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学科经历了数十年的历程，伴随着现代文学研究格局的不断变化，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也大致经历了若干阶段。50-7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担负起了寻找政治主潮、解释革命历史的重任，并造成文学史叙述中左翼的中心性。在此情况下，现代文学史被看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实践，呈现出渐进的文化线索。当然，这样一种文学史叙述大传统，一方面遮蔽了除左翼主流之外的各种文学、文化小传统，同时也对鲁迅、茅盾等作家创作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以抽取符合要求的本质化实用方法，使之印证预设的简单结论。至80年代，由于新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需要，整个中国现代阶段的历史被理解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伴随着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研究者们急欲从新民主主义史观“束缚”中摆脱，也急于从这一段历史中寻找到新的文学史阐释，因此，一种新的思想史阐释标准悄悄建立，从此来代替传统左翼文学史叙述。由于将这一段历史理解为现代化过程。因此，文化上的新与旧、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两元对立模式便成了文学史叙述的主体，并把它看成了自五四高峰后不断递减，至80年代复归的线索。我们姑且称之为“启蒙”的文学史叙述。
    应当说，对文学史的任何一种阐释都是具有合理性的，它们都分别以某一价值观作为其合法性基础，并进入工具层面。但关键在于，任何一种阐释，一旦具有“中心性”，也就是说自居为唯一的合法性，便似乎具有了霸权意味，从而在克服了旧的文学史叙述障壁后，造成新的阐释遮蔽。比如50-70年代，在“鲁迅在金光大道上”的极左叙事之下，沈从文、徐志摩、张爱玲、钱钟书等不能以“革命”来叙述的作家一直被排除在外，在当时多种《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曾慷慨地给予苏区、解放区一些革命作家以相当的篇幅，却不肯对沈从文等人多赞一词。但在80年代之后的文学史叙述中，整个左翼与解放区又忽然没有了文学史位置，一切不符合“启蒙”叙述的文学现象，又被排斥出了文学史。大学中文系学生可以对徐志摩的诗咏诵如流，但却以谈及左翼为耻。解放区文学因处于四十年代后期，基本课堂上对它的讲述也是草草了结。这一情形，还伴随着体制内或体制外的诸多文学活动。90年代后一次又一次的所谓排行榜，依循着各自的标准，不时地或把一些作家请出，或将一些作家请入。除却商业性炒作的色彩之外，“中心性”观念是变更文学解释的主要动因。
    “中心性”心态会将原本属于边缘的文学脉流与现象变成新的中心，原本以边缘身份出现的文学史阐释有可能成为新的霸权。比如，在90年代现代文学最重要的域外推动力量中，李欧梵、王德威等人的日常性叙述、晚清现代性文学叙述，最初都是以反抗五四与左翼一元性叙述面目出现的。两人的著作一旦引入国内，便引发了一阵阵所谓“现代性”、“日常性”的浪潮。学术会议上，不读“现代性”者几乎不能入席。更严重的是，李欧梵、王德威的日常性文学研究仅仅是为现代文学史事实中的个体性、私人性、消费性现象提供合法性的，本来具有一种边缘的特征，虽然具有巨大的阐释空间，但也只能作为对文学史一个侧面的揭示，而国内的追随者却有足够的力量使其成为全能阐释。这便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原本是弥补左翼文学主流叙事之不足的边缘叙事，却在将原来的中心驱逐后建立了新的中心，原本反线性思维的文学史叙述却又变成了新的线性思维。
    一部文学史象翻烧饼一样翻来翻去。假如这种情形继续下去，很难想象我们的文学史研究有真正的进步。按后现代主义的说法，似乎客观的历史虽然是存在的，但它不会自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而必须通过叙述表达出来；要表达，则直接受制于语言，而语言又深埋于权力的关系之中。所以，按海登·怀特的理解，历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人们通过压制、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等等叙述策略，构成了对历史的叙述。照我看来，叙述的权力来自于不同时期的中心意识形态，这样一来，事件与对事件的叙述便有了权力等级性，甚至是以或记忆或遗忘的手段来描述历史。比如，当我们强调政治与社会革命的时候，文学的救亡主题便构成历史主脉，而在现代化视界中对文学史进行思想史观照时，启蒙又成了文学史主线。而所谓日常性文学史叙事则又与我们当下热衷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探讨有关。90年代被神话了的市场意识形态，则为“晚清现代性”文学叙述提供了社会政治依据。拿左翼来说，我们对左翼文学的忽视，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当今左翼力量整体削弱的世界格局，即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这不仍然是一种权力与意识形态问题吗？如果文学史叙述中的权力等级性因素不能克服，我们的文学史叙述便很难走出中心性的圈子。
