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节，译风大盛，而因中国是诗歌帝国，二则诗歌文体翻译较难，当时译诗并不多，译入最多的是拜伦等的西方浪漫主义诗作。苏曼殊在西方浪漫主义诗歌译介上可谓独步译林，因此，Ramon Woon（翁聆雨）、Irvingy（罗郁正）合撰的Poets and Poetry of China's Last Empire，以严复、林纾、苏曼殊为清末三大翻译专家。
    1906年后，在诗坛、画坛及佛教界名声大骚的苏曼殊进入文学译介高产期，先后出版四个诗歌译集，全首刊海外：英译汉诗集《文学因缘》，1908年东京博文馆印刷，上海群益书社翻印时改名为《汉英文学因缘》。它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最早的中英诗歌合集，搜集英译汉诗非常广泛，包括Candlin、James Legge（理雅各）所译《诗经》全部和伯夷、叔齐、百里奚、箕子等的大量诗作，还收集了Middle Kingdom 、Francis Davis 的译本，“以证异同”；Giles 翻译的李白、杜甫、班固、王昌龄、张籍、文天祥的名篇，Mercer的《采茶诗》等；另有诸篇取于群集，没有传译者姓名。1911年东京神田印刷所出版了苏曼殊的《潮音》之后湖畔诗社翻印，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寄售。《潮音》主体第一部分为英汉诗曲互译，第二部分为英吉利闺秀诗选。该选本收汉译英诗又收英译汉诗、收曼殊自己译作又收他人译作、收中国人译诗又收外国人译诗。苏曼殊为《潮音》作序两篇，一英文，一汉文，后序收入1914年《拜伦诗选》时又被称为《〈拜伦诗选〉自序》。两篇序高度评价拜伦和雪莱，特别是论述诗歌翻译的理论问题，表现了苏曼殊的文学审美观，颇有研究价值。1914年，曼殊将一些西译汉诗和自己的汉译西诗，由东京三秀舍合集为《汉英三昧集》，泰东书局翻印时改为《英汉三昧集》。
    曼殊最重要的翻译诗歌集就是《拜伦诗选》。这是我国翻译史上第一本外国诗歌翻译集，苏曼殊也因之成为将拜伦、雪莱诗翻译到中国来的第一人。这本诗集包括《哀希腊》、《赞大海》、《去国行》等四十多首抒情诗杰作，确实是石破天惊的创举。《拜伦诗选》有三个问题需要厘清。第一、《拜伦诗选》的出版情况历来是曼殊研究一大公案。苏曼殊生活在那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他一生又过着托钵游历、动定不居的生活，况且作品多发行于国外，他创作的大量文稿和画作都不得存世，今存最早《拜伦诗选》版本为1914年出版，署“日本东京三秀舍印刷，梁绮庄发行”。此书底页注：“戊申（1908年）九月十五日初版发行，壬子（1912年）五月初三日再版发行，甲寅（1914年）八月十七日再版发行。”但前两版的本子从未发现，故柳亚子、柳无忌怀疑是否有过1908、1912年本。《〈拜伦诗选〉自序》篇尾曼殊注为“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柳亚子在《苏曼殊新传考证》中认为曼殊所云“光绪三十二年”（1906）当为“宣统元年”（1909）之误，“戊申”（1908）当为“己酉”（1909）之误，“但不知玄瑛于此书编成及出版之年岁，何以一误再误，殊不可解，岂此中别有玄虚耶？恨不能起地下问之矣。”马以君则据之断定：《拜伦诗选》“当时出版未遂，1911年并入《潮音》， ……后于1914年9月，《拜伦诗选》以单行本问世。”（马以君编《苏曼殊文集》P300，花城出版社1991。）鉴于柳亚子和马以君均为推论，而1914年版书底页“注”为唯一确证的材料，本人仍以1908年版为确有。
    第二，关于苏曼殊开始翻译拜伦诗时间，历来争执颇多。《〈拜伦诗选〉自序》篇尾曼殊注为“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有研究者认为苏译拜伦在1906年已经完成了《去国行》、《赞大海》、《哀希腊》，缺少成书时的《星耶峰耶俱无生》，“曼殊再粗心也不可能将‘宣统元年’误为‘光绪三十二年’”，“细读曼殊《自序》”，可知“柳亚子忽略了成书所需要的‘过程’以及成书与出版之间的间隔，将成书与出版的时间都轻率地定在1909年，并因此更改苏曼殊其他活动和著述的时间，这是有违历史真实的。”（余杰《狂飙中的拜伦之歌》，载《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9期。）