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拉德小说中的异国形象

    康拉德在自己的小说中塑造了许多“异国形象”（此处指作为西方的“他者”的非西方人形象），这些形象大都有一个相似的特征：沉默。这里所说的沉默，不是指小说中人物由于性格、环境或生理等原因而不愿、不敢或不能说出自己的话，而是指作者没有让他们说话，或如齐努瓦·阿切比所说，是作者没有赋予他们以“语言能力”。
    阿切比是在评论《黑暗的心脏》时指出康拉德作品的这个特点的。他说：“显然，康拉德不可能赋予非洲的‘这些未开化人’以语言能力，那些人不是说话而是发出‘粗鲁的模糊不清的声音’。即使他们之间也只是‘相互交换着短促的嘟囔声”。【1】其实，这样的情况不仅出现在《黑暗的心脏》中，在康拉德的其它作品中也不难发现，如在《台风》、《走投无路》等作品中。这些例子中引人注意的是，康拉德让他笔下的这些“异国形象”发出了“声音”，但却没有让他们“说话”。《台风》中的二百多个中国苦力在小说中只会“咕哝和嗥叫”，只会发出“响亮的嘁嘁喳喳”声音；“忽然间，一个苦力开始讲话了，……他伸出一只胳膊，嘴张得象个黑洞，喉咙中发出难以理解的呵斥声，似乎并不属于一种人类的语言，”【2】《走投无路》中撑摆渡船的中国人也只是“从他毛糙的喉咙深处粗鲁地咕了一声，表示同意”，【3】他们都不会“说话”。《走投无路》中的那个马来人水手长在白人面前“说话”了，但他的说话仅限于驾驶船只航行的技术层面，一旦触及与白人的个人关系层面，他马上进入“失语”状态：在找白人船长求职时，他只会“默不作声地挡住了路，……一声不吭地向上瞟了一眼”。令他感到幸运的是，白人船长的“眼光亲切地落在他的身上”。【4】于是，他被录用了，但这个过程中没有语言的交流。康拉德作品中的这个特点引起了包括阿切比在内的许多人的注意，人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力求为此做出一定的解释。
    导致一个西方作家的作品中出现“沉默的他者”形象的原因，可能会是很复杂的。这其中应包括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个人独特经历的等各种因素。但大致来讲，这原因又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况：一，因为不了解，所以不知道怎样让他们说话；二，因为他们在作品中是配角，所以不需要让他们说话；三，因其它原因，认为他们在作品中不配说话。而具体到康拉德来说，他是属于哪种情况呢？
    康拉德做过近二十年海员，期间他曾随商船到过世界上许多港口，足迹几乎遍及五大洲。据此，有理由假设他对他小说中所描写的异国形象有一定程度的直接接触和了解。许多关于康拉德的传记作品也证实了这一点。但即便他没有这种直接经验，也不妨碍他在作品中对异国形象进行描写。以研究异国形象为主要任务的形象学中有一种较流行的观点：“此类观点将对异国的文学描写视为一种创造或再创造”，认为，“一个作者并不去看异国，而是根据自己的体悟来创造它”。【5】按照这种观点，一个作者即使对异国形象不了解，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体悟来创造”它们，那么，对康拉德（以及所有作家）来说，上述三种情况中的第一种情况(不了解他者)就不能成立，因而可以被排除。
    描写在殖民地生活的西方人是康拉德作品的一个重要内容。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在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势力膨胀的背景下，欧洲文坛上出现了一大批描写殖民地生活和“异国风情”的作品。康拉德正是在这一时期展开他的创作的。但与那些仅着重渲染异国风情或大力鼓吹殖民扩张的作品不同，康拉德的作品尽管也以殖民地为背景，但他最感兴趣的却并不是异国风情，而仍是西方人，是那些以殖民官员、贸易代表、西方公司职员等为其个人身份的西方人在一个与西方完全不同的自然、文化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在《进步前哨》、《黑暗的心脏》、《走投无路》、《台风》、《吉姆爷》等以殖民地为背景的作品中，西方白人都处于叙事的中心，作品的叙事也主要在于描述这些白人在“异国”环境中所遭遇的种种内心考验以及他们或坚持或沉沦的心路历程。某种程度上，康拉德是把“异国”当作实验场，用环境和背景的改变来进一步考查西方文明的实质。也可以说，康拉德是把“异国”当作一面镜子，让西方人用以反观自身，反省自我。从这个角度说，“异国形象”在康拉德作品中只是以“配角”身份出现的。
