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11日上午，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张先飞应邀莅临郑州大学文学院，在203学术报告厅作了题为《对话伦理的建构：以五四新、旧思潮论战为中心》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郑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二月河文学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李勇教授主持，文学院部分教师及研究生代表到场聆听。

讲座伊始，张先飞教授便阐明了“对话”问题研究的重要性。他立足于20世纪特殊的舆论环境和语言环境指出：在20世纪这个“主义盛行”、思想对抗严重的时代，在有关思想生产、交流对抗的活动中，“对话”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所谓“对话”，即是一种“交互主体性”关系，它建立在双方平等的基础上，通过某些渠道进行交流沟通，并在此过程中求同存异以期得到某种思想成果。具体而言，“对话”的第一步是有人在“说”，例如晚清以来的“启蒙”就是“我先说话”；第二步是“听”，即有人接受改造。张教授认为，目前学界对于“听”与“说”的关系等问题缺乏足够关注，尤其是对于“怎么听”“听到没有”“听的方式如何”等关节肯綮缺乏深究。  

接着，张先飞教授进一步阐述了如何在思想活动中实现有效“对话”的问题。在他看来，慷慨激昂的言论背后往往并不存在有效的对话，文学和政治领域中的“对话”活动常发生错位，这导致论争经常未能取得应有的成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思想的开创者们开始考虑如何实现有效的交流与对话。通过分析史料，张教授指出，在新旧文学论战之前，几乎没人关注“说”与“听”的关系问题，因而发生在林纾、张厚载等“旧派阵营”和“新青年派”之间的论争，以及蔡元培、“新青年派”对论争的反应和解读都令人费解。其实，这些奇怪的现象都指向隐藏在背后的“对话”伦理问题。

张先飞教授以五四新、旧思潮论战为中心，详细讲解了五四时期对话伦理建构的历程。他认为，清末明初的报刊行业相当发达并形成了某种传统，但五四之后产生的“新思想报刊”秉承一战之后的新观念，其交流方式较之以前发生了巨大改变。五四时期的思想断裂使文化人迫切想要建立起一个符合“新思想报刊”需要的舆论方式、舆论手段，形成一种舆论道德的基本规范，其契机正是新、旧思潮论战这一场面宏大、影响波及全国的事件：通过这场论战，新文化界逐步注意到舆论方式与舆论道德规范等诸多相关问题。

张先飞教授把这场论战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刘半农、钱玄同联手上演“双簧信事件”，试图以此打破思想界的沉滞状态，制造舆论热点，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张老师强调，新文化运动同人制造舆论热点的方式无异于一场精心设计的新闻炒作，突出体现为刺激性的论点、挑衅的语言、嬉笑怒骂等。这种造谣式的“攻击论敌”的舆论方式延续了清末民初中国报刊活动的固有“套路”，并不具有正当性，因而引发了许多批评。有趣的是，作为新文化阵营的攻击对象，当时的文坛领袖林纾在与其学生张厚载展开反击时仍然使用同样的舆论套路。由于林纾拥有更为雄厚的资源及力量，所以“林纾派”在论战的第一阶段占据着主动。

蔡元培的登场标志着论战进入第二阶段，论争形势也于此时逐渐发生逆转。张教授认为，当时的进步报刊已经产生了一种改变晚清民国以来以人格、道德攻击为主的舆论方式的强烈愿望，而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后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则，其实也是文明世界中的报刊舆论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新的办刊思想、舆论原则的出现促进了新的“对话”范式的生成，这些理念也得到了“新思想领袖”的认可，因此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创立了新派刊物的基本办刊模式、语丝派表现出一种光明磊落的舆论取向、胡适对于“宽容”思想的提倡亦影响了《新月》的办刊方针。在“新思想领袖”及“新思想报刊”的努力推动下，中国现代报业的办刊方向在五四时期从整体上得到了改变，并开始尝试建立新的报刊从业行规、媒体作风。张先飞教授还强调，从造谣、“泼脏水”式的论战到宽容的交流对话，这不仅意味着舆论方式的转变，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对话伦理建构的开始，它深刻地影响了新文化生产的基本理念。张教授最后总结指出，回顾整个20世纪人类由于“错位对话”造成的种种历史悲剧，结合当今世界的话语纷争，“对话”问题在当下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张先飞教授风趣幽默又内涵丰富的精彩论述给在场师生以深刻的启发。在交流互动环节，他还与文学院师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讲座最终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文/江磊、陈静    图/陈静、付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