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绍初先生执教郑州大学整整六十年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俞绍初先生跨入一流学者行列，参与创建中国文选学会并担任会长职务。这篇访谈记是刘群栋老师采访撰著，刘老师是俞绍初先生所培养的唯一的博士，师生之间述学论道，情意殷殷。为文学院发展作出贡献的专家名师很多，希望友朋弟子都能同刘老师一样有所撰述，继承前辈学术，丰富文学院历史。

俞绍初，男，浙江嵊州人，1937年生，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文选学研究会顾问，河南省文史馆馆员，是我国知名的古籍整理专家、建安文学研究名家、文选学研究大家，也是郑州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创始人，原中国文选学研究会会长。俞先生长期致力于古籍整理和古典文献与文学研究，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建安文学研究、江淹研究和文选学研究三大领域。先后出版《王粲集》《建安七子集》《江淹集校注》《曹植选集》《昭明太子集校注》《新校订六家注文选》等优秀古籍整理成果十余部，主编有《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中外学者文选学论著索引》《〈文选〉与文选学》等论文集，在《文学遗产》《文学评论》《国学研究》《光明日报》等权威报刊杂志发表重要论文三十余篇，多次荣获河南省优秀教师称号，先后获得国家古籍类优秀图书奖、第四届中国政府出版奖图书提名奖、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河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等奖项。

俞先生1960年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被高教部分配到建校不久的郑州大学中文系工作，从此开始了他在郑州大学的执教生涯。截至2020年，俞绍初教授已经在郑州大学执教整整六十年。六十年教书育人，潜心科研，桃李满天下，为我们树立了教学科研典范。值此俞绍初教授在郑州大学执教六十年之际，文学院邀请俞先生为郑州大学师生做了一次学术报告，并借此机会对先生进行了专访。专访围绕着俞先生的学术人生展开，重点是他如何步入文学研究及其治学的特点及方法。

问：俞先生，您好！您是浙江人，在郑州大学执教60年，在河南生活、工作了大半辈子，也算是地道的河南人了，您对家乡有哪些印象？

答：我的老家在嵊州剡溪上游的苍岩镇。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镇，四面有青山环绕，清澈的溪水在镇前缓缓流过，掩映着岸边粉墙黛瓦的房舍，看起来淡雅宁静，赏心悦目。剡溪因山水诗人鼻祖谢灵运笔下的山水诗而更加闻名。这里人杰地灵，出过很多名人，比如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越剧名家袁雪芬等等，还有后来的围棋世界冠军马晓春九段。我还清楚地记得，读高中时马寅初先生曾回乡到我就读的学校作过一次生动有趣的报告。现在，就在苍岩镇附近建设了越剧小镇，越剧小镇将厚植自身文化基因与传承当地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自身职责，建设嵊州越剧博物馆、嵊州博物馆、非遗展示馆，对外展示嵊州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积淀。

问：谈到家乡您仍然记忆犹新。您能否谈一谈家庭对您的影响。

答：我的父亲念过两年私塾，为人诚实勤奋，他是学徒出身，后来在商号做到经理，后因病退居乡里终老，一生清白自守，乐善好施，又自奉颇俭，还喜欢写些旧体诗，书法也遒劲规整，自成一体。父亲的立身行事对我日后性格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正面影响。在我记忆中，家里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

我在读小学期间，似懂非懂而又津津有味地读了家里的藏书，比如《阅微草堂笔记》《红楼梦》，还有毛边本鲁迅的《呐喊》，日本田花山代的《棉被》，费孝通的《乡土重建》《乡土中国》等数十种，也逐渐养成了读书的兴趣和习惯。

问：由此看来，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学习习惯养成以及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我们也想请您谈谈您的求学经历。

答：我小学时就读于剡山小学。这所学校的前身是清末设立的剡山书院，蔡元培先生曾执掌过该书院，也是他提议改制为现代小学，并亲手拟订了校规。正是在这个学校，我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把家里的藏书都读完了。

