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当代文坛上，刘绍棠是继赵树理、孙犁之后致力于乡土文学创作的又一代著名作家。他曾说：“我要以我的全部心血和笔墨，描绘京东北运河农村的20世纪风景，为21世纪的北运河儿女，留下一幅20世纪家乡的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这便是我今生的最大心愿。我的名字能和大运河血肉相连，不可分割，便不虚此生。” （1）在其四十八年的创作生涯中，他以十余部长篇小说、几十部中篇小说、上百篇短篇小说和数百篇散论实践着自己一生最大的心愿。
    刘绍棠从十五岁起就确定了自己的创作道路，即以他的家乡为创作源泉，写他家乡的风土人情与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的历史和时代命运。在他重新获得创作权利，第一次出席文艺界聚会时即发出宣言：“一生一世讴歌生我养我的劳动人民”。他发表和出版的长中短篇数百万的小说，几乎都是写他的家乡运河滩的风土人情，讴歌他的父老乡亲的作品。特别是新时期复出以来，他已完全确定了自己的选材方向、创作主旨和风格基调。这位把运河视为母亲的作家，把一生和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为家乡粗手大脚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画像”的乡土文学创作之中，描写京东大运河畔的风土人情和时代命运。全览刘绍棠的作品，一幅幅京东北运河两岸人民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壮丽画卷展现在眼前，涉及从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阶段。在这些作品中，他勾勒了北运河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面貌，可以说是京东北运河农村历史的缩影。其小说情节新颖曲折，引人入胜，人物性格鲜明生动，地域特点和泥土气息相当浓郁，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

二

    刘绍棠小说的取材，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京东运河平原。
    刘绍棠说：“乡土文学的命根子是深入生活，要下决心在一村一地打深井，而不要昨日走南、今日闯北，明天东奔、今天西走，云游四方、露天采矿，搞几片浮光掠影，给自己的作品镀上一层彩色，那只能生产乡土文学的赝品。”（2）他还说：“我在自己生身之地的弹丸小村打下一眼深井，这便是我的创作源泉。”(3)乡土作家应写自己的家乡，这一点听起来有些狭隘，其实不然。雕塑家罗丹说过：“最美的题材摆在你们面前，那就是你们最熟悉的人物。”鲁迅先生也强调创作的取材最好来源于作家本人亲历和经历的事件。沈从文也曾说过：“我笔下涉及社会面虽比较广阔，最亲切熟悉的或许还是我的家乡和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各个支流县分乡村的人和事。这地方人民的爱恶哀乐，生活情感的式样，都各自有其鲜明的特征。我的生命在这个环境中长成，因之和这一切分不开。”的确，离开了湘西，就不会有沈从文。同样，离开了大运河，也不会有刘绍棠。深挖“一口井”的意义即在于作家可以将有限的时间和生命集中于一点，达到对生活的深入开掘和深刻了解。刘绍棠正是由于非常熟悉自己家乡的历史、风俗、人与人的关系，所以他的作品才使读者感到身临其境、自然感人。
    刘绍棠在短篇小说《红花》发表以前，很少描写描写运河风景。16岁时他发表了《青枝绿叶》、《摆渡口》和《大青骡子》以后，小说中景物描写渐增，一篇篇小说仿佛就像一幅幅水彩画秀丽斑斓。一年多后，在长篇小说《运河的浆声》和《夏天》里，这种对运河乡风水色的描写几乎达到了“工笔画”的程度。从那个时候开始到1997年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刘绍棠怀着赤子般的深情为我们描绘着280里京东运河风光，一船一舍，一草一木，在刘绍棠的生花妙笔下，无一不显露出独特的秀美姿容。淋漓酣畅地描写大运河风光景色之美，正是刘绍棠反映崭新的农村生活的主要艺术手段。
    走进刘绍棠的小说，仿佛置身于一幅幅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田园风景画。瓜棚柳巷，泥瓦茅棚，篱笆藤萝，艳阳高照，清风和煦，弱柳扶风，古榆遮阳。河汊纵横交错，水洼星罗棋布，沙岗连绵起伏，水鸟鸣啾，蜻蜓飞舞，还有光屁股戏水的顽童，裸浴的村姑，乘船的大汉，唱情歌的艺人，一切都朴素宁静，清新和谐。古运河波光鳞鳞，河面上来往穿梭着上京下卫的货船；两岸的青纱帐，飘逸着泥土香；碧绿的瓜田里，翡翠般的西瓜，金盏般的葵花，玛瑙般的葡萄……读者从中可听到运河的水声、情人的絮语，闻到田园的瓜香。这一切既不同于白洋淀，又有别于黄河畔，也异于江南水乡，和古朴的蒲柳风情相融合。
    不仅如此，刘绍棠总是把对大运河风光景色的描写，与作品前后的内容、主人公的心境和情绪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或为人物活动提供地点、背景，或为人物活动、事件发展烘托气氛，成为作品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在长篇小说《夏天》中，有一处描写春枝去县里反映意见、听取指示。为了渲染这个积极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致富之路的基层女干部的愉快心情，刘绍棠这样写道：

