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的字典词典，是近二三百年以来形成的基本格局，最早称作字典的当然就是《康熙字典》了。之后如《中华大字典》等一路发展，直到今天的宏大规模，对现、当代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其基本格式和方法比较一致，都是做注音和释义两项工作。
    对于这样一种机制的字典，我想，是否可以提出另一种思路从而对它加以改革？现代科学已经发展到了讲究系统论、发展论的时代，字典却还是一个上万字的总体上互不相连地罗列、个别的字全都孤立地存在的局面。它注音要求标准，释义要求正确，就是不讲或少讲音义之间的联系。然而音义联系是语言内部最普遍、最本质的联系。只有音义的结合，才能成为语言中的细胞和肌体，成为有生命力的东西，在社会中运用。原来，我们的语言学就是这样，它的内部有语音学，讲得有声有色，细致入微，又有语义学讲得有条有理，却不讲或少讲音义关系之学。然而人们在创造和使用语言中，都必定是音义结合并具有规律的。人们学习和掌握语言，就也应讲究规律。至于人们在语言交流中那样举一反三，闻一知十的联想和智慧，全被化为平直的叙述和义项的罗列，更无从说引导和启发、沉潜和回味了。人们有了疑问，查一查字典就放下了，因为它无从阅读。
我无意于批评任何一位辛勤有功的字典编篡者。我们的汉语研究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要探索学科的前程，怎样才能编写出一种建立在科学规律基础上的字典，一种能引人入胜的字典。
    我国最早的一本字典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其中有200多个亦声字。通过对《说文解字》的研究，后人又增加了一大批亦声字。所谓亦声，就是一个字的声旁字，既表音，又表义，即是音义结合的。《说文解字》中还有近千个声训字，所谓声训，就是用来作解释的字和被解释的字语义相通，语音也相同或部分相同。这不也是音义相兼的吗？可是这种传统，到现在的字典中全不论了。
    到清代，赫赫有名的乾嘉学派一致宣称，要正确了解经书的语义，要领是走以音求义的路，要形、音、义三者互相求证。显然，这在方法上无疑是十分正确、十分深刻的。乾嘉学人求了一部分的音义，就已使人感到功勋卓著。但是他们在以音求义之间，有时就夹杂着一些“一声之转”。所谓一声之转，简称音转，就是单纯的语音演变。它和以音求义就完全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了。
    我国的传统语言学中还有语源学，追溯语词的来源及发展，必须是音义相兼的。《说文解字》中的亦声和声训，算是给语源学开了一个好头。但是这门学问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试以清代王念孙的《广雅疏证》为例，这是清人以音求义的代表作之一，200多年以来一直是深受称道的。但是其中总共加起来也只是联系了1000多字的语源，就以当前国家公布的7000国标字来说，也只占了其中的几分之一，离全部语源工程的一半，都还很远。其中到底遇到了什么疑难和阻力？不在别的，还在于对汉语单音节词独特的音义演变和发展现象感到迷惑。后人的研究，发展了清人音转之说，一遇音义的复杂现象，就不论时地、没有条件、不讲规则地都归之于音转，这就不免使人疑虑重重了。其实，语言中的音义现象，就像语言的明确性那样，理应是清晰的、明朗的。我们的武器，仍然是音义的辩证统一观，以此去进一步审视汉语的音义特征。汉语音义之间的大小条理和规则，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知之不多的课题。我们只有在语源上作出融会贯通的、自始至终的研究，字典的编写才是有了科学的基石。同时，语源是一门充满民族智慧和曲径通幽的学问，如果能把它完全地引进我们的字典，事情就将大为改观了。
    我们现在字典中的几十万至几百万条义项是从哪里来的？主要是从历代典籍的注释汇总整理而得的，还有一部分是词典编篡者根据语言的运用，描写而得的。他们大都是依据一时一地的语言运用，直觉地作出解释，除了小部分字，大多没有逐个去作音义上的系统研究。
    当前，随着国家的强盛，我们的汉语要走向世界，要彻底扭转汉语和汉字落后的观念，它将向全世界显示自己十分独特的风格与智慧。我们应该把汉语的内部规律研究透彻，编写出更完善的汉语字典，这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本文载于《人民日报》2006年1月15日）

作者简介：齐冲天，男，江苏常州人，郑州大学文学院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