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文学生产论的表述主要集中在其1976 年出版的两部著作中: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与《批评与意识形态》。伊格尔顿认为,文学(艺术) 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生产,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1 ] (P81) 。虽然说伊格尔顿在他以后的理论道路上着力发挥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对生产论较少关注,但其文学生产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观点对我们进一步思考文学生产论也具有启发意义。

一、作为一般社会生产的文学生产,本雅明与布莱希特的启示

    伊格尔顿所理解的文学生产是一种广义上的文学生产,不仅包含积累、构思和传达这一狭义的文学生产过程,而且包含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四个环节。文学生产力决定着文学分配、交换、消费的方式,而文学分配、交换、消费的方式反过来又决定着文学生产力。在这一点上,文学生产与一般的社会生产并无差异。当然,伊格尔顿并非没有注意到文学生产的特殊性,但是他的“文学生产”概念首先强调的是文学生产与一般社会生产的共同性:“艺术可以如恩格斯所说,是与经济基础最为‘间接’的社会生产,但是从另一意义上也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它像别的东西一样,是一种经济方面的实践,一类商品生产。”他还引述马克思《剩余价值论》中的话:“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商发财,也就是说,他为薪金而生产劳动。”[1 ] (P65 —66)
作为一般社会生产的组成部分,文学生产在这种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比重是随着印刷术的发展而变化的。在使用印刷术之前,它对一般社会生产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所以与一般社会生产的关系并不十分紧密,因而这一阶段的文学生产具有相当的自律性。但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以及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发展,文化和文学作为资本主义市场当中的一个产业部门发展起来了,文学生产于是越来越被纳入社会大生产之中。
    伊格尔顿认为在不同的时代存在着不同的文学生产方式。古代部落的行吟诗人,中世纪“庇护人”体制下的诗人,资本主义市场供需体制下的诗人,其文学生产方式并不一样。同是现代社会,也往往存在着一定数量的不同的文学生产方式,其中的一种居于支配性地位,并迫使其他文学生产方式居于从属地位,甚至排斥之。各种不同的文学生产方式就是以这样的关系共存于一种社会形式之中。在当今时代,小说主要是作为一种商品进入市场的,但一个人在街道上分发他的诗稿,给行人免费阅读也是可以的。支配性文学生产方式与其它各种文学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有可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学生产方式与当前支配性文学生产方式的冲突,也有可能是前瞻性的文学生产方式(预示着未来社会的生产形式和生产关系) 与当前支配性生产方式的冲突,如革命艺术家团体、史诗剧等。
    不同的文学生产方式可以对文学文本的形式产生影响。口头文学生产的产品一般更具有社会性的风格,是匿名的,没有私人出版物那样具有喜欢反省的癖好。基督教监护制度下的作品一般比垄断资本主义市场下的小说作品更加虔诚,并偏好说教。所以伊格尔顿说:“形式是思想知觉方式的具体化;但它也体现了艺术家与群众之间的某些生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生产关系在于艺术内部,由内部形成它的形式。”[1 ] (P73)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介绍的伊格尔顿的文学生产理论并没有超出一般文学社会学所讨论的范围。其文学生产理论的特点是在他对本雅明和布莱希特的文学生产理论的批判当中显现出来的。
    本雅明和布莱希特都曾在一般社会生产的意义上讨论过文学生产方式。本雅明关注于艺术生产力的发展对艺术生产方式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会在艺术形式上表现出来,传统艺术的“韵味”与现代艺术的“震惊”就是本雅明为此所发明的概念。按照本雅明的说法,艺术的生产力越是进步,生产方式越是进步,艺术的政治意义也就越是进步。也就是说在艺术生产与艺术的意识形态性(政治意义) 之间存在一种对应关系,前者对后者有决定性的影响。布莱希特的艺术生产论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布莱希特关注于戏剧生产方式的创新,他的史诗剧改变了舞台与观众、剧本与演出者之间的传统关系,剧本的形式由此也产生了很大的改变,它不再侧重于吸引观众,而在于启发观众进行思考。布莱希特也认为,艺术生产方式对艺术的意识形态性具有决定性影响。
    伊格尔顿一方面认为文学生产方式确实会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意义发生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布莱希特和本雅明注重新的文艺生产方式的积极政治意义,称赞他们之间的合作“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史上最动人的篇章之一”[1 ] (P69) ;另一方面却也感到这两者之间似乎并不存在一种必然的对应关系。他指出他们没能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把作品当作一种生产方式来分析与把它当作一种经验方式来分析这两者如何有机地结合起来。”[1 ] (P80) 伊氏举例说,很多不同的文学生产方式可以属于同样的意识形态,而同样的文学生产也可以分属不同的意识形态,“如维多利亚时期一部连载出版的小说和一部直接出版的小说尽管属于不同的文学生产方式,但可能会负载着同样的意识形态,而同样的文学生产方式也可能生产出完全相反的意识形态,如笛福和菲尔丁的小说”[2 ] (P57) 。应该说,伊格尔顿对本雅明和布莱希特的这种批评是相当中肯的。

