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多年来表现上海的文学，究竟有什么区别于表现其他城市的文学？或者说，文学中的上海，除却城市自身的特性，是否还有其他表现的意义？如果有，那么这种意义是自身具有的，还是被赋予的。
    文学赋予一座城市意义，基础在于这座城市的文化身份。上海的文化身份，很容易被人确认为现代化的工商业中心。但是，文化身份本身是一种叙述，可以看做一个文本.对于上海来说，更多地是一个历史文本，即我们通过对上海历史，特别是对其近现代历史的描述，获取对其身份的确认。福柯认为，文本作为话语操作的实践，植根于社会制度和权力关系中。而对于后历史主义思想家来说，历史只是构成了叙述中的故事因素，由于叙述的需要，往往会压制、贬低一些或高举一些因素以构成历史故事。这样一来，任何叙述都会受制于叙述者的叙述权力。对城市的叙述也是一样。
    文化身份是被“生产”出来的，这是斯图亚特·霍尔的看法。既然是被“生产”出的，当然不是完成状态的。也就是说，文化身份自身可能是不统一的，但出于叙述的需要，文化身份的界定便由于叙述者的介入而被制造出来。“文学中的上海”这一问题，很可能也是这样。
    美国学者罗兹·墨菲曾在1953年出版过一部研究1843-1949年上海历史的书，书名《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他认为，“上海，连同它在近百年来成长发展的格局，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缩影”，“上海提供了那用以说明现代中国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新事物中钥匙”。“钥匙”这一说法，后来被一些学者广泛使用，即使是后来的带官方色彩的上海史也都大量出现。这一情形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即上海常常被作为近现代中国的缩影来看待，某种程度上，上海问题被当作了中国问题来看待。依我的看法，在百多年来的上海题材文学中，上海被赋予了相当多的现代国家的想象意义，也即是说，所谓“上海性”，事实上是一个多元的产物，除却自身特性之外，还具有现代中国的“国家性”。在上海题材的文学中，造成了借上海来表现国家，以国家叙述代替上海叙述的情况。上海城市自身的特性，一定程度屈居次位，国家想象的意义，有时反而上升为首要。
    不妨来看一下茅盾。茅盾所遵循的，是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理论。而环境之所以典型，乃在于其能表现出社会发展的本质与动向，也即茅盾所说的，一是“触及生活本质，突破表面现象”，二是“社会现象、世间事物、本人的世界观、外界现象，无一不在不断发展”①。综合起来，典型性一是社会本质，二是社会动向。茅盾的创作和都市题材发生了紧密联系。按他的理解，中国的城市，也即上海，比之内地更能体现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本质与动向”。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茅盾坚执都市题材，而且是中国现代所有政治、经济、文化问题最为集中的上海。即使是写乡村，也常常着眼于承受上海政治、经济振荡的上海周边江浙乡村。②
    茅盾所写的上海，几乎都是处于中国政治与经济潮头甚至是浪尖的时期，无一例外。《子夜》不用多说，《虹》写了五卅，《第一阶段的故事》、《锻炼》、《走上岗位》写的是上海在中国现代的另一主角时期——抗战前期，其写作思路也是根据当时国家最突出的政治、经济问题——工厂内迁而来。可以看出，茅盾是在以上海来理解、探讨中国最大的问题的。譬如《子夜》，其实要回答的是一个国家问题：“即是回答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这种国家认识，在茅盾看来，只有上海才是最适合的描写对象。由于此种情况，茅盾对上海的表现相当狭窄，上海城市的多元特性，被他完全以现代“国家性”取代，似乎也与上海在30年代的高度繁荣这一历史相违背。这便是国家想象的意义。
    海派文学中也有这种“国家性”的表述。一方面，他们把上海看成是现代文化问题的标本，另一方面，穆时英等人也习惯于用阶级对立、贫富悬殊的思路去确定上海的身份，诸如“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一类的文字相当常见。穆时英后来还计划写作长篇《中国一九三一》（后易名《中国行进》）。鉴于穆时英本人的文学背景，可以想见他还是会以上海为表现对象。该书虽未能面世，但从其卷首引子（即《上海的狐步舞》可以看出“国家性”叙述的路数。这倒不是说作品名字出现了“中国”两字。我们不妨看一下1936年《良友》杂志为这篇小说所作广告：“写一九三一年大火灾和九一八前夕中国农村的破落，城市里民族资本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的斗争”。这简直可以看做是《子夜》的翻版。广告中说的“一九三一”也好，还是“九一八”也好，都是中国国家问题的标志。一为内忧，一为外患；而从“民族资本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的斗争”这种的内容，也不难推出中国“更加半殖民地化”的结论。当然，本文并不是说海派文学的国家表述已相当严重（因为海派文学的主流，如施蛰存、张爱玲、苏青恰恰是在寻找上海生活中与“国家”无关的个体经验），而只是说，即使海派这样的文学群体，也未能脱离以上海表述公共的“国家性”的框架。
    在解放后的上海题材文学中，以“国家性”叙述代替上海叙述的情况几乎遍地皆是，已然成为上海题材文学的主流，甚至是惟一。我们看到，此时期表现上海的作品，已很少有弄堂、石库门、咖啡厅、舞场、花园洋房中的生活形态，昔日上流资产者、中产阶段，甚至是棚户区江北人的生活状态都不见了，剩下的只有工厂、工地、车间这些代表国家工业化的公共场景与有觉悟的产业工人等国家主人等形象。这是题材受制于权力的典型体现。当然，外滩大楼、上海大厦、国际饭店等场景还是经常出现，但是已经化为了国家工业化的符号。