    配角的作用通常只是为主角作陪衬，以使主角的某些方面特征更突出。阿切比认为，“由于西方人心中的一种愿望，也可以说是一种需求，即把非洲看成是欧洲的陪衬物，一个遥远而又似曾相识的对立面，在它的映衬下，欧洲优点才能显现出来”。【6】应该说，阿切比的话正确地指出了康拉德作品的一个方面。在《台风》、《吉姆爷》等作品中，“异国形象”的在场，确实衬托了西方人的“优点”:和二百个乱哄哄挤做一团、为争银圆而打得不可开交的中国苦力相比，“南山号”的麦克惠尔船长显得那么理智、镇定、充满了尊严；在巴多森那些愚昧胆小的土著群氓中，吉姆凭着他的高贵和勇敢，也像一个超人一样鹤立鸡群，以至于被当地人恭称为“吉姆爷”。也许可以说，这些西方人形象所体现出来的优点，是一种“比较中的优势”，其形成往往是靠“他者”的衬托才能得以实现的,而康拉德的小说就提供了那些起衬托作用的“他者”。但值得注意的是，康拉德作品中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在《进步前哨》、《黑暗的心脏》等作品中，康拉德也把“异国形象”当作白人主人公的陪衬，不过在这里他们所衬托出的，却并不是西方人的“优点”,某种程度上,在“他者”背景上展示出来的, 更多的是西方文化自身的缺陷, 是西方人内心的黑暗。西方人自身的某些“缺点”,（如凯亦兹、卡利尔的无能，库尔兹内心的“黑暗”），有时候也需要在一个与己相异的环境中才会充分显露出来，而康拉德也为这种显露设置了所需的背景条件。【7】康拉德作品中的这两个方面，尽管显示了他在对待“他者”与西方自我关系问题上的矛盾复杂态度，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他主要是把“异国形象”当作配角来对待的，他们并不处于作品的中心。因为是配角，所以，不需要让他们说话。
    从分析叙事着重点的角度来指出“异国形象”的配角地位，可以为他们的“沉默的他者”特点做出解释。但是，仅由此而放弃对康拉德个人倾向的注意也可能导致判断的片面性。本文前面列举的导致“沉默的他者”出现的第三种情况（认为他们在作品中不配说话），在康拉德的作品中其实也可找到相对应的存在。
    读过《台风》的中国读者恐怕都会对康拉德在小说中如何描写中国苦力留下深刻印象，而小说中船长的表现尤为引人注意。“‘旅客？’船长很纳闷。‘什么旅客？’”这是当小说中的大副提到“旅客”时，麦克惠尔船长表现出的迷惑。一旦得知“旅客”就是指船上的中国苦力，船长才明白，“是那些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照直说呢？没弄明白你是什么意思。我从前从来没听人把一批苦力称为旅客。”【8】这是船长对船上二百多中国人的非常“朴素”的看法。其实，自从中国人上到船上后，船长就不断地看到他们在船上四处走动，可是在他心目中，这些中国人不过是一批会活动的、由他负责运输的货物，而不是他的同类，根本不需要他为他们的安危担心。因此，在台风将临的关头，他对大副竟会想起这些中国人而“显得十分迷惑不解”：“你怎么想起那些中国人来了？” 尽管反应迟钝是这个船长的突出性格特征，但这迷惑中包含的潜台词却也再明显不过地显示出这个船长心中的轻蔑。当然，说船长的态度就代表了作者康拉德的倾向，可能会显得有些武断，但小说随后浓墨重彩描绘的中国苦力在昏暗颠簸的底舱为争银元而扭打作一团的景象，却着实暴露了康拉德自己对这些“异国形象”的真实态度。那是一群疯狂、变态、丧失理智、歇斯底里的扭曲的人形动物，正在如但丁描绘过的地狱般的场景中互相厮打、互相吞噬着。“看到这么多憔悴、疯狂的脸聚在一起，使你感觉很不舒服”。“人们都说中国人是没有灵魂的”。【9】读到这样的描写，人们就有理由说，康拉德让他笔下的“异国形象”保持沉默，并不仅仅因为他们只是配角，而且还因为他认为他们是野蛮的、低等的，在文明与高贵的西方人面前，他们不配说话，只能沉默。当然，康拉德并没有如某些西方殖民主义者（如茹尔斯·哈曼德，见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三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那样直接说出类似的话语，但他作品中的具体描写，却引导着人们合乎逻辑地做出类似的推论。
    《台风》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类似的情况在《吉姆爷》、《走投无路》等作品中也时常可见。康拉德作品中出现的这种情况曾使一些喜爱他的作品的读者感到尴尬和迷惑，因为，无论从其出身波兰爱国者家庭这一背景的角度还是从其多年异乡漂泊的个人经历角度来考量，康拉德本不应该对处于殖民强权下的弱势“他者”采取如此态度。波兰民族长期遭受异族侵略统治与奴役的屈辱历史，父亲因反对沙俄占领而遭流放、父母因之过早去世的家庭悲剧，自己童年在流放地度过的艰苦岁月及长大后流落异乡的坎坷辛酸，这些因素都在康拉德的心灵成长过程中产生着巨大影响，在塑造康拉德这个小说家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因素也赋予他的作品一种反对专制暴政、维护精神自由与人性尊严的内在品质。这种品质不仅在诸如《在西方眼睛注视下》、《诺斯托罗莫》等作品中都得到较充分体现，而且在《进步前哨》和《黑暗的心脏》等以殖民地为背景的作品中也常有表现并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在《黑暗的心脏》中，他以揶揄的笔调描述法国军舰向非洲丛林中假想的土著营地开炮的场面，黑色幽默似的语言中透出对西方列强暴力殖民的反感；他对西方人的殖民行为给非洲黑人带来的灾难性毁灭的惨景的描述，（那些被非人的劳役折磨得奄奄一息的黑人像幽灵一样躺在树荫下等死，这景象“恰像一张描绘大屠杀或是大瘟疫的图片上所画的那样”。