二、文学对意识形态的生产加工,阿尔都塞和马歇雷的启示

    伊格尔顿的文学生产概念不仅强调文学生产与一般社会生产的共同性,也包含了文学对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加工。他认为, “科学的批评应该寻找出使文学作品受制于意识形态而又与它保持距离的原则”[1 ] (P23) 。需要明确的是,伊格尔顿认为文学加工的对象只能是意识形态而不可能是历史本身。因此,文学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就构成了文学加工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中的两个关键问题。
    伊格尔顿对历史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阿尔都塞关于历史是一种“缺席的本源”的观点,事实上马歇雷、杰姆逊也都受到了阿尔都塞的这一观点的影响。在伊格尔顿看来,所有的文学文本都具有虚构性,这构成了“文学文本缺少一个直接的真实所指形成的最显著的一个事实特征”,“文本内的所指是文本的‘伪真实’,文本中的想象性的情形。但是这种伪真实并不直接与历史真实相联系,它只是文本的整个表意过程的一个方面。文本过程所指示的是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又是对历史的表意”[2 ] (P80) 。
    不过伊格尔顿和马歇雷一样认为历史与文本还是可以建立起联系的。在讨论文本的生产对象时,伊格尔顿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何种意义上,说意识形态,而不是历史,是文本加工的对象是正确的? 或者稍稍变换一下提问的方式:在何种意义上,历史进入了文本?”[2 ] (P69) 伊格尔顿的意思是,虽然文本加工的对象是意识形态,历史是文学文本的不可再现之物,但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复杂联系依然存在。在他看来,意识形态并非完全虚假,而且通过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还可以“生产”出一种真实。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被观察到的肯定不是真实的,真实必然是不可以被经验地感知的,通过自动提供给审阅的现象性范畴(商品、工资关系、交换价值等) 它隐藏它自身。”但是他显然又反对意识形态只是一种错误意识的说法,认为“意识形态并不仅仅就是基础的梦幻,意识形态在变形地‘生产’真实的时候,意识形态之中仍然携带了真实现实的因素”,它是通过“真实的不在场构建真实的在场”。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可以“生产”真实,而不可以通过超越意识形态而将意识形态“置换”(displacement) 成真实。他举巴尔扎克为例说:“巴尔扎克作品中的真实洞见是他本人处于意识形态之中的方式,他所处于其中的意识形态领域与真实历史的关系,资本主义发展的那个阶段的特征,以及他所操作的特殊的审美形式(现实主义) 的真实效果等诸多因素的个体作用的结果。”不管是巴尔扎克还是莎士比亚,他们都不可能超越意识形态而建立与历史的直接联系[2 ] (P69 —70) 。
    伊格尔顿认为,不同文本接近真实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抒情诗中所指向的多是意识形态意蕴,而不是“真实”的对象,而狄更斯的小说《荒凉山庄》则更多地凸现了“伪真实”事物。但不管怎样,文学文本都不可能把历史真实作为自己的对象。文学文本中当然可以涉及历史事实,但文学文本所操作的历史事实上已经被虚构化了。他说,“一个文本当然可以提到真实的历史,提到拿破仑和宪章主义,但是即便它保留了历史经验的精确性,这仍然是一种虚构的处理,按照文本的规律来加工历史的素材”[2 ] (P70) 。但是文本在虚构历史的同时,也没有把我们包裹在幻象之中,“奥斯汀的小说提供给我们的并非只是意识形态幻觉;相反,它提供给我们的当时的历史版本比许多编年史提供的历史版本更具有洞察力。而且这也不仅仅是奥斯汀的审美形式的效果。……奥斯汀的审美形式本身也是某种意识形态符码的产品,这些意识形态符码在允许我们接近某些价值、力量、关系,给我们生产出一种历史知识”[2 ] (P70 —71) 。
