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所以面对重大时弊，文学家不可能视而不见。从这个意义上说，刘震云对权力腐败现象的解剖和描绘，应该是他完成了自己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自创作初期起，批判权力腐败就是刘震云从未间断的自觉的文学行为。
    《塔铺》是刘震云由模仿转为有特色创造的标志，其中对权力腐败的批判以后初露端倪，因为王全说，他来参加高考，主要是看到“地方上风气恁坏，贪官污吏尽吃小鸡”，想着“将来一旦放个州府县官啥的，也可来治治这些人。”在《新兵连》中刘震云对权力腐败有了清醒的认识，确立了自己的文化批判立场。老肥在车上尿了排长一裤子，分配床位时就被安排在了门口；军长“那么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头子”，却“是一个大流氓，医院里不知玩了多少女护士！”《新兵连》对军队权力场的不良现象的揭示体现了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单位》、《一地鸡毛》不仅真实表现了普通人当下的生存本相，揭示了现实生活权力腐败现象，还更加重视对“权力意识”扭曲人性的批判。《单位》写了“单位”这种权力密集型官僚网络对人的异化。个性使小林四处碰壁，悟透人生游戏规则之后终于变得成熟了，不仅可以忍受女老乔的狐臭和变态的折磨，还主动地屈辱地为张局长搬家、刷便池。《一地鸡毛》则写出了权力网络向社会家庭的延伸，老婆坐上了班车是沾了厂长小姨子的光，女儿入托是跟人陪读，连查水表的瘸子老头也在滥用他那可怜的权力，他一不高兴就给整个门洞停水。但当有一天瘸子老头有事求到小林时，而只需举手之劳的小林居然也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贿赂。刘震云指出世俗权力之所以无法抗拒，是因为它延伸到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们自觉认同权力不仅仅表现在随时屈从它迎合它，而在于一有机会就会使用它。
    刘震云80年代作品所揭示的权力腐败，已从单一的政治批判转向对权力本身的反思和对权力的文化意识、权力的价值观念以及权力对经济的关系的多方位思考。在《官场》、《官人》中，特权、官本位和权力交换等问题得以特别关注。金全礼被提拔成副专员，平时和他不对劲总闹别扭的县长小毛马上热情百倍，，由“老金”改口为“金书记”，而且亲自安排了一个隆重的欢送会；金全礼常去吴专员家请教，吴专员说话他马上拿出本子记上，弄得老吴挺感动，老吴便暗示金全礼接班；陆洪武对省委书记的到来惶惶不可终日，还不是与自己的位子与前途息息相关？《官人》中八个局长的“窝里斗”，争的也是位子。这可谓是对“官本位”一针见血的描述，它揭示了受到腐败污染的人们的文化意识、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对权力腐败所起的作用。权力是一切异化的根源，它不仅使厅局们明争暗斗，也使平头百姓见风使舵。刘震云这个时期的作品之所以受到关注，相当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对权力腐败的正视和批判。
    20世纪90年代，刘震云对权力意识、权力作用和权力构成从现实和历史两个角度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深入地解剖，揭示了权力腐败的关键作用和重大危害。《新闻》是刘震云关注现实的作品。记者利用新闻舆论的权力腐败了一回。新闻舆论的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博弈中还是处于弱势和下风。省长的到来不但使这一干子京城记者受到冷落，并且还把采访团成员住的房子“临时腾出来两间给省上的人（省长的随从）住”，连个招呼也不打。不仅如此，省长的到来还带来了省常委会的意见，不仅决定了人事的调动，也决定了新闻报道的主题。
    由于我们面对的自然和历史无可挽回的颓废和破碎，使写实的甚至包括象征的手法都不可能真实地表现国人对历史和现实、自然和世界的感觉。所以有必要将历史与现实、写意与写实、狂想与笃定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体现作家对历史、人生、文化诸方面的独特思考。90年代，刘震云以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完成一系列以故乡命名作品，这些作品在表层结构的行为模式上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事件，对以故乡为象征的民族历史文化进行审视，展现一个接受了西方文明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自我的清醒体认和批判，进一步揭示权力腐败对民族生存、民族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危害。
