频率，还要考察它在比《荀子》早的、还有与《荀子》同时代的一些典籍中的使用情况，并以后者为主。调查频率可以弥补意义标准的不足。因为有些复合词的意义，就是其组成成分意义的叠加，如：族人、天子、父母等。这种情况现代汉语中亦存在，如：羊毛、鸡蛋、猪肉等。有的学者认为其中间能加“的 ”，因而是短语。现在研究现代汉语的学者一般都认为，加入“的”的是短语，不加“的”则是词。
（五）后代沿用情况
一般来说，一个复音词形成后，不会是昙花一现，后代一般都有继承和发展。因此考察后代沿用情况，也有助于判别复音词，比较易操作的办法就是拿现代汉语的词来判别古代的词。即古今两个复音组合内部结构的性质相同、意义相同相近、句法功能大致相当，这样，若现代汉语中的组合是词，那么古代汉语中的也应是词。如：父母，有的学者就认为在先秦是词组而在现代汉语中是词。但现代汉语中的“父母”和古代汉语中的“父母”结构、意义、语法功能并没什么不同，在先秦其出现频率又比较高，还是看作词恰当。兄弟、仁义、贤人、忠臣等与之相类。当然，运用这个标准，要谨慎，避免以今律古。
对于什么是词，学术界讨论甚多；但对于什么不是词，大多语焉不详。现在笔者结合在《荀子》复音词研究中所遇到的情况，谈谈什么不是词，我们确定什么不是词时主要依据其出现频率和后代沿用情况，而判断其在后代有无沿用，我们主要依据《汉语大词典》（下简称《大词典》）。《大词典》作为数百位学者将近二十年工作的结晶，与其它一些辞书相比，其权威性、典范性是不容置疑的，最起码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个资料库来使用。有的学者批评《大词典》收词过宽，但作为资料使用恰恰是它的长处。在依据什么是词的原则鉴定复音词时，往往会出现过宽的迹象，而依据什么不是词的原则就可以弥补这一缺点。我们下边要谈的就是虽然从什么是词的原则来看是词，但实际上却不是词的情况。
（一）《大词典》收了，但只有《荀子》一个例证；或者虽然不是孤证，但只有《荀子》的例证，这样的情况即使其符合词的标准，我们亦不算词。因为几千年来就《荀子》如此用，至多算言语词，当作词显然不妥。如：
安强 《强国》：“道德之威成乎安强，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灭亡也。”《大词典》收了“安强”，只此一例，只能算类词结构，《荀子》由于重视对偶、排比，因而类词结构较多，如：埃土、忧险、敬诎、敬文等。
善少 《修身》：“端悫顺弟，则可谓善少者矣。”善少与恶少相对，恶少是词，但善少据《大词典》只有此例，不好算作词，应该是仿词的修辞手法。小敌、小儒、生器与此相类。
五綦 《王霸》：“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五綦在《荀子》六见，均为此义，且《大词典》收了，但只有《荀子》用例。五綦属缩略语，一般来说，缩略语随意性较强，任何人都可造出只有自己才用的“五綦”来，只有那些使用频率较高、大家公认的缩略语才能算词，如：三王、五色等，因此，五綦不算词，三至、五权、六术等与此相类。
（二）荀子只有一个用例，《大词典》又未收，虽然符合词的标准，亦非词。
齿革 《富国》：“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从上下文可知，此例中的齿无义，按说应当是偏义复词，但荀子只有此例，而且《大词典》未收此义，故非词，应该是古汉语中常见的连类而及的修辞手法。现在对偏义复词的定义好像有泛化的倾向，只要是两个词连用，其中一个无义就看作偏义复词，我们认为这样不妥。古人行文，多连类而及（前人论述甚详，不赘），对于那些临时性的使用，还是应该比照对比喻和借代的态度，不看作词为好。
根据以上原则，我们统计出《荀子》复音词共有2308个（未计《荀子》篇名），除去未进入全民词汇的人名、地名及其他专名，还有2126个，荀子共有词汇4754个，除去未进入全民词汇的人名、地名及其他专名，还有4519个，复音词约占全部词汇的4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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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真.先秦复音词初探[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5).54-63;1981,(1).76-84.
[4]张双棣.《吕氏春秋》词汇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171.
[5]张世禄.同义为训与同义并列复合词的产生[A].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C].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544.
[6]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130.
[7]程湘清.先秦双音词研究[A].汉语史专书词汇研究[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54.
[8]吕叔湘.吕叔湘自选集[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108.
[9]魏德胜.《睡虎地秦墓竹简》语法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1.
[10]殷国光.《吕氏春秋》词类研究概说[A].郭锡良.古汉语语法论集[C].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382.
作者简介：鲁六（1973-），男，河南兰考人，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