    伊氏这里所说的“知识”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知识,是特指通过意识形态生产而生产出的知识。所以他接着说文本的价值并不是按照小说的“知识度”(科学意义上的) 来划分的,有些小说也许可以提供很多细节上的知识,但这不是判断其价值的标准。这里伊格尔顿又提出了这样一对矛盾:恰恰是因为小说缺乏对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所以它才获得价值:“小说有如此多不可能知道的东西,以至于他们知道了他们所作的,他们通过形式知道。”而文本之所以存在,往往是因为它拒斥了历史唯物主义所知晓的真实:“如果不拒斥历史唯物主义所知晓的真实,就不会有奥斯汀的伦理话语、人物修辞、关系仪式、传统仪式,我们在她小说中就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仪式和话语并不是真实抽取后留下的真空,这些仪式和话语所编码的意识形态的激烈冲突没有任何不真实。正是因为这些意识形态冲突是‘真实的’(如果不是在严格意义上说) ,所以它并不一定要通过一种形式上的、准科学的自我距离化来暗示历史。”[2 ] (P71) 正因为文本中所表现的是一种“真实”的意识形态经验,而组织这些意识形态经验的文本形式同样也是意识形态,这种过程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就是“对真实历史过程的双重倒置”,历史真实通过意识形态的双重倒置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在文本中意识形态好像决定着历史的真实,而不是相反,但是这种倒置最终还由历史本身所决定的。”正是在此意义上,伊格尔顿说, “历史是通过双重不在场的形式出现在文本中的”[2 ] (P72) 。
    既然文学不可能直接加工历史本身,那它就只能以意识形态为自己的加工对象。在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伊格尔顿对卢卡奇、戈德曼、阿尔都塞、马歇雷的理论进行了批判和吸收。卢卡奇和戈德曼也曾讨论过文学对意识形态的加工,但他们主要是讨论文学加工意识形态过程中受制于意识形态的一面,他们的贡献则在于指出文学意识形态性的承担者是作品的形式而不是可以抽象出的内容。在卢卡奇看来,意识形态对艺术具有一种“持久的影响”,但文学又通过其形式与所谓“纯粹的意识形态”相区别,而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关键在于它是否具有一种好的“现实主义”形式。在戈德曼看来,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它是否表现了作家所属的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结构(或者说“世界观”) ,而对于文学如何同意识形态保持距离的问题,卢卡奇与戈德曼都没有很好地深入探讨。实际上,由于他们没有深入探讨文学如何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的问题,他们也没有能够很好阐述意识形态如何制约文学的问题。
    伊格尔顿认为阿尔都塞和马歇雷注意到了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保持距离的问题。阿尔都塞认为,文学一方面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尽量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使我们“感觉”到产生它的意识形态,而马歇雷认为艺术通过将意识形态“固定在某种虚构的界限内”使自己与它保持距离。但伊格尔顿对阿尔都塞和马歇雷的这种理论阐释仍然是不满意的,他认为, “在一些关键的地方,阿尔都塞和马歇雷两人的说明是含混不清的”[1 ] (P23) 。事实上,按照伊格尔顿的思路,寻找文学受制于意识形态而又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的原则不仅涉及到文学的形式问题、作家的倾向问题,也涉及到文学的物质生产问题。文学的一般社会生产的特点并不是外在于文学文本的,它会进入文本之中并对文学对意识形态的加工发生影响。因此,必须在文学生产的两个层面上,即文学的一般社会生产和文学对意识形态的加工这两个方面,对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探讨才可能有更多的发现。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如何阐述文学的一般社会生产和文学对意识形态的加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阐述文学中“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伊格尔顿正是在这两个层面上讨论了文学文本的生成过程。