在我的中学生涯中，印象最深的是坐落在本县长乐镇的阳山中学。学校校舍十分简陋，但校风正，师资力量也强。校长冯农先生是前清秀才，曾赴澳国留学，回国后在一所大学任教，为了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他毅然辞职回乡，并且变卖家产，资助处于困境中的阳山中学。老校长须发全白，鼻尖上搁着一副老花镜，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在师生中威信本来就高，每天清晨还总是把校园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学生们更是肃然起敬。他在语文课上讲屈原《涉江》的情景，我还历历在目，同学们无不被他抑扬顿挫、声情并茂的朗诵所感染。老校长还讲过汉字的构成，如举出“鲜”字，说鱼和羊都是美味，合起来就成鲜；又如举“厭”字，说上面的“厂”像房子，下面有“胃”和“犬”，说明古人在家狗肉吃多了所以生厌。不管老校长讲的有无文字学上的根据，当时我们听得非常新鲜有趣，所以至今仍牢记不忘。

问：一个人在学习、生活学习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对自己人生产生重要作用的良师益友，您觉得哪些人和事对您的人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答：我感念至今的有两位语文教师。一位是时任阳山中学教导主任的马尚骥先生，与武侠小说家查良镛（金庸）是中学同班同学。他年轻干练，知识广博，讲课生动活泼，分析课文往往鞭辟入里，很能启人心智，深受同学欢迎。我记得有一次作文，我的作文中记述家乡修建大坝“黄金堤”的故事，坝体需要开采附近山上的岩石用作填料，文中有句“炮声一响，巨石有如猛虎一般吼着跳着滚下山来”，马先生当场大加夸奖，我听了不禁脸红心跳，内心高兴得不得了，从此之后更激发了学习的兴趣，各科成绩都大有提高，每每名列前茅，语文更是成了我最心爱的课程。

另一位是嵊县中学高中部的梁聘唐先生，他曾在《文艺报》发表美学问题的长篇论文，又出版过很有分量的逻辑学专著，是一位造诣颇深的学者型老师。梁先生讲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梁先生说，鲁迅先生熟精六朝骈体文，这两句其实由“敢于直面正视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铺排而成，读起来不但富有美感，又通过铿锵有力的音节把作者的悲壮情怀抒泄无遗。梁先生的讲解让我眼睛为之一亮，既钦佩鲁迅先生在文字运用上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佩服老师的慧眼独具，这也为我日后研读骈文打开了一条路径。梁先生对我关爱有加，多次把我的作文当范文在课堂上分析评点，还谆谆教导我如何在读书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等方法论上的知识。两位老师对我的教导让我终身受用，感激不尽。也正是在这些老师们的熏染和鼓励下，我渐渐地喜爱起文学来，也逐渐坚定了将来的学习研究方向。高中毕业时候，我把攻读中文系作为第一志愿，报考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问：您在不同场合都提到，非常感念母校华东师范大学，自己从中文系众多名师身上学到了很多，能具体谈谈对您的学术道路产生重要影响的老师吗？

答：华东师范大学师资力量确实比较强，尤其是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特别强，比如施蛰存、许杰、徐中玉、钱谷融、王西彦、徐震堮、程俊英等等名师都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在中文系众多名师中，我对钱谷融先生的印象最深刻。60多年前的钱先生年轻潇洒，上课几乎不看讲稿，总是侃侃而谈，娓娓动听。尤其是他分析茅盾的《林家铺子》时，指出林家铺子倒与不倒的矛盾构成了故事情节展开的主线，这比时下流行的什么大鱼与米虾的矛盾，或大资本家与小业主的矛盾，更贴近作品实际，也更具说服力。受此启发，我在日后讲杜甫的《石壕吏》时，也用官吏捉人与老妇一家拒捉这一矛盾冲突来分析全诗，收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