    《故乡天下黄花》中“争斗”是核心事件。孙李两家世代仇杀，是谁当村长的问题；而为了一个小小的村长宁可送命也在所不惜，是因为谁有了村长的头衔，谁就可以为所欲为。争权斗争的目的或仇杀的目的在于权力到手后的挥霍，鲜血换来的权力将加倍地得到补偿，这是高度专制体制的逻辑，权力的调整意味着利益的再分配。《故乡相处流传中》，刘震云无所顾忌地讲出了他眼中的历史与政治：历史和政治不过是几个特权人物掩盖一己目的的幌子。曹操、袁绍的官渡之战，只不过是为了争夺对沈姓小寡妇的性特权；慈禧太后下巡，说穿了不过是寻找旧情人，重温鸳梦。孬舅当支书，大跃进办食堂安排两个炊事员，后来撤掉一个，只剩下了肯和自己睡觉的曹小娥，再后来曹小娥也撤掉了，因为粮食少到连一个人也吃不饱的地步，“再支书也是间接，不如直接当炊事员”。更为可怕的是国人对特权的认同，曹丞相日理万机，多个捏脚的，多玩几个妇女，大家都想得通：二十万大军一律不准强奸民女，延津几十万人，管一个丞相连吃带日，还管不起？这不算“生活特殊化”。奴性与欲望紧密相连，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杂然共处，矛盾统一于同一文化根性之中，在戏谑的反讽中，作者展示出权力对国人的影响力，揭示了权力的实质，清晰地呈现出深沉的文化反思和批判意识。《故乡面和花朵》是刘震云此前作品所思考的人生与历史问题的集大成者，体现了作者对历史与日常生活、想象与现实存在等诸多问题的深层思考。刘震云拨开历史庄严的面纱从而揭示出历史的本质：历史是由一个一个的“关系”包括“正当关系”“非正当关系”的相互转化和交替：“一些现实如20世纪90年代，美国军队中已不再歧视同性关系。在冷冰冰的原则面前，对关系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可见改变的不是关系现状本身，而是对关系的看法。如何改变这“关系”的看法，内中便蕴含着一场争夺话语权的激烈斗争。谁争夺到了话语权，谁的“关系”便成为正当的。所以当“世界恢复礼仪廉耻委员会”秘书长刘老孬在丽晶时代广场面对“同性关系者回故乡”的话语挑战时，便预示着异性关系话语的正当性地位产生了动摇。在势不可挡的同性关系运动面前，原本正当的异性关系变得不正当起来。在《故乡面和花朵》中，刘震云不但反思了民族文化和民族生存问题，还特别关注了权力腐败问题，即揭示了权力腐败对民族生存、民族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危害。
    如果说批判权力腐败是刘震云作品的时代反映，那么其社会意义和审美意义就有反腐倡廉的价值。刘震云的作品具有独特的审美侧重和审美倾向：无论是批判社会中的权力腐败还是揭示官场官员的权力腐败，都很少描述“反腐斗争”和塑造“反腐英雄”，而是通过揭示种种权力腐败的危害来间接说明反腐的必需，直面现实尴尬和勇于揭示重大矛盾，体现出了强烈的批判意识。
    刘震云的作品是具有现代意识上对生活尊重和对人生、人性的深层审视力量的，但他并不反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再现，只是否定和反对再现中过分追求典型意义而导致的作品情节的故事画等简单的模式，尤其反对观念的直露。刘震云在传达观念时不是用感觉和体验，也不直言提出，而是通过还原生活来完成。这里的还原不是无意识地还原，而是在观念规范下有意识地还原。刘震云有意识地选择了生活中琐碎的一切，通过“照相式复制”的手段含蓄地表现国人无奈的心境，以“生活流”的叙述方式率直地现实生活中种种习非成是的生活现象，在不动声色、不露痕迹中指斥现实，针砭时弊，让读者在不经意中受到惊悸和震动。
    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相比，刘震云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似乎还摒弃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创作原则，而是不加任何矫饰地从生活中打捞出来活脱脱的人和事，使之直接进入到读者的审美视野，这就真正从本体意义上揭示了生活，触及到国人的灵魂，把一切诗性生活的附加装饰剥蚀得干干净净，将“生活化”推向了极致，从而揭示出权力支撑一切的生活环境和时代背景对人的性格、思维方式、心态的影响，以及对人的文化素养、思想观念的文明进程的遏制。刘震云以冷峻深沉的笔调立足国人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写出了环境的强大和人物的渺小，逼迫着读者去审视自己早已司空见惯的日常平庸的生活。也正是这种表层真实后面隐藏得更为深刻的真实，能够引起读者心理上的认同，心灵上的共鸣乃至震撼。
    刘震云的作品虽然没有颂扬心怀百姓、正气凛然的公仆形象，没有直接揭示腐败而显示反腐斗士人格光彩的一面，但却显示了对权力腐败的关注，并大量触及到体制问题、官场现象和权力的不良，揭示了盘根错节的官场矛盾和与腐败相关的人物的素质问题，注意到了腐败的文化根源和社会复杂性，而且是以生动形象的审美方式和艺术良知来反映反腐斗争的，所以理应受到我们的肯定和关注。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05年 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