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文艺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框架已初具规模。对它下一步的发展目标，大家已产生了共识，那就是中国当代的文艺学应建立在中西文艺学的结合点上，具有中国特色；应具有现代性，是一种科学的，同时又是具有人文精神的文艺学，是一种广泛联系中外艺术实践、艺术理论的进行平等对话、排斥独语的文艺学。这个目标是宏伟的，神圣的，需要我们付出种种努力和克服种种困难。目前需要我们克服以下三个障碍： 

 之一，“危机”情结

     这几年，可以说是“言必危机”年，从“意识形态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哲学的终结”直谈到“文学的死亡”和“文艺学的危机”。当然在文艺学界大家谈得更多的是后者：几乎每一次学术会议都要涉及这个话题，许多论著也都在洋洋洒洒地揭示这种危机的种种表现；许多论者对文艺学还做了悲观的预测。有的说文艺学已经成了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有的说文艺学成了没有根据地的流寇，被消解是早晚的事，等等。文艺理论工作者惶惶不可终日，似乎文艺学的末日已经到来。这就是“危机”情结。

    无可讳言，时下的文艺学确实处在危机之中，如何认识这个危机，这是我们克服“危机”情结、进而挑战危机的关键所在，也是建构文艺学的前提。

    笔者认为，危机，属于文艺学的正常状态，文艺学就是在危机中获得生存的。理由如下：

    其一，从发生学上看，文艺学是文艺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文艺活动中规律性因素的表述。在这里，文艺创作实践是它产生的前提，没有文艺创作实践，也就没有文艺学。从这个角度看，文艺学永远是滞后的，永远处于危机之中。

    文学艺术的历史长河奔腾不息，从过去、现在，走向未来，它常常处于日新月异的变化之中，这就意味着由此而伴生的文艺学又永远是面向未来的。从这个角度看，文艺学永远处于未决状态，永远是所不是的东西，也就永远在危机中生存。如果这个危机状态消失了，便意味着文学艺术萧条了，或从整体上出现公式化和模式化倾向，同时，也意味着文艺学僵化了，停滞不前了。众所周知，解放后的头三十年，我国的文学艺术创作以及伴生的文艺学就处于这样的状态之中，便是最好的说明。从这个角度上看，危机给文艺学带来活力，带来生命，危机与生机并存；今天的危机预示明天的生机和发展。

    其二，从文艺学的构成看，从一定的角度上分，它可分为：内部规律，外部规律；从另一个角度上分，又可分为：本民族的文艺思想，外民族的文艺思想，等。为表述方面，每一个角度的前者我们分别称为A因素，后者称为B因素。这两个因素是文艺学的矛盾因素，从哲理上看，两者既相互联结、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又相互排斥、相互分离、相互否定。它们的和谐统一是暂时的，相对的，而相互疏离、抛弃、对立则是绝对的、常住的。从这个意义上，文艺学也就永远处于危机之中。你关注A因素，别人说出现了危机，那么，你关注B因素呢？同时是危机。

    鉴于上面的分析，笔者认为，文艺学的危机既然是正常现象，我们就应该坦然面对，不必为之忧虑重重，以致悲观不已。我们要做的工作不是“大谈危机”，而是克服“危机”情结，坐下来努力寻找文艺学与文艺创作实践，时下文艺学与要建构的文艺学之间的距离，同时以扎实的成果来填补这些差距，这是挑战危机、在一定阶段上、一定程度上消除危机的最好办法。 

之二，“求新”情结

     人们追求新事物、新思想，是非常可贵的；我们要建构的当代文艺学，较之过去的文艺学，也提现在“新”字上。求新是正确的，但一味地求新，或为赶时髦而求新，或重新轻非新，或用新来衡量一切等，以致形成“求新情结”，这就不正确啦，它已成了我们建设文艺学学科的一大障碍。

    笔者发现，这几年，文艺学界一直在追逐时尚的理论，一些学者以“弄潮儿”自居，一些学术刊物只发表具有前沿性的论文，一些有影响的转载刊物也重在转载这些论文；一个个学术会议讨论都是时髦的话题，一个个学术报告报告的都是时髦的内容；若一些学者研究老问题，便被视为“落伍”，甚至遭到耻笑；这些学者在拿出成果发表时，心里总是发怵，提起这些成果也羞于开口；一些学者为了与时髦俱进，不得不放弃多年钻研并倍出成果的老课题，而挤身于求新的道路上。一时间，前沿的东西与文艺学的建构划上了等号，似乎只有前沿的东西才是文艺学的东西。