三、文学文本的生成:一般社会生产与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

    伊格尔顿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提出讨论文学文本生产的六个主要理论范畴:一般生产方式( General Mode of pro2duction) 、文学生产方式(Literary Mode of production) 、一般意识形态(General Ideology) 、审美意识形态(Aesthetic Ideology) 、作者意识形态(Authorial Ideology) 、文本(Text) 。文本就是在一般生产方式、文学生产方式、一般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和作者意识形态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中生成的。
    伊格尔顿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以一组生产方式的相互联系为其特征。在这一组生产方式中,有一种生产方式在正常情况下是居支配地位的,他称这种生产方式为“一般生产方式”。所谓“一般”并非否定这种生产方式的历史具体性,而是为了将它区别于“文学生产方式”[2 ] (P45) 。文学生产方式是指特定社会形式中一定的文学生产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的统一,它本身是一般社会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任何社会形式当中都存在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它由一套连续性的价值话语组成,反映个体从属于社会状况的经验性关系。其作用是维持占支配地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伊格尔顿称之为“一般意识形态”。之所以称之为“一般”是为了区别于组成一般意识形态的某些特殊意识形态,比如“美学意识形态”和“作者意识形态”。所谓“一般意识形态”其实就是由各种支配性意识形态的总体,而不是意识形态一般性的抽象或者是意识形态的典型形态[2 ] (P54) 。伊格尔顿有时也用“霸权(或统治) 意识形态”(hegemonic ide2ology) 来指称一般意识形态。说到底,一般意识形态就是社会中用以维持社会结构的各种社会观念的整体,任何社会形式都需要有自己的一般意识形态以维护它的存在。
    作者意识形态就是由社会阶级、性别、国别以及宗教等因素所决定的作者本人的复杂思想观念,它事实上是作者以自我经验“进入”(insert) 当前一般意识形态的方式及其结果[2 ] (P58) 。因此,作者意识形态不可能与当前一般意识形态完全一致。作者意识形态和当前一般意识形态之间可能存在三种关系:和谐;部分冲突;严重冲突。这取决于作者的社会阶级地位和作者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位置。作者的某种意识形态可能会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之中,因为意识形态不是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断裂”式地改变的。革命作家的意识形态可能属于超前性的历史,是超前性的一般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所以他与当前的一般意识形态会存在激烈冲突。但不管怎样,作者意识形态“最终决定”因素还是当前的社会历史状况。作者意识形态也不可能与文本意识形态(ideology of the text) 完全一致,文本意识形态不是作者意识形态的简单表达,而是对一般意识形态和作者意识形态进行美学加工的结果[2 ] (P59) 。美学意识形态也是一般意识形态中的一个特殊领域,它本身的构成是很复杂的,文学意识形态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之一。而文学意识形态又由众多层次组成,包括文学理论、批评实践、文学传统、文类、规约、技巧、话语[2 ] (P60) 。前文本状态(pre - textual) 的意识形态以不同的形式提供给文本加工,如“普通语言、信任的符号和惯例,感觉习惯的符码,其他艺术品等等”以及渗透于“普通语言”中的具体审美的、政治的、伦理的公式(formulae) [ 2 ](P81) 。
    在生产(包括一般社会生产方式和文学生产方式) 和意识形态(包括一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美学意识形态等) 之间不存在简单地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一般生产方式生产出一般意识形态和支配性文学生产方式,而一般意识形态又再生产一般生产方式。支配性文学生产方式则一方面再生产一般生产方式,一方面又被一般生产方式再生产。支配性的文学生产方式与一般意识形态之间也是一种相互“再生产”的关系。一般意识形态影响到文学生产方式的特征,文学文本不仅通过它如何使用语言,而且通过它所使用的具体语言与一般意识形态相联系。语言不仅不是中立的符号地带,而且充满了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
    在一般意识形态和文学生产方式之间还存在一个“文学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ideology of the literary mode of produc2tion) ,即关于文学的生产者、产品、消费者以及生产、交换、消费的意识形态观念,比如说作家是作为社会的监护人,还是作为他所属团体的代言人,还是作为“独立的”生产者,还是作为超凡脱俗的天才。“文学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自身会在美学意识形态之内“被编码”(be encoded) ,从而在美学意识形态和一般意识形态之间建立更加微妙的联系[ 2 ] (P60) 。“文本”就是这诸多复杂联系共同作用下的产品。
    为了有效说明文学中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以及文学受制于意识形态而又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的原则,伊格尔顿列举了如此之多的因素,并且还认为这几个要素之间还存在着多重关系。伊格尔顿的这种分析确实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使我们意识到阐释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作为生产的文学和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之关系,可以从这些因素的相互关系中着手,但是它们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伊格尔顿本人并没有充分展开论述。而阐明这些关系与指出这些因素相比是一件更难做的工作。
    事实上,在阐释文学内部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时还有很多因素也都应当考虑。我们还可以按照伊格尔顿的思路再补充几个范畴:版本与读者意识形态。我们把版本看作是“文本”的物质载体,也是文学的一般社会生产所形成的最终产品,因为我们所见到的文本往往是以版本的形式出现的。读者意识形态则是文学接受(这一广义上的文学生产过程中的环节) 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因素。另外,我们也可以在“一般生产方式”和“文学生产方式”这两个范畴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作者的文学生产方式”,这涉及到作家以何种方式推出自己的作品,主要向哪一社会群体推出自己的作品。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现象也应该加以强调,因为语言一方面是文学生产的物质生产资料,另一方面也是各种意识形态的载体。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以及各种意识形态之间交锋的战场。
    要想通过这样几个范畴来建立一个解释文学文本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模型也许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在不同的具体文学现象中,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千差万别。但是在解释具体文学现象时,充分考虑到对文学文本发生影响的诸多因素以及其间的复杂关系,从而对某一具体文学现象作出较好的阐释却是可能的。这也正是伊格尔顿这一理论思路对我们的启示。