【10】）非常令人震惊，也显示出他本人对这种行为的厌恶与否定。正如约翰·A·麦克鲁利指出的那样，在“亲眼看到欧洲入侵者的残暴行径及他们对受害者应承担的罪责后，马洛（《黑暗的心脏》中的叙述者）陷入了深深的困惑”。【11】而马洛的困惑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康拉德自己的困惑。康拉德作品中的这些描写，常被人引用来说明他的人道主义立场和反殖民主义的态度。应该说，仅以这样的描写来说明康拉德的人道主义立场和反殖民主义态度是能够成立的。但是，康拉德的作品并不这么简单，他的内在价值取向也是矛盾复杂的，在他对西方殖民扩张进程中的罪恶进行谴责的同时，人们看到，他的作品中也出现了“沉默的他者”这样的形象，两者的同时存在形成了一种矛盾。这种矛盾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从康拉德涉及殖民地的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在把西方殖民主义或西方殖民扩张当作一个整体对象对待时，康拉德往往采取较为理性的审视态度，表现出鲜明的批判与否定立场。他质疑西方殖民运动的真实目的，让他作品中一个美国大亨说出西方殖民者的真正追求，这个大亨说：“从合恩角直到史密斯桑德，或更远，只要一有值得占有的东西出现，哪怕远在北极，我们都会在一切领域内发号施令的……我们将从从容容地将地球上偏远的岛屿和大陆全都控制起来。我们将打理全世界的事务，不论世界愿意与否。它别无选择，而我们也别无选择。”【12】他在作品中以一条非洲大陆上在建的铁路作为西方殖民事业的象征，这条铁路在不死不活地修建着，路两旁是成堆生锈的铁轨与腐烂的机器零件，而与之相伴的，是成堆黑人奴隶的白骨，这里丝毫见不到西方殖民者许诺的进步与文明。他让西方贸易货栈中“不值钱的棉布，玻璃珠子，和运到黑暗深处的铜丝”与库尔兹手中镇压土著非洲人的火枪交互辉映，（见《黑暗的心脏》）揭露西方殖民扩张进程中充斥的欺骗与暴行。康拉德的这些描写，大都可以看作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而对强权与不义的谴责，对弱者与被损害者的同情和怜悯，显示出西方传统人道主义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也显示出他独特的出身背景与个人经历在他做如此道义判断时产生的潜在影响。公平地说，在理性层面上，康拉德基本上保持了一种清醒的判断，他以一个正直作家的良知，在作品中对西方殖民主义进行了人道主义式的批判。但是，作家的创作并不总是在理性的层面上展开的，许多理性之外的因素在作家的创作中也往往产生很大影响。在讨论康拉德作品中“沉默的他者”形象时，就应该注意这方面的影响，特别是西方殖民主义话语所造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西方殖民主义话语体系是随着西方的殖民扩张进程的发展而建构起来的，而西方的殖民扩张进程又是在西方社会自身加快近代化、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下展开的。从文艺复兴后期开始，相比世界其它地区，已经开始了近代化、现代化进程的西方，在经济建设、军事实力、科学技术研究以及社会制度建构等方面，逐渐具有了先发展的优势，这些优势不仅被殖民主义者用来锻造出推进殖民扩张的物质利器，也被他们用来建构了一套为他们的殖民扩张服务的话语体系。欧洲中心、西方先进、白人优越、以及殖民进程传播文明等观点就是这套话语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尽管这套话语的实质是为西方的殖民扩张寻找理论依据、涂脂抹粉，背后掩藏着对“他者”的片面歪曲和强词夺理的强权逻辑，但由于长时期内世界其它地区在经济实力、科技发展等方面与西方确实存在较明显的差距，因而，先发展的优势使得这套话语仍具有较大的迷惑性或“说服力”。几百年来，这套话语在西方社会不断发展、流传、被许多人接受，并一步步融入西方文化的各个层面，逐渐在西方人意识深处构建了关于殖民地、关于东方、关于非西方民族的“社会集体想象”。欧洲中心、西方先进、白人优越等观点，是支撑这个社会集体想象的重要支柱。
    作为生长于西方文化中的作家，康拉德接受了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优秀传统并将其融入自己的创作中，这点本文前面已有简单论述。而同时，几个世纪来在欧洲也大有市场的殖民主义话语显然也对他产生了影响。一个例子可以为此做出说明。在写于1899年的《拯救》的手稿中，他曾用“那些默默无闻的文明的引导者中的一员，在进步发展过程中，他们是管理者、勇士、创造者……”这样的语言来描述作品中的一个帝国主义者。【13】尽管在《拯救》的正式发表版本中他删去了这一段描述，以后也再没有公开讲过或发表过类似语言，但这段描述的曾经存在毕竟使人们得以一窥康拉德意识深处一个隐蔽的角落，在这里，殖民主义话语的影响悄悄地潜伏着，即便康拉德本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种影响在他心中的存在，但类似《台风》中那样的描写的出现，说明这种影响时时在暗中发挥着作用。