    显然，这是一种误区。文艺学不是时髦学。文艺学虽然面向未来，但未来并未成为现实，它概括的主要是从古到今的审美经验、审美规律。从份量上看，过去的东西占大头。可是我们却轻视这个大头，显然是不妥当的。有人说，过去的东西已被研究来研究去，无啥研究头，也难出新意。问题是，这些东西并非已研究透彻。黑格尔说，真理永远是个过程，那么，这些东西也永远不可能达到极至，永远值得我们研究。比如，典型问题、悲剧问题，在西方研究了二千多年，意境问题、风格问题在中国研究了一千多年，还没有穷尽，还没达到完善的境地，就是最好的佐证，何况其它理论问题？有些问题，包括基本理论、基本范畴，似乎已经说清了，但那是彼一时的描述。文学艺术在发展，我们观察问题的视角在变化，视野在扩展，只要潜下心来研究，就会发现那些理论和范畴的破绽。俗话说，老树开新花，老问题同样能出新意。这些新意对文艺学的建构无益也是非常重要的。

    从大的方面看，有许多问题的研究我们也只是刚刚开个头，比如中国、印度、西欧三个文论源头的比较研究，中外文论的基本原理、基本范畴的比较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究，以及文艺心理学、文艺价值学、文艺接受学、当代叙事学、文艺形态学等等。这些问题有的只初具规模，有的基本上还处于荒漠状态，我们在这里还大有用武之地。季羡林先生指出我们“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季羡林《东方文论选·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可见，当代文艺学的建构还任重而道远，我们既需要研究前沿的东西，也需要研究非前沿的东西，如果仅仅以赶制前者为荣，那就失去了文艺学半壁江山，更难创造出什么文艺理论体系出来。 

之三，“呼吁”情结

     新时期以来，文艺学的城头上不断变换大王旗，从上世纪80年代的西方现代派热、复杂性格热、文学方法论热、文学的主体性热、文学向内转，到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文化诗学，再到2000年以来的跨文化研究、新理性主义、审美日常化等等，一浪未平，另浪又起。在这些浪潮中，如前所述，文艺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所以，这些浪潮功不可没。但也产生了这样的日趋严重现象：站在城头大声呐喊、呼吁的人有余，而坐下来潜心研究的人不足，结果是彼问题还未深入研究、取得成果，就被此问题否定或替代。如上世纪90年代，我们曾倡导“接轨说”，主张研究并合理吸取20世纪西方文论，刚刚起步，便有人提出“失语症”问题，倡导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由“外域”研究转向“本土”研究。显著的成果还没出来，便被一些人指责为这是民族主义情绪和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僵硬模式的体现，呼吁在接受西方文论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又比如2000年刚过，许多人倡导文学的跨文化研究，一时，文艺学界“言必跨文化”，还没有等研究出多少成果来，便又有许多人呼吁，跨文化研究使文学的界限消失了，必须回到文学的本体研究上；等回到了文学的本体研究，肯定还有人呼吁，这是封闭式的研究，是行不通的，对文学的研究必须是开放式等等。

    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之一，便是有一部分呼吁、倡导者的动机不是真心为了建构中国当代文艺学，而是为了哗众取宠、沽名钓誉，或为了写论文、发表论文。这种为呼吁而呼吁的行为，我们不妨称为呼吁情结。

    呼吁情结带来的不良后果这几年已显示出来了，那就是文艺学的浮躁。即文艺学在口号中、呼吁中过日子，研究者无所适从、动者得咎。要说危机，这才是真正的危机。所以，要建构中国当代文艺学，必须克服这种“呼吁”情结。新思想、新观念、新做法还是应该不时倡导的，经常给研究者提个醒，敲个警钟还是必要的，但必须端正动机，选择恰当的时机；必须有阶段性的观念。完成每一次倡导的内容，都需要一个过程，当这个过程未完成时最好不要再倡导什么啦。同时，更多的呼吁和倡导应该是让大家坐下来静静的搞学问、搞研究。

     作者简介：张冠华，男，1949年生，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学术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