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者介绍

季旭升，台湾师范大学博士，现为郑州大学特聘教授，曾任台湾师范大学、中原大学、玄奘大学中文系教授，玄奘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36篇，出版专著23部，编纂台湾大学教科书2部、高中国文课教材1部，曾任台湾中研院《史语所集刊》、台湾台北大学《台北大学中文学报》、台湾中兴大学《中兴大学法商学院学报》、台湾艺文印书馆《中国文字》、台湾师大国文学报编辑委员，并2次出任台湾考试院命题委员，2次被台湾教育部门评为资深优良教师。在文字学、古文字、经学等研究领域多有建树，著有《说文新证》《甲骨文字根研究》《诗经古义新证》《诗经吉礼研究》《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读本》《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读本》（一）～（四）、（九）等。

二、访谈问题

Q1：请介绍一下您的求学、研究经历以及治学领域。

我从小就喜欢中国古典文化，初中一年级，在没有人影响下，我自发的每周都会去摹写篆刻字形。大学考上台湾师大国文系，二年级时受到文字学老师鲁实先先生的影响，立志要研究文字学。考上硕士班之后，因为鲁实先先生已经过世了，所以改研究《诗经》。考上博士班之后，转回文字学领域，研究甲骨文。从此以后，古文字和《诗经》就是我一生研究的两个领域。

写完博士论文之后，又做了四年金文整理的工作，完成后不久，包涵大量先秦文献的战国文字材料陆续出土，我便全力投入这个领域，直到今天，总觉得每天都有做不完的研究，读不完的资料，非常让人陶醉其中。

Q2：从事古文字研究之初，您走过哪些弯路？能否跟青年学者分享一些经验教训？

在研究所阶段，我的同门师兄弟们似乎有一个传统，硕博士两个阶段，一定是一个阶段做经学，一个阶段做小学。初看跨度有点大，后来才知道这两个领域是密切相关的。再深入一层地看，做学问是非常需要基础广博的，古人常说：“一事不知，儒者之耻。”胡适也说：“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没有哪一种知识是没用的，因此也没有什么路是弯路。只是到一个阶段之后，要分轻重，在研究的路上，总要有一条主线，其余的做为辅线。至于主线的选择，一定要跟着兴趣走，不要盲目的只是跟着潮流蹭热。只要兴趣够，跟着老师走，用功十年，可以入门；二十年，可以成为行家。之后，便要看个人的造化了。

Q3：在您求学和研究过程中，对您成长影响较大的著作和学者有哪些？

我生长在穷乡僻壤，到大学才见到来自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走上研究之途后才知道，大部分学者都是孜孜矻矻，废寝忘餐的在努力研究，这些学者也都对我很有影响。但我真正亲身接触，亲眼见到，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鲁实先先生。我在大学四年级时曾经住在鲁先生家，除了享受免费的食宿外，我唯一的工作是看他怎么读书。鲁先生每天不到五点就起床，十二点还不肯就寝。除了教书授课、三餐卫浴，他几乎不曾离开过书桌，也几乎没有其他任何娱乐。所有古书中谈到悬梁刺股，挂角负薪的苦学典范，都在我的眼前活生生地出现了。难怪鲁先生每堂上课都是那么的神采飞扬，那么的乐在其中，因为他每天的勤力研究，都为他带来永不间断的源头活水。这个影响，到今天我还印象深刻，并且努力的效法实践。

影响我较大的书也很多，可以说“更仆难数（当然，我没有仆人）”，因为文字学的领域宽广无比，每一个次领域都有数不完的经典著作和论文，每一本书、每一篇论文都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一定要特别指明，那就是《说文解字》和《史记》吧！鲁先生教授文字学，用的是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同时他也讲授《史记》。《说文解字》让我打下札实的文字学认识，《史记》则让我洞明世事的变幻与价值。

Q4：您在《诗经》学方面主要从事哪方面的研究？您对今后出土文献与《诗经》的研究，有何展望？

我在聊城大学担任特聘教授的时候，曾经计划以十年的时间，结合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筹建一个大型的研究基地，计划名称就叫“聊聊诗经”。后来因为引进我的蔡先金校长离开聊城大学，加上疫情影响，这个计划也就半途而废了。今后有关《诗经》的研究大概有两个方向，一是跟着材料走，有哪些新出材料跟《诗经》有关，或是可以触发《诗经》研究的，就会跟着新出材料进行探索。另一个方向则是先就《诗经》文本进行地毯式的集释，然后绵密地分析研究，同时注意《诗经》和出土材料的结合。新材料常常会带来新思维，无论从哪一个方向下手，出土材料的关注是绝不可少的，否则我们很难在两千多年先贤大儒的研究之后提出新而正确的论点。