在理性层面上，康拉德能够认识到殖民主义者对“他者”的侵略、掠夺与杀戮是不义的、是罪恶和反文明的，所以他自己删去了上面提到的那段描述。从人道主义出发，他对遭受掠夺与奴役的“他者”表示了同情与怜悯。然而，这些“显性的描写”并不说明他能够从心底里真正把那些“他者”当作与他平等的人看待，也不说明他能站在“他者”的立场来体会西方殖民主义扩张所带来的屈辱与苦难。可以说，在情感层面上，在“隐性的描写”中，康拉德并没有也不可能达到与“他者”的真正沟通与互相认同，溶入许多西方人血脉中的那份优越感也把他“隔”在了与“他者”互相认同的门外。他所做的，只是从一个处于优势者的角度对处于弱势者表示包含某种自我优越感的怜悯和同情。这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得是比较清楚的。《吉姆爷》中的吉姆为巴多森的居民做了许多有益的事，但他的真正动机却只是为个人道德理想的重建而赎罪，巴多森的居民只是他实现自己意愿过程中借用的载体。《走投无路》中白人船长对马来人水手长的善意，伴随着后者的感恩戴德与膜拜，因为后者认为“一个白人在一个礼拜里学的比一个最好的土著在一个月里学的更多”。【14】《台风》中的麦克惠尔船长把没收来的银元平均分给中国苦力们，并不表明他开始喜欢他们了，而只是为了建立他的船上的秩序，体现他“纪律的胜利、精神的胜利”【15】。这些“善良的”白人们乐于行善，而那些“他者”只是在被动地接受别人施与的同情与帮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保持着与他们的接受施与者的地位相应的“沉默”，通常连一句感激的话都不会说——也许康拉德真是“不可能赋予（他们）以语言能力”。
    同情但却缺乏尊重，怜悯而又有些轻蔑，这似乎就是康拉德面对“他者”时的真实态度，“沉默的他者”形象也应是这种态度在其作品中的具体表现。“沉默的他者”形象是对殖民地人民歪曲性的艺术描写，而在康拉德这样一个受到人道主义精神深刻影响、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作家的作品中出现这一类形象，令人遗憾的同时，也使人更清醒地认识到西方殖民主义话语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使得康拉德在对待“他者”时采用了与对待西方人不同的眼光，使他的判断力被削弱，使他的正义感打了折扣，也使他的作品中出现了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西方殖民主义话语的影响由来已久，余脉不绝，至今仍未被彻底消除（无论在文学创作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对康拉德笔下的“沉默的他者”形象的分析，应该可以使人们对这种影响有进一步的了解。

注  释：
【1】齐努瓦•阿切比：“非洲的一种形象：论康拉德<黑暗的心脏>中的种族主义”，见《后殖民批评》（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编撰  杨乃乔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第186页。
【2】《黑暗的心脏》（康拉德小说集）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4年7月版 第386页。
【3】《青春——康拉德小说选》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年12月版 第366页。
【4】同注【3】，第379页。
【5】（法）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 ，见《比较文学形象学》孟华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  第27页。
【6】同注【1】，第182页。
【7】】参看拙文《“他者如镜”——康拉德小说的殖民地叙事》，《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一期。
【8】同注【2】，第340页。
【9】同注【2】，第406页。
【10】同注【3】，第505页。
【11】John A McClure Kipling and Conrad :The Colonial Fi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第7页。
【12】康拉德《诺斯托罗莫》  刘珠还 译   译林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58页。
【13】同注【11】，第88－89页。
【14】同注【3】，第400页。
【15】（英）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 袁伟 译，三联书店2002年1月版，第311页。

(本文刊载于《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