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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与审视:谈当代文学史的著述

发布时间: 2004-12-01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著述,55年来走过了一条坎坷而辉煌的道路。在1949年以后出版的众多当代文学史著作中,不仅有数量可观的“通史”性质的著述,各种分类史、主题史、断代史也色彩纷呈。时代的发展进步,几代学者的辛勤耕耘,使往日显得清寂的文学史研究领域,变成了枝繁叶茂的学术绿园。
    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著述来看,它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带有不同时代的学术研究面貌。五六十年代,当代文学的自身发展刚刚起步,对其研究也处于萌芽阶段。从1959年北大中文系55级学生与部分青年教师编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部分纲要》,到1963年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编写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这时期出版的几部当代文学史著作,虽然历史跨度小,内容涉及有限,但它所提供的当代文学史的雏形,已经确立了以较多的意识形态话语去覆盖文学史的评价体系,并强调了新中国文学高于此前新文学成就的等级评价。
    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出版局面的真正打开,是在社会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新时期。本着实事求是、百家争鸣的学术精神,随着学科建设意识逐步强化,众多学者重新发掘和反思文学历史,由此带来的学科发展和繁荣景象令人耳目一新,但其中存在的问题和症结也不容忽视。
    其一,随着高考制度恢复后的教学需要与各种建设的重新起步,高校编著的文学史数量繁多,自成格局。它多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根据高等院校、电大或函授教育等不同层面的实际需要,由专家或学科带头人主编,聚合多所高校师资力量或组织学者集体编著。其优势是研究力量集中,史著内容丰富,出成果快、适应性强。但缺乏贯通一气的学术理念,编写体例失当,水平良莠不齐,并受到文学史传统编写模式的制约。一些层次较低的文学史著,甚至大同小异,没有创意。80年代中期,尽管唐弢先生有“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一家之言,但各种文学史著仍旧相继出版。由张钟等人编著,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1979年),华东地区22院校协作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80年),教育部委托北师大等十所院校编写组,郭志刚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1980年),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3卷本(1983年、1984年、1989年),金汉等主编的《新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1993年),鲁原、刘敏言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1993年),张炯等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10卷本(1997年)等,都以学科建构的辛勤努力,提供了新时期学术界有关当代文学史著述的种种风貌。这其中,赵俊贤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综史》上下册,则一反普及型的文学史著体例,强调提高型的学术探讨专著,它运用模式化方法,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形态、主题、作家文学观、文学思潮、文学批评等五种发展史线索来规范当代文学的总体框架,显示出一种全方位、深层次、动态型的研究格局,具有新的学术价值。
    其二,随着文学史观念的革命与进步,随着边缘学科的发展与启示,当代文学史著述学术思想、文学史评价以及格局、体例都有了飞跃性的变化,特别是在个人文学史的著述上,显示出独树一帜的学术探索价值。80年代中期,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构想,陈思和提出的“新文学整体观”,打破了文学史研究的阶段分割形态,对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视角与学术观念的更新产生了重要影响。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1997年)在宏观把握与个案分析的结合上,在融入了台湾、香港文学内容的中国文学格局上,都贯穿了整体文学观的理念,并具有高屋建瓴、史料丰富、著述严谨的特点。谢冕、孟繁华主编的《中国百年文学总系》(1998年),打破了传统的编年史式的文学史著作,以截取时代横断面的散点透视方法,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整体文学精神,为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80年代后期,以《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专栏为阵地,由陈思和、王晓明主持的这场学术讨论,引发了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再评价。以学术的眼光、反思的意识重新建构当代文学史,澄清被历史遮蔽的文学真相,开拓新的学术研究空间,成为新的文学史著述的努力方向。1999年出版的两部颇具学术革命意义的当代文学史著作,标志了“重写文学史”的丰硕成果。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以丰富的史料爬梳和文学史家的学识,强调返回历史语境的清理与反思,对当代文学的产生机制、流变过程、艺术形态以及复杂的文学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探寻。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则以新的文学史观念(诸如“民间”、“潜在写作”、“共名”、“无名”等关键词)的创造和以作品为主型的文学史体例建构,并以其对被遮蔽的文学现象的重新发掘,对已成定论的文学作品的多义性阐释,拓展了当代文学新的研究空间。2004年,孟繁华、程光炜新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在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来源和话语空间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系统地揭示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语境、整体风格的形成、制度化建立、文学生产和传播控制等内在机制和外部制约等问题。这部体例和观念都有所创新的文学史,标志了当代文学史著述的一种新突破。
    目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还存在诸多问题。从阐释空间来看,许多当代文学史的著述多涉及大陆范畴的研究,台港澳文学并未包括在内,这对于建立当代中国整体的文学格局,是一个重大缺失。也有的文学史虽然写到台港澳文学的内容,但多是一种组合前提下的分而述之,还缺乏在20世纪文学的总体背景下,看文学思潮、各路作家创作在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地域的分流与整合,演化与变异。真正的文学史意义的整合,需要一种科学的有效的学术话语和方式,进行合乎文学史实际的内在整合。
    当代文学史的著述类型和角度还不够丰富,表现模式相对单一。其实,作为教学范式的普及型文学史,作为深层学术探讨的研究型文学史,作为个人创见型的文学史,都应多元并存。从目前文学史对文艺理论、文艺运动、文学作品等诸种层次的划分来看,我们切入当代文学史的学术途径、研究形态和著述风格还不够百花齐放。
    当代文学史的著述,还存在着以论代史的现象。某些著述者的理论先行和过度阐释,往往超越了客观真实,使文学史的研究根基出现了虚空。於可训先生正在着手的文学史编年工作,更强调论从史出,也可谓对这种现象的一种矫正吧。


    作者简介:樊洛平: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郑州大学客家文化与华文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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