    她跳下炕，漱过口，洗过脸，说了一声：“娘！我到县里去了！”也没听见她娘的回答，就一直跑出去了。
    从运河上升起的透明的水气，笼罩着村庄，从青纱帐里散发出冰凉清新的刺人胸膛的气味。地头和路边一簇簇火红的野花，翠蓝的野喇叭花，都刚刚睡醒，还没有发放出它们那浓郁醉人的花香。树林里。布谷鸟已经开始歌唱。在渡口，银白的水鸟也在向远路的客人啼叫着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这就是运河的黎明，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
    春枝弯下腰去，采了几朵红的、蓝的、白的小野花，扎起插在辫根上，姑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她不再偷偷唱那撩拨姑娘的心的情歌，然而在内心却洋溢着比情歌所引起的更幸福的喜悦。

    在清新明媚、充满生机的景物描写中，处处跃动着人物的喜悦与激动，诗情画意洋溢在字里行间。
    在刘绍棠小说中，不仅有京东北运河两岸的秀丽风光，还满载着美好的民风习俗、人情世态以及富有情趣的野史传说：新春佳节大年夜，全家团圆，吃饺子放鞭炮；端午节艾蒿洗脸吃粽子，家家挂葫芦；七夕夜，天上鹊桥横驾，牛郎织女相逢，人间民女乞巧，焚香而拜；八五中秋，开瓜赏月。还有那听书看唱本，办高跷会，赶野台子戏等等。除了这些独具地域色彩的节令风俗，运河儿女表达爱情的方式也是别具一格的：望日莲把辫子绕在周檎的脖子上，云遮月每夜隔河唱情歌，柳叶眉到运河里放鹰船上为吴钩抢亲……所有这些和风光景物一起不仅共同构成了人物活动的背景，同时更蕴涵着根深蒂固的民族生存方式和执着乐观的生存观念，透露着迷人的地域文化色彩。