当时教魏晋南北朝唐代文学的郝昺衡先生也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郝昺衡先生早年师从著名学者黄节教授，出版过陆机、谢朓等几家诗注。他的授课风格与钱先生迥然不同，显得沉稳持重，又好像有点不善于言辞。郝先生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上的《谢灵运年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影响了我后来的治学方式。我当时通过仔细阅读《谢灵运年谱》，深深感到编撰年谱对于梳理作家生平事迹、考订作品年代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这篇作品也成为我日后编写年谱时借鉴的范式。

问：听说您刚到郑州大学任教时，讲授唐宋文学，后来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方面取得重大成就，能具体谈谈您的治学道路吗？

答：我1960年大学毕业后，由当时的高教部直接分配来郑州大学任职。报到时系领导安排我担任唐宋段文学教学工作，后来因某种原因改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课，从此以后，魏晋南北朝文学便成了我终身从事的专业方向。

刚到郑州大学不久，学校为了提高师资队伍教学水平，派我去四川大学进修。四川大学是一所古色古香的学校，除了图书馆收藏有比较丰富的线装书，还有很多著名的学者在这里任教，这正合我的胃口。在四川大学进修期间，我选定了随堂听著名学者杨明照先生的课。杨先生黑髯飘胸，脚穿草鞋，讲起课来声如洪钟，颇有些魏晋名士风度，我至今对他记忆犹新。杨先生讲《文心雕龙》，连正文和用来注释的引书都能背诵如流，这不是一般人可以企及的。我从杨先生身上明白，要想学好古典文学，必须要下苦工夫。在四川大学进修那年，正遇上困难时期，成都每月的粮食定量只有18斤，比起郑州要少8斤，我对此并不在意，只要每天能去泡线装书库，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遨游就已经心满意足，精神食粮的富足弥补了物质方面的不足。

从四川大学进修一年期满回校之后，我初步形成了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计划：首先，选择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广泛搜集相关史料，通过解读和考证，编出各家年谱；其次，在此基础上，按历史的本来面貌，去审视每一阶段文学创作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轨迹，写出若干论文；最后，力避用先验的理念和套路，编出一部信实的自成体系的断代文学史。

1963年，我撰写的《曹植年谱》在《郑州大学学报》上发表，这是实践上述设想的第一篇作品。《曹植年谱》后来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正当研究计划逐步展开之时，四清运动和“文革”接踵而至，研究工作不得不戛然而止。等到后来秩序恢复正常，能够重操旧业，我已年近半百，大好的青春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正因为如此，我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教学研究机遇，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地时间进行教学和研究，努力地挽回逝去的时光。因工作需要，我又开始讲授唐代文学，结合教学实践，我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唐诗的论文，如《石破天惊逗秋雨》《“沉舟”“病树”辨》等文章，一些学术观点被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1979年修订版所采纳。

我虽然教授唐代文学，但一直坚持着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鉴于先前发表过的《曹植年谱》存在的缺失，我又重新拾起了曹植研究，先后在《郑州大学学报》《国学研究》等刊物发表《曹植初次就国时地考辨》《曹植黄初间获罪问题新探》《〈洛神赋〉写作年代及其成因》等多篇论文。这些文章偏重于史实考证，间或也涉及作品与创作特色的阐释评断，有些见解为前人所未曾言及。这些见解后来大多采入了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撰的《曹植选集》中。

问：除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您在古籍整理方面出版过多部有分量的作品，是当之无愧的古籍整理大家，您是如何走上古籍整理的道路呢？