四、生产论与创造论的对立

    不管是本雅明和布莱希特,还是阿尔都塞与马歇雷,在强调文学的生产性,强调文学生产的社会性和集体性,弱化文学的“个人性”、“创造性”上都是一致的。本雅明和布莱希特所主张的文学生产方式的变革就是以追求生产的集体性为目标。阿尔都塞认为创造性的文学观属于“人道主义”,忽略了文学创作当中的多重决定因素,是极其有害的。作为一种实践活动的艺术生产活动应当符合他给“实践”下的这样一个定义:“一般的实践,我认为是指任何用既定原材料制作既定的产品的过程,即用既定的(生产) 资料通过既定的人工劳动所完成的改造。”[1 ] (P74) 马歇雷也认为各种各样的“创造论”理论都忽略了文学创作当中的“制作”过程,并且明确地将自己的观点称为“文学生产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生产论大都具有这一特点,伊格尔顿也不例外。
    其实伊格尔顿强调文学生产的一般社会生产属性就已经有与“创造论”文学理论划清界限的意图。因为“创造论”忽视文学创作与一般社会生产的共同性,而强调创作主体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创造论”的文学理论一直强调作家的个人才能在创作过程中的重要性和创作过程的神秘性,而伊格尔顿则坚决反对这种“创造论”的文学观。在其文学理论著作当中,他不止一次地否定文学以及艺术的神秘性,诸如“文学作品不是神秘灵感的产物。它们是知觉的形式,是观察世界的特殊方式”[1 ] (P9) 。在评述本雅明、布莱希特、马歇雷反对“创造论”的理论时,他引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来佐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艺术神秘化的问题,例如他们在《神圣家族》中对欧仁·苏的评论:将文学作品与作为‘活生生的、历史的人的主体’的作家分割开了,是‘醉心于笔的神奇力量’。作品一旦与作家的历史条件分离,必然会显得意图不明,神秘莫测。”[1 ] (P74) 而他本人所描述的文本生产过程,如上所述也并不神秘。当然,伊格尔顿也没有完全否定作家的个体性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影响。作家个人的意识形态有可能与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支配意识形态非常一致,或部分一致,甚至非常不一致,因为作家有可能超前或者落后于当前的历史。但是不管作者意识形态与当时社会历史的关系如何,在最终意义上,它还是由当时社会历史的特点所决定的。这也构成了对“创造论”的挑战。
    伊格尔顿的文学生产论是对文学创造论的反动,这与我国学术界“文学生产论”提出的语境是正好相反的。在我国文论界,文学意识形态论与文学反映论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一些学者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艺术的审美创造性,也相对忽略了对文学接受的研究,而艺术生产论则兼顾到这一点:“艺术生产论把艺术生产看成一种精神生产,一种‘实践- 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所以艺术生产是一种隐含有认识、反映因素的审美生产,是一种渗透着认识性的精神创造活动。”[3 ]所以我们的艺术生产概念恰好是强调生产主体的心理创造能力的!
    伊格尔顿文学生产论的特点是强调文学内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并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而他这样做的目的则在于破除唯心主义美学,力图在指出文学文本生产过程的复杂性的基础上破除其神秘性,强调文学的政治价值显现的复杂性。

参考文献
[1 ]伊格尔顿.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 . 文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 ]Terry Eagleton :Criticism and Ideology[M] . Verso ,1978.
[3 ]朱立元. 艺术生产论与艺术反映论关系之辨析[J ] . 学术月刊,1992 , (4) .

（本文刊于《郑州大学学报》2006年1期）

作者简介:王天保(1976 - ) ,男,湖北随州人,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教师,主要研究西方美学与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