    所谓“中心性”，被认为是世界一体化后产生的一种世界观，即认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格局总是处在“中心”的支配之下，所有边缘不断向中心靠扰的状态中。在此情形下，世界的全部历史被本质化、结构化了。史学研究（包括文学史）都以寻找到唯一性的历史本质、规律为己任，从而排斥了对世界对历史的多元认知。一般而言， “中心性”不仅是一种价值观，更是一种工具论。
    比如，夏志清初版于1961年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国内现代文学研究影响至深。他认为，现代文学中的“感时忧国”精神源于中国知识分子太多的政治使命感，正是如此，才使现代文学作家大多将自己的作品作为服从于政治变革的手段。而在他看来，独立于政治责任与承担的“纯”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由于以后国内学界对夏志清观点的认同，于是他反左翼叙述的基本文学史观也成为了国内80年代文学史启蒙叙述的重要来源。但问题在于，夏志清本人虽然非薄左翼政治历史，却不排斥非左翼或右翼的政治历史，恰恰是，反左翼政治历史的基本理论构成了其文学史叙述的主要政治标尺。事实上，夏志清本人也是走不出“中心性”怪圈的。而国内研究界，对这一潜在的心理结构并未反省。在拿掉了有关左翼革命的文学史叙述中心后，事实上是在以“非政治”作为文学史阐释的主要标准。也即是说，一切都以“去”政治性为尺度，具有政治色彩的文学现象与文学作品一概打入冷宫，反之则奉为圭臬。这看起来与左翼的文学史叙述完全相反，甚至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但深层的逻辑结构并没有改变，即只能有一个中心性的描述模式，但文学史阐释的多样性仍然没有建立。
    再比如说，我们在反对传统左翼文学史叙述的历史化、本质化的时候，是否又重新堕入其中，变为一种新的历史化、本质化了呢？左翼的文学史叙述中将左翼与解放区文学的多元复杂性抽取为简单的“革命”，然后与“新民主主义文化”构想构成逻辑关系。而在启蒙文学史叙述当中，恰恰也是这样做的。不过是前者以此来推举左翼，后者以此来贬低左翼，甚至于将其清除出文学史罢了。左翼文学与解放区文学都是极其复杂的文学形态，其本身是多元的。除了对政治的集体承担外，左翼文学中有鲁迅、张天翼等人国民性批判的启蒙传统，有鲁迅等人对社会历史的知识分子个体承担，有魏金枝、欧阳山等人的人道、人性传统、有洪灵菲、柔石等人的个性解放传统。 启蒙主题也并未削弱，不过是在启蒙思想中融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社会改造观念，从而将启蒙思想进入到社会文化的实践层面。而且，30年代左翼文学并未形成一元性霸权，也不是中心意识形态，更不构成以后极左文艺的源头。情形恰恰是，极左文艺思潮是在瓦解左翼传统后才建立起来的，而这些在80年代以后的一些文学史家那里，似乎都视而不见，而只是采取了一种最简单的方法：遗忘。
    文学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或者说，无法想象一部没有左翼与解放区文学的文学。，没有左翼、解放区文学的文学史是不完整的。既然文学事实无法回避，那么我们的任务只能是如何阐释它，而不是将其遗忘，或以遗忘它去建构新标准，不管这种标准如何新潮、时尚。一部只有新感觉派、张爱玲的文学史，正如同只有鲁迅的文学史一样不可思议。照我看来，在对左翼的、解放区文学的态度上，我们过去的无限推举与后来的整体否定与遗忘，都没有建立于学理层面，我们对它们的研究（我说的是真正的研究）不是很多，而是太少。
    左翼文学与解放区文学都有着某种历史的必然逻辑性，事实上是救亡与启蒙在特定阶段结合的产物。在这个层面上，左翼文学表明了对二、三十年代国际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个回应，带有世界性，解放区文学则较多地将其归之于本土性问题。既使从启蒙这一立场出发，也可以看出其价值。从现代性角度来看，左翼文学，特别是左翼城市文学，将世界主义视野下的民族国家焦虑发挥到极致。他们将中国城乡政治经济纳入世界格局中，发现了中国社会的更加边缘化以及世界主义本身所包含的殖民性，最终企图以阶级斗争来完成民族国家使命。而解放区文学则表明现代性构造的另一种可能性，即民族国家建构与传统社会组织的关联。在中国，革命也是一种现代性，甚至于还是启蒙现代性与日常现代性的基础。笔者曾从工业文学角度对左翼文学进行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发现左翼文学具有诸多文学史阐释的可能性。比如，茅盾发现了随工业经济而来的城市现代性的主导，其中，人物的各种属性对经济中心属性的附属是一个重要方面，而这恰恰是日常性文学史叙事在张爱玲等人身上所强调的。从工业经济这一角度，左翼所发现的中国城市其实与张爱玲、苏青等人有着某种一致性。综上所述，既使是在启蒙叙述、现代性叙述、日常性叙述当中，左翼与解放区文学也有其考察的价值。
    将新的文学史叙述建立在遗忘的基础上是不恰当的。我认为，文学史研究应当具有两种正确的态度。首先是注意到各种文学史阐释的阶段性与有限性。任何一种文学史叙述都只表明了在某一社会思潮下阐释对象的可能，都无法自居为唯一的合法性。因此，不同时期的研究工作也绝非彼此的替代关系，而是相互借鉴、相互补充。其二，克服因中心心态而带来的对研究对象或选择性记忆、或强行遗忘的弊病。文学史叙述必须面对所有文学事实。建立任何一种新的文学史阐释标准，其目的应在于最大程度上包容、阐释文学史。一部有社会革命，也有启蒙与日常性的文学史才是一部完整的文学史，我们的任务是揭示文学史现象无可回避的历史逻辑，而不是简单地将它抹去了事。只有这样，才能传达出有价值的文学史思想。

作者简介：

    张鸿声，男，1962年生，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硕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河南省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