答：说是大家不敢当，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古典文学的研究者而已。20世纪70年代末，因为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我偶然与中华书局的程毅中、许逸民两位先生相遇，从此开启了我的古籍整理之路，并一发而不可收，整理出了多部古籍整理作品，也得到了学界同仁的肯定。当时中华书局正在编纂如今已经广为流传且影响深远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他们希望我能点校其中的《王粲集》。我根据明清旧辑本搞出了个新点校本，并附《王粲年谱》交稿，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问世后，《文学遗产》刊发题为《略评新点校本王粲集》的书评，认为“是近年来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可喜成果之一”。初试牛刀，成果又受到古籍整理学界认可，既让我颇感意外，又深受鼓舞。不久，中华书局又来函托付我驾轻就熟继续整理《建安七子集》。有了整理点校《王粲集》的经验，我发现旧辑本失收的七子佚文甚多，为了使《建安七子集》更为详备，便决定参考群书，广采佚逸，辨伪订讹，重新整理出一部较为完善的新辑本，同时编写了四种附录，意在为读者研究七子提供翔实的资料。附录中的《建安七子年谱》约9万字，这是我最为用力之处，后来在《文学遗产》上先后发表的《〈登楼赋〉楼址辨正》《〈登楼赋〉测年》及《“南皮之游”与建安诗歌创作》等论文都是编七子年谱过程中的副产品。《建安七子集》出版之后，曾有多位学者为此书发表书评予以充分肯定，自初版迄今，它已重印十余次之多，还出版了简体版、精装版、典藏版等多种版本。在整理《建安七子集》的过程中，因为佚文众多，难以选定底本，最后我采用了许逸民先生的建议，底本不主一本，哪家的文字最早、最全就以哪家为底本，这种体例也为后来的多数古籍整理辑佚作品所采纳，同时也建立了我与许逸民先生的深厚友谊。

自从《建安七子集》面世之后，我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古籍整理研究上去，先后整理了《江淹集校注》《曹植选集》《昭明太子集校注》，主编《文选名篇》，这些古籍整理成果都得到了学界的肯定，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安慰。但是，比起我最初的设想，最后要写出一部断代文学史的目标仍然没有完成。

在此期间，我接受了挚友许逸民先生提议，为了弘扬“文选学”，拟设立若干子项，组织力量来共同编撰“文选学集成丛书”。在郑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主持之下，约请中国、日本、韩国及美国等地学者通力协作，编成《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中外学者文选学论著索引》等，于1998年由中华书局同时出版。这些论文集也已成为了文选学研究的必备书籍。

问：说到文选学研究，您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与曹道衡先生、许逸民先生等一起筹备成立中国文选学研究会，挂靠在郑州大学文学院，目前已成功举办13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您也曾担任中国文选学研究会会长，团结一大批从事文选学研究的海内外学者，扩大了文选学的影响，促进了文选学研究新格局的建立。您最新的校勘学方面的巨著《新校订六家注文选》由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且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该书也得到了学界的好评，比如复旦大学杨明教授、长春师范大学陈延嘉教授等都写有书评，对该书的校勘学成就进行了充分的肯定。您能谈一谈校勘这部书的指导思想吗？

答：《新校订六家注文选》以奎章阁本为工作底本，取李善五臣两家注合刊的明州本和赣州本、李善注单行的尤袤刊刻本及五臣注单行的正德本和陈八郎本相对校，并参校以《文选集注》写本、敦煌吐鲁番《文选》写本、日藏《文选》白文古钞本、三条家五臣注写本及北宋天圣明道间国子监刊本等残卷，又参考了史书、类书及作家文集中所存的相关篇章及前人的校勘成果，以求真求实为指归，重新整理出一部较为完善的六家注本。新校订本信守底本文字，原有的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原则上不改；重点在讹、脱、衍、倒，发现此类情况，则一一出校，列举依据，判明是非；凡文义可两通者，只列异文，不断其孰胜孰劣。原则上对其他版本的错误不予纠正，但其影响大者则做适当辨析。由于尤袤刻本李善注的普及和影响深远，凡是尤袤刻本多出的文字一般都在校勘记中予以说明。在整理过程中，新校订本尽可能保持奎章阁本原貌，仅根据需要作了一些局部调整：如将书前原附于《文选序》之后的国子监本准敇节文、李善《上文选注表》、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及唐玄宗口敇，连同书后原所附沈严《五臣本后序》等四种跋识，一并移入于本书附录；又如原本总目时有与各卷篇目不尽相符者，一律依篇目另立总目；等等。在校勘过程中，除了订正版本方面错误外，还就一些问题提出一得之见，以便读者参考。如卷首《文选序》“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历来各种版本皆如此，我很怀疑“亡是”两字有问题，但历来没有人提出过，也没有版本依据，所以我只能在其下出按语曰：“疑当作‘安处’。凭虚、安处，所指乃张衡《西京》、《东京》二赋，《文选》入京都类，与此序‘述邑居’之言正相合。若作‘亡是’，指司马相如《上林赋》，此赋入畋猎类，则有违昭明之意矣。且此序上既称‘贾马继之于末’，又云‘自兹以降’，则此所叙必应是张衡而非司马相如之赋当可无疑。然今所见诸本皆作‘亡是’，是昭明自误，抑或后人误改，不可知也。”又如卷四十二魏文帝《与朝歌令吴质书》，我在校勘记中指出“朝歌令”当作“元城令”，并举出《魏志》注引《魏略》、《册府元龟》、《太平寰宇记》为证。但因无版本依据，皆只在校勘记中说明。类似于这种错误的出现，很可能出自北宋国子监刊本。如此之处甚多，不一而足，很多意见都是发前人所未发，希望读者细细体会。