三

    刘绍棠主张“一生一世讴歌生我养我的劳动人民”。有着“神童作家”之誉的他一起步就显示出过人的才华。然而，天才作家往往经历坎坷。他少年成名，却被剥夺创作权力23年之久。他曾说过：“在中国作家中，我有两个‘独一无二’，一个是所有的作品都是写自己的乡土，一个是先后在一个小村（出生之地）生活了三十九年。”（4）从童年到成名之后，他遭受三灾八难，每次都是乡亲们使他死里逃生。他无法忘恩于生养他庇护他的大运河，更无法忘恩于保护他拯救他的父老乡亲。
    在刘绍棠的小说中，他以满怀感恩戴德的孝敬之心，为我们描绘了一群运河滩人。他们淳朴忠厚、吃苦耐劳、酷爱自由、不畏强暴，有着英勇奋斗的民族精神和扶弱济贫的豪侠气质。这些人物形象沉实、凝重、丰厚、精湛，支撑着刘绍棠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的大厦。
    刘绍棠的家乡通县地处燕赵一带，自古多出慷慨悲歌之士。荆柯刺秦王的故事，两千年来一直传为美谈。刘绍棠这样说过：“我的家乡农民非常豪爽仗义。久远的历史不必追述，明末清初的农民起义余波，在我们家乡直到康熙年间才平息下去。清朝末叶，义和团运动又在我家乡兴起……辛亥革命的志士，为推翻满清王朝抛头颅洒热血……大革命失败后的农民暴动，抗日战争的烽火连天，解放战争的硝烟弥漫，我的家乡大地上洒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鲜血”。这里的人民，多少年来深受侠客精神的影响，慷慨大方、舍己为人的故事比比皆是。他们喜交游，讲义气，善表达；朴实而不木讷，机智流于外向；男有侠肝义胆，女有刚骨柔肠。从早期的《青枝绿叶》、《红花》、《大青骡子》到后期的《蒲柳人家》、《瓜棚柳巷》、《小荷才露尖尖角》，刘绍棠通过一大批典型人物，以高超的艺术手法揭示出了家乡人物独有的性格和气质。在历史篇章中，他们扶弱济贫，一腔豪侠义气；在现实篇章中，他们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焕发出新的革命光彩。宝贵、春果、俞青林、春满、何梅子、耿林茂、何大学问、一丈青大娘、柳罐斗、云遮月、望日莲、周檎、何满子、吴钩、龙抬头、蔡椿井、柳岸等等，这些典型人物，有的是满腔热情投身社会主义改造，保卫新中国胜利果实的积极分子，有的是反帝反封建的英雄，有的是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的赤子；有的仗义疏财，有的勤劳勇敢，有的大胆泼辣，有的温柔善良。从他们身上，我们感受到淳朴的民风、坚韧的生活态度，与我们这个时代英雄辈出，革命和建设事业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
    人性人情具有超越国家、阶级、民族和地域的普遍意义，其表现形式却因民族、阶级、地域而异，这与描绘者生长生活的“风土”有关。尽管刘绍棠笔下的“人情”各种各样，有阶级之情、故乡之情、血缘亲情、男女之情、朋友之情、邻里之情等等，但北运河古朴的风土孕育出的多种人情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多情、重义、朴实、淳厚。他笔下的人物处处体现着赤诚相见、危困相扶的美好品格和高尚情操，复杂而又独到的人性人情被描写得分外真挚热忱、优美动人。其间，刘绍棠着墨最多、写得最成功的要数男女之间的爱情。那通惠河的跳水殉情，青纱帐的滚打戏闹，柳稞地的谈情说爱，葡萄架下的窃窃私语，运河边的歌声传情……运河儿女们爱得刚烈仗义、爱得缠绵动人、爱得真挚热烈、爱得朴实智慧。这些都非燕赵风土、运河人情莫属。正所谓“风土陶冶人情，人情美化风土”，孕育着这样至真至纯人性人情美的热土无疑是令人向往的。
在刘绍棠为我们塑造的人物长廊中，最光彩照人的是这大运河女儿形象，如井兰子、春枝、银杏、望日莲、青凤、春柳嫂子、柳叶眉、蓑嫂、陶红杏、杨天香、花碧莲、水芹、火烧云、挑帘红、黄莲、春雪、云桂香、碧桃、蛾眉、谷玉桃，等等。这些土生土长的普通农家女儿勤劳善良、豪爽刚烈、多情重义、聪明智慧，对爱情忠贞不渝，为正义和真理可以献出一切，是真善美的化身。在她们身上，集中表现了令人敬佩的人性人情之美，带有崇高美的色彩与震撼力。《碧桃》中的女主人公碧桃就是典型的一个。小说为我们讲述了她见义勇为，不顾流言蜚语，替被打成“叛国者”的归国华侨知识分子戈弋，抚养一个两岁孩子的动人故事。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一个未出嫁的农村姑娘抚养与己无关的孩子，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而且，在这些女性形象上，也体现出浓郁的运河味儿。小说《花街》中对蓑嫂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写：“她虽是快四十的人了，可是一条风吹日晒的身子仍然丰满茁实。摇橹划船，撒网收网，挑担走路，仍然像风摆杨柳一般轻盈袅娜……”摇橹、撒网、挑担，本是男子的活儿，可是运河边上的农妇却样样拿手，这就画出了运河边上农妇的本色——聪明、能干、勇敢、耐劳。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环境，锻炼得她们更结实、更健美，浑身上下充满着青春活力。
    女性的命运一直是文学作品常常表现的主题，但通常表现的是女性的不幸，直到《红楼梦》，才第一次刻画了女性的才智，不过，其所表现的主要还是名门望族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对下层劳动妇女只是偶尔捎带几笔。五四以来，茅盾、巴金、曹禺等现代作家，扩展了表现女性的范围，但仍未克服这一局限，劳动妇女始终未能在他们的作品里占据主导地位。延安文艺运动以后，表现普通劳动女性的作品增多了，但作家着重突出的是她们的英雄业绩，而很少描写其才智和灵性。这种情况在孙犁的作品中有了很大改变，但直到了刘绍棠的大运河文学体系里才得到了彻底的改观。他以七百万字的宏伟规模，不惜笔墨专门描写、赞美普通劳动妇女的智慧与才干、道德与情操，为其在文学作品争取应得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他对当代文学的特殊贡献。

