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桐城派研究走向

    桐城派研究角度的纯文学化是20世纪研究的普遍现象。姜书阁《桐城派评述》、周中明《桐城派研究》、港台学者叶龙《桐城派文学史》、尤信雄《桐城文派学述》等专著均如是。实际上，清代中叶，辞章之学仍是传统学术的组成部分，尚处于杂文学状态；桐城派杂侧学坛的史实和文章既“述学”又“载道”的功能决定了研究视角转换的必要性。近五年以来，王达敏、钱竞、汪春泓、陈文新等发表论文对桐城流变及相关研究时，均不约而同将学术目光投向乾嘉或晚清学坛，聚焦于学坛要案汉宋之争或汉宋之争的余波上。其中较为突出的是王达敏的研究，其在学术史层面上重新审视桐城流变问题，认为纯文学的视角使“探索与阐述桐城派形成与发展的根源时，便不能不偏离最本质的核心问题”。作者围绕姚鼐成学经历，考索、阐述桐城派创建的实际过程：清代中叶，乾隆帝学术宗奉的重心从清初的尊宋潜移到崇汉，同时，飚起于民间的汉学因受帝王崇重迅速走向极盛，受学坛大势影响，姚鼐亦将学问的重心从早年沉溺的辞章转向经学考据。但尊仰宋学的立场又使得姚鼐在从事考据的过程里，在与戴震关于义理、考证、文章学问三事相互关系的辩难中，萌生了独立意识，告退汉学大本营四库馆，编纂《古文辞类纂》，构拟桐城文统，指示古文门径，组建桐城队伍，以与汉学相抗衡。至姚鼐晚境，以宋学为旗帜的桐城派方自成一军。学术史层面的研究，使王达敏等人跳出20世纪桐城派研究的叙述模式，翻学界成说，揭示了“促使姚鼐走上创派道路的时代的学术斗争及汉宋之争的深刻根源”，凸显了姚鼐创派的艰辛历程，阐述符合桐城派存在的原生状态。
    近五年桐城派研究阐释途径的选择是把问题较严格地放进历史的进程中去考论，而不同于20世纪通常采用的政治文化背景、作家生平思想、理论主张及创作特色的“三段论式”。阐释途径由逻辑向历史回归，使得一些以往的叙述所遮蔽的文学史实得以彰显。例如20世纪桐城流变研究中桐城统系的建构一直以方苞为起点。王达敏以大量第一手资料证明了桐城派是姚鼐及其弟子以师承为纽带而结成的文学派别，非始自方苞的“小型社会团体”。作者在考论清代中叶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关系这一争论焦点问题时，注意到乾嘉与嘉道之际争论重心的不同。作者指出：乾嘉之际，汉学极盛，力反宋学，争论核心是义理与考据之辨，辞章凋敝不在话题中心；嘉道之际，学坛形成以汉学为主其它各家为辅的多元格局，争论的核心问题也从义理与考据之争转移到考据与辞章之辨。将问题较严格地放进历史的进程中考论，才能准确把握命题的不同语境及问题实质。一些史家说姚鼐作于1775年初的《登泰山记》是姚氏1796年提出的义理、考证、辞章三者兼收理论的典范体现，将相隔二十余年的实践与理论混为一谈，作者以几近编年、严谨细致的研究方式发现并纠正了不恰当的判断。汪春泓亦是以历史进程考论问题，汪文评价《选派》与桐城派文章正统之争，首先注意纷争展开的时空背景和实际情形。文章围绕三家“龙学”比较其文学思想，使我们不仅看到刘师培、黄侃反对桐城文论的态度，更清晰地看到了刘师培、黄侃或源于家学、或源自师承的反桐城态度之形成。作者扎扎实实地辨析了姚永朴汉宋兼通、发展桐城文论的理论贡献，在此基础之上对两派纷争所作的评价颇令人信服： “《文选》派比姚永朴持论就显得偏颇一些。黄侃……对于姚永朴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
    近五年桐城派研究充分利用了作家文集、年谱、笔记、日记等原始材料。如王达敏研究桐城流变，除利用上述材料，还特别注重对正史文献的徵引。历史文献的运用使研究者史学的描述、考证、解释之取向落到了实处，也使一些观念先行下的主观评判得以再认识。例如20世纪桐城派研究中因康熙将程朱理学定为清廷的主流意识形态，而方苞提出了“学继程朱”的行身祈向，故被认为“确切无误地属于清王朝文化政策的历史产物”，“一开始它就是直接或间接为清代政治服务的”。王达敏清晰地分梳、勾勒、证明了被康熙定为一尊的程朱理学的地位至乾隆朝的变化情形。约从乾隆十四年诏举经明行修之士始，乾隆因程朱理学主体学说中的部分内容(特别是程颐的夷狄之防论)严重妨碍了异族专政，而一再谴责之；汉学以汉儒冶学的方法回归原始儒学，觅求圣人义理，而受到乾隆的崇重。易言之，乾嘉学坛乾隆支持的是汉学而非宋学。

(本文载于《文艺报》2005年3月24日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