Q5：您的博士论文《甲骨文字根研究》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能否谈谈选题经过以及主要发现，对于其他时期的汉字，是否也有进行字根整理的必要呢？

《甲骨文字根研究》是奠基在《说文解字》、自然分类法，及《中文字根孳乳表稿》三个基础之上。《说文解字》分成五百四十部，不严格要求，就是五百四十个字根，在许慎的思维中，所有的小篆就是由这五百四十个字根组成的，只要掌握了五百四十部，那么九三五三个汉字就可以很容易地习得。唐兰先生的“自然分类法”是甲骨学中的一个重要发明，先用“偏旁分析法”把每一个甲骨文分析清楚，然后进行分类。他的“自然分类法”体系庞大，未及完全实践（后来只出了一本《甲骨文自然分类简编》）。在我博论完成之前，承袭他的方法研究甲骨的，有日本岛邦男先生的《殷墟卜辞综类》、姚孝遂先生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及《殷墟甲骨刻辞类纂》（李宗焜先生的《甲骨文字编》后出）。此外，我的指导者师周何先生有一个研究计划的成果叫《中文字根孳乳表稿》，其思维是：中文是由大约五百个左右的字根组成的，只要掌握了这五百来个字根，现代中文字就可以很容易的习得。 

我的博士论文承袭了上述三位先生的方法，对甲骨文进行字根分析。分析完字根后，除了解释字根的形音义外，还做出了字根孳乳表，所有带有这个偏旁的甲骨文，全部分层收在孳乳表中，这对甲骨文字研究应该有一定的方便性。

我的学生对金文字根、战国楚简字根（陈嘉凌、王瑜桢、骆珍伊、范天培）、燕系文字字根（张鹏蕊）、小篆字根（李佳信）、战国玺印字根（何丽香）都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其他文字的字根，相信也都有用字根进行分析研究的价值。

Q6：您在《说文新证》中阐发了很多独到的见解，您一般都是从哪些角度切入分析的，能否谈谈您在《说文解字》研究方面的心得体会。

我的《说文新证》是建立在《说文解字》、出土古文字材料，以及各家研究的基础上，广泛的搜罗并研读以上相关数据，然后综合各种条件，择优而取。例如甲骨文的“㞢”字，各家异说非常多，但黄锡全先生释为“牛”的假借分化，最为符合甲骨字形、辞例、文化背景，因此可从。我自己的一些看法也是极力要求必需合乎上述条件。例如“劳”字，楚简出来以后，确定“图片”读为“劳”，然后上溯甲骨文，本来就有从“炏”从“衣”的“图片”字，依辞例当读为“涝”，字形则象母亲在“炏（晚上的荧荧火光）”下缀衣之劳。必需思考的重点是：一、先确定字用；二、必需通读所有辞例；三、力求形义相符。

Q7：您目前的学术研究重点是什么？今后有什么预想研究或拟待研究的课题？ 

我目前的学术研究重点还是在《说文新证》与《诗经》。《说文新证》蒙上海中西书局肯定，增订本改名为《说文斠证》，并已获准列入“‘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李院长的《说文稿抄本整理与研究丛书》也列在这个规划中），因此在这两年中，我必需把《说文斠证》的增修工作做到尽善尽美。这个工作量极其庞大，我会全力以赴。同时，我也在增修的过程中，把一些心得利用授课或在线读书会的方式与大家分享。

至于《诗经》方面，目前没有具体的大型计划，只是随机性地有什么想法就写出来。能否有大型的计划，得看未来的变化。

Q8：您认为古文字研究者应具备哪些基本的素质和条件？能否为刚刚接触古文字学的郑州大学特专班的本科生提供一些建议。

古文字研究者应具备的素质和条件，第一就是兴趣。一定要对文字与传统文献有高度兴趣，能长期全力投入，能吃苦耐劳，不计较报酬回馈。否则“读研考博，不如上班干活”，半途而废，不如及早回头。第二是对古文字与古文献有一定的敏感度，读书有感觉，思考要灵活。第三则是依照老师的指引，拟好自己的中长期规划，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去做。至于具体的规划怎么做，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则应该个别向老师请教。

（本文转自汉字学微刊，特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