此言不差，不过该“细读”并没给出充分证据证明被“更改”的活动和时间指什么。杨仁山开设秪垣精舍在1907年，苏在1908年10月5日于杭州《致刘三》中写有“兹金陵开设梵文学堂，今接仁山居士信，约瑛速去”和11日所写在秪垣精舍情况，查对《〈潮音〉自序》中言：“去秋，白零（柏林）大学教授法兰居士游秣陵，会衲于秪垣精舍。”“比自秣陵遄归将母，病起胸膈，濡笔译拜伦《去国行》、《赞大海》、《哀希腊》三篇”，可见，1906年已经译完上述三篇是不合史实的。黄侃说：“（曼殊）景仰拜伦为人，好诵其诗。余居东夷日，适与同寓舍，暇日辄翻拜伦诗以消遣。”（《镌秋华室说诗》，见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五）P237。）考黄侃居日时间，可知苏曼殊翻译拜伦的诗大约始于1907、1908年居日本时。现在可资为证的是1908年编选的《文学因缘》和在《民报》发表的《娑罗海滨遁迹记》中已有其所译《星耶峰耶俱无生》。
    第三、《留别雅典女郎》的译者问题。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论曼殊译诗时说：“我爱看他译的《留别雅典女郎》，我尤爱他译的《去国行》。”施蛰存编选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上海书店1991）内录署名苏曼殊译拜伦诗6首，亦含《留别雅典女郎》。现在许多引者均以这两位学者的说法为据，实属以讹传讹。该诗并非曼殊译作，在1908年苏曼殊出版的《文学因缘》内即署译者为“盛唐山民”，《〈文学因缘〉自序》中又明言“《留别雅典女郎》四章，则故友译自《Byron集》中。”故友即葛循叔，是苏同乡（《苏曼殊文集》P298注36），陈独秀《存殁六绝句》写到“曼殊善画工虚写，循叔耽玄有异闻”。1909年曼殊将《留别雅典女郎》编入《拜伦诗选》，1914年版本没有说明译者，当为施蛰存等误选的原因。
    苏曼殊不仅首先系统地向中国译介拜伦，值得称道的是他还译介了西方其他浪漫主义诗人如彭斯、雪莱、豪易特、歌德等的诗作，范围之广无人比肩，特别是《拜伦诗选》等的出版拓宽了晚清翻译文学的路子，使读者能在广阔的视野上了解西方诗歌，影响深远。鲁迅在日本准备创办《新生》时曾邀约已负盛名的苏曼殊作为同人，虽在后来的《杂忆》中有不赞成苏译笔“古奥”之意，但联系上下文，实际上他强调的是曼殊译诗对他的影响：“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往；……可惜我不懂英文，所看的都是译本。……苏曼殊先生也译过几首，那时他还没有做诗‘寄调筝人’，因此与Byron也还有缘。”而且，他还清楚地记得曼殊把译诗编入“绿面金签的《文学因缘》中”。民国时文学史家张定璜在《苏曼殊与Byron及Shelly》中评价：“苏曼殊还遗下了一个不太容易认的，但确实不太小的功绩给中国文学。是他介绍了那位《留别雅典女郎》的诗人Byron给我们，是他开初引导了我们去进一个另外的新鲜生命的世界。在曼殊后不必说，在曼殊前尽管也有曾经谈欧洲文学的人。我要说的只是，唯有曼殊才真正教了我们不但知道并且会悟，第一次会悟，非此地原来有的，异乡的风味。……唯有曼殊可以创造拜伦诗。” 1923年，杨鸿烈在《苏曼殊传》中说：“中国这几十年介绍欧洲诗歌成绩非常之坏！……现在白话诗盛行，……但介绍欧美诗歌是目前最迫切的事，我希望大家在译诗上面都要以曼殊的信条为信条。”这些文字给予曼殊译诗的高度评价，代表了当时知识青年的共同感受。从1902年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首开译介拜伦之风，到苏曼殊系统翻译其诗和1907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从理论上阐发拜伦的“摩罗”精神，再到1924年《小说月报》发行“诗人拜伦的百年祭”专号，拜伦以其现代个人的情感表达成为这个古老国度的“灵之音”，成为青年追摹的精神偶像。
    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在《鲁迅比较研究》之《鲁迅与拜伦》一章中，以对拜伦的接受为主线，给予苏曼殊高度评价，认为“鲁迅与苏曼殊切开了近代文学地平线”，此言当为知人之论。

(本文载于2006年4月《文艺报》（总25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