    作为这一时期对上海作为“国家性”体现的核心之处，是对新旧上海作断裂性理解，即旧上海是半殖民地“冒险家的乐园”、资产阶段压迫劳动人民的地狱，代表旧中国；而新上海则是“人民”的上海，代表新中国。为了得到这一结论，必然伴随着对上海的“血统辩析”，即上海是谁创造的。与断裂论与血统论相关的，自然涉及到表现对上海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前有《上海的早晨》，后有《春风化雨》、《不夜城》等，多数都将改造过程当中的劳资冲突、公私对立作为主体模式，劳资双方的特性都被作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国家问题。这些作品与表现其他地域的同题材作品，譬如老舍《春华秋实》，已经毫无区别，或者说都因表述国家问题而忽略甚至取消了城市特性。
    在50－－70年代，描写城市特性是不被许可的，这与当时普遍的对城市属于资产阶级聚居的厌恶性想象有关。日常生活也是国家生活。对于描述上海城市日常生活来说，也是一点马虎不得。换句话说，有日常生活，但并没有日常性。《年青的一代》、《锻炼》、《家庭问题》等等，都把青年人的生活方式的变化视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意识形态的大事。还有，技术革新不仅是技术问题，而是保守与进步的斗争，甚至还是敌我阶级斗争，或者引发路线斗争；学生毕业是留上海还是到农村锻炼，也关系到国家的未来。这一情形一直延续到70年代。《海港》是样板戏中唯一的城市现实生活题材，可以看做是这一模式的集大成者。既使是上海地方作家中较突出的如胡万春、费礼文等人，只有在叙写旧上海生活时才会有稍稍触及“上海性”，其他的都属于国家叙述。也就是说，在上海这样一个原本属于资本主义的都市，只有其身上所体现出的国家工业化进程才是被许可的，其余的特性，诸如中产阶级传统、乡土色彩、市民性，都只能被排斥或受批判。这无疑又凸现了对上海的国家想象的意义。以国家性代替上海性的情况一直延续至80年代，并且经历了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阶段。《寻找男子汉》、《血，总是热的》、《大上海沉没》等等改革文学，都是以国家生活取代了特定城市的生活形态的。
    当然，以国家叙述代替上海叙述，其前后情况并不一致。但是，虽然上海题材文学前后所写内容差异很大，但是突出国家中心问题这一核心是不变的，不过是因为某一时段国家中心问题的不同而导致内容的变化罢了。
    谈到这里，又引出另外一个问题：以国家性代替地方性难道仅仅是上海一地所有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也即在任何地方都有。但是，又为什么仅仅谈上海，而不谈其它呢，我们在这里辨析一下。
    在整个现代阶段，以某一城市而大规模进入文学表现的只有上海与北京。北京以其传统文化形态的大量遗存，在新文学中充当了两个角色。其一是作为老旧、保守、停滞的老中国的代表，一再被新文学批判。至30年代，其落后状态被作家们感到“渐来的是边疆之感”。③文学中的北京，讲的是“逝去”年代的故事。问题还在于，老北京的城市形态由于和传统中国基本一致，因此，愈是地域性强的叙述，愈是能获得“老中国性”。而上海则不同。作家大都以其现代性为基准。虽然上海城市形态呈现多元状态，因此，要表现其现代“国家性”，必然要排除乡土性与地域性，而取其与现代性一致的地方。其次，在现代作家情感上，北京提供的是“家”的心理意义。在上海高速发展的30年代，上海作家一再谈到北京以“住家为宜”，“在普遍的都市嫌恶中，把北京悄悄排除在外”。④这是一种个人化情感，与国家表述并无多大干系，因此，也较少以老北京作为表述国家问题的对象。只有在进入当代以后，北京以其首都地位以及国家工业化体系的建立，北京也开始被作家们借以表述现代国家问题，充满了政治性的符号式表达。而当新时期，从王朔、刘恒到邱华栋，北京现代质的文化特性不断被认识到的时候，中国文学又进入了“个体”时代，其表达又都与“国家性”无关了。可以说，在百多年来以确定地域为表现对象的文学中，上海比之任何其他城市，都具有在表达国家意义上的等级优势。它被最大程度地被赋予了国家意义，同时，也被较大程度地削弱了本地特性的意义。只有在脱离了国家表述的时候，如张爱玲等后期海派的创作，“本地”的上海特性才被充分地表现出来。
    当然，自80年代开始，上海开始被一些本地作家挖掘“本地”的上海特性。从《蓝屋》、《女儿经》到近来王安忆、陈丹燕的作品，中产阶级的生活记忆与遗存是其写作重点。但另一方面，大量旧上海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以及卫慧、棉棉等人的小说，又在另一角度构筑跨国公司、全球化的后现代的图景，这是不是另一种未来国家想象的意义？甚至于由于全球化的迅猛态势，90年代后的上海文学已经进入公共的“世界性”神话的表达，关于上海与美国，与巴黎、东京，都成为表述对象。应当说，上海这座城市的国家意义是可以表现的，但绝不意味着它是上海的唯一。我们看到，早期海派中的施蛰存、杜衡与40年代的张爱玲、苏青、予且，都在发掘个体经验的上海城市多元性中的复杂成份，诸如乡土性、市民性、中产阶级特性等等。上海城市的特性是多元的、复杂的，甚至是纠结、交叉、含糊不清的。我们寄希望对上海城市的多元表现，而不是以理论的、清晰的国家公共一元性主体意义而代替其它。
    
    注释
    ①茅盾：《谈<子夜>》，载《茅盾研究资料》中卷，第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②对此的详细论述，参见张鸿声《都市文化与中国现代都市小说》，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③林庚：《四大城市》，载《论语》1934年49期。
    ④赵园：《北京：城与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页。
    
    作者简介：
        张鸿声，男，1962年生，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硕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河南省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