四

    刘绍棠小说的表现形式，也深受着京东运河文化的影响，体现出他浓厚的文化意识。既正面弘扬了运河文化，又见出作家完整的个性人格，开创了具有“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的“运河文学”体系。这突出体现在语言运用上。
    语言是思维的直接显现。对一个作家来说，语言既反映他的生活、情感，也反映他的观念和技巧。刘绍棠运河文学的语言根基，不仅有京东北运河农民口语，而且也有民间艺术语言（评书、曲艺、地方戏等）；不仅受古代诗词文赋语言影响，而且还有外国小说诗歌因素。刘绍棠的高妙之处，在于将这四种语言融汇成独具个性风格的运河文学语言。刘绍棠说：“我运用农民口语时，常常以古典诗词和散文为示范，斟字酌句，推敲归整；希望能够多一句不说，多一字不写，句子要短，字要精当”。（5）这句话道出了他的“融汇”的过程。运河文学语言的“融汇”，是以农民口语为基础，用古代诗文规范去炼字、炼句、炼意，以民间艺术去润色其音韵，加强表现力，并借鉴外国文学语言细腻深刻的优点，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
    在语言运用上，京东农民口语是“运河文学”语言的主体，因此刘绍棠作品的语言，从人物对话到叙述语言，极富乡土色彩。《蒲柳人家》里作家有这样一段描述：“这个女人半百了，却人老心不老，一心要打扮得‘娉娉袅袅十三余，荳寇年华二月初’。她描眉入鬓，鬓似刀裁，搽胭脂抹粉，脸上桃红李白。要想俏，女穿孝，她爱穿一身月白；三寸金莲凤头鞋，走起路来扭扭捏捏，两只长长得的耳环子荡来荡去打脸。她本来长着一双巧手，却吃馋了，呆懒了；平日横草不动，竖柴不拿，油瓶倒了也不扶。” 这段文字通俗自然，似闲谈拉家常，又似艺人说评书；既保留了民间的口语特色，又经过了作家精心提炼，一个豆叶黄老来装俏，妖妖骚骚，好吃懒做的形象跃然纸上。他自己说：“这二十年来，我跟乡亲们朝夕相处，劳动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每日言来语去，耳濡目染，说话用词儿，发生了变化；反映在我的小说中，写人物对话，运用了大量新鲜活泼而又具有个性的口语。”他在自己的一些散论中，也常提到“自幼接收民间故事、小曲、评书、年画、野台子戏……的熏陶”，业余爱好是“爱听京剧和许多地方剧种”。他认为：“评书的套话，艺术性很低，但是评书艺人在叙事、状物和人物对话上，使用最富声色、形象和夸张的口语，吸引了听众，小说作者应该学习评书艺人使用口语抓住听众的本领。曲艺也是如此。地方戏的最大特色是浓郁的生活气息，主要是依靠语言的生动活泼和个性化”。(6)
    家乡人民的口语简洁明快、通俗幽默、富于表现力，充满着浓厚的乡土气息；民间艺术语言朗朗上口的韵律、生动有趣的表述方式，这些都已化入其小说中，形成一种雅俗共赏，带有传统说书味和地方口语味的民族语言。其特点：一是行文简洁，喜用短句，辅以长句，干净利落，但并不抽象；二是善于运用比喻和夸张。“农民口语的最大特点，一个是具体，一个是形象。即便是对于比较抽象的事物的描述，也必定给予具体生动的形象比喻，使人感到看得见，摸得着。”（7）刘绍棠小说中的比喻新颖别致，精警深刻，鲜活贴切，恰到好处，为作品增色不少。比如：“眼下跟人家打交道，一支烟就是一座过河的桥”。农民口语中有喜爱用夸张的习惯，刘绍棠是个典型的乡土作家，夸张的手法在他作品中运用得颇为成功。如“两家人出门见面，路上相遇，头上碰撞个青包，谁也不抬一下眼皮。”这是一种程度上的夸张，说明邻里隔阂之深，具有幽默诙谐的情趣。我们再看《瓜棚柳巷》中的一段描写：

    “大婶！快把手铐脚镣砸开，逃命吧！”柳梢青焦急催道。
    “不必！”这位人高马大的投河女人抹了抹嘴，深深吸了一口气，咬住嘴唇，全身叫劲，猛地大喝一声，两臂伸张，双脚叉开，只见那手铐和脚镣的铁链，一环一环地碎裂了；然后，两手五指并拢，就像柔软无骨，从手铐里抽了出来，双脚又一顿地，脚镣也绽开脱落了。

    这武大师姐仿佛《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力气大得惊人。夸张的语言运用为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凭添了传奇色彩和浪漫气息。
    对于刘绍棠的“运河”语言，孙犁曾给以极高的评价：“绍棠幼年，人称卓异，读书甚多，加上童年练就的写作基本功，他的语言功力很深，词汇非常丰富，下笔恣肆汪洋”。这个评价应当说是中肯的。

五

    走进刘绍棠为我们构建的运河小说世界，目睹着水彩画油画般的蒲柳风光，体验着京东运河水乡浓郁地方特色的民俗，经历着京东农村从三、四十年代到新时期北运河儿女可歌可泣的斗争史和改天换地的奋斗史，我们时时处处感受到刘绍棠与大运河那血浓于水的母子亲情。1992年5月27日，北京通县人民政府授予刘绍棠“人民作家，光耀乡土”的铜匾，这对倾其毕生精力和才华讴歌运河、讴歌父老乡亲的他来说，应该是最大的赞誉和满足。

【注释】：
（1）(3) (4) (5)（6）（7）刘绍棠：《乡土文学四十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第3、96、 2、138、134、136页
  （2）崔志远、龚殿舒《运河文学体系论》，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4年，第512页。

（本文刊于2005年《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