问：您从整理《王粲集》开始，一直尝试着探索一条史料考辨与作品整理相结合的路子，您整理的《王粲集》《建安七子集》《江淹集校注》《昭明太子集校注》都采用了这一方法，作家集子后面附作家年谱，发表后也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目前已成为整理作家集子的普遍做法。另外，您的古籍整理成果具有辑佚完备、分类系年准确、校勘精审、体例编排科学、注文极见功底的特点；所撰论文注重史实考辨，往往从对从细微处着眼，对看似寻常的史料深入挖掘，进行缜密细致而又综合的分析，在考辨人物具体生平事迹的过程中，揭示其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文学现象进行宏观的、系统的理论考察，往往能从司空见惯的史料中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不少学者在对您的著作进行评价时都提到了以上这些特点。请问您是如何做到的？能否给我们谈一谈？

答：在我看来，史料学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史料的搜集、整理、辨伪、鉴别、解读、应用要充分重视。尤其是古代文学研究，必须要与史料学紧密结合。这就要求我们熟悉史料，善于搜集史料、分析史料。只有从史料考辨入手，才能展开进一步的文学研究，用坚实的史料得出的结论才较为客观、可信。古代文学研究必须注意从史料出发，尊重材料，而不能超出材料随意解读，即信而有征。离开文献学搞古代文学研究会闹笑话。比如我的《“南皮之游”与建安诗歌创作》一文，从解读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入手，联系相关史实，不但具体考定出“南皮之游”发生的时间，也说明了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和沈约概括的建安文学特征的准确性，进而从宏观视角揭示了“南皮之游”在建安文学中的地位，同时也明确了建安文学的分期问题。从建安十四年以王粲归附曹操为始，以七子为主体的邺下文人集团已然开始群体性的诗赋酬酢、互相唱和这种创作方式，到“南皮之游”发生的建安十六年，群体性的诗赋创作达到极致，使建安文学呈现出空前的盛况，赢得了后人的高度评价。自此之后，阮瑀、王粲相继去世，加以曹丕、曹植为争立太子而失和，邺下文人集团群体性的诗赋唱和日渐稀少。到建安二十二年徐干、陈琳、应旸、刘桢“一时俱逝”，随着邺下文人集团自然解体，群体性的诗赋唱和也戛然而止。此后，只有曹植仍有创作，但因其遭受政治迫害，更多地采用隐喻、象征手法，接近楚辞风格，导夫正始诗人阮籍先路，与“南皮高韵”已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了。所以，南皮之游不但影响到对建安文学特征的概括，同时也是认识建安文学分期的重要事件。这就是从细微之处入手，通过细节扩大到对文学现象的总体把握。

总的来说，我主张古代文学研究要做到“功夫要死，脑子要活”，功夫要死就是多读书，善于读书，所谓脑子要活就是要善于对任何问题提出怀疑，发挥想象力，从文学现象的联系和综合考察中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希望与同学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