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8日18时，河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刘跃进教授做客郑州大学文学院，于文学院203报告厅作题为“中古文学文献研究导论”的学术报告。报告由刘志伟教授主持，王允亮教授评议，王建生教授、邵杰副教授等老师及文学院百余名学生出席。

讲座伊始，刘志伟教授对刘跃进教授的到来表示欢迎，简要介绍了刘跃进教授的学术简历和学术成就，并通过对刘跃进教授治学领域的介绍引出了本次讲座的题目。

刘跃进教授首先以其专著《中古文学文献学》为中心介绍了个人学术经历。《中古文学文献学》是曹道衡先生、沈玉成先生的命题之作，写于1991年，1997年出版，旨在理清中古文学研究的基本文献和学术史。2022年，《中古文学文献学》由凤凰出版社修订再版，全书由起初的30万字扩充到60余万字。这体现了一代学者反思、传承和发展学术的自觉和担当，“学术是一条长河，学术也是一种选择，学术更是一种坚守。”刘跃进教授依据文字载体——纸张的发明、运用，刘跃进教授介绍了“中古”与西方“中世纪”概念的差异：中国学术界一般采取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的界定，以魏晋南北朝時期的文学作品作为中古文学的代表，其源头可以上溯到两汉之际，下限则可延伸到中晚唐。划分中古文学的重要依据是文字物质载体的变革：纸张的发明、运用和普及使书籍编纂取得了质的飞跃，引发了思想史、文学史的深层变化，推动了文化的普及。这在魏晋时期表现为文化的下移、文学的非功利性与前所未有的异端思潮。

为什么纸张成为一个重要的划分依据？刘跃进教授认为，根据《汉书·儒林传》等材料记载，中国早期的经学传承主要依靠口传心授，五经各有师承。从现存的资料看，早期经学家们所依据的五经文本似乎差别不是很大，关键在一字差别之间如何解说，弟子各得其师一端而有所发展。到后来，必由师学发展而成为家学，但家学为标榜师承有自，仍要标榜师学，学术和政治权力、政治话语纠缠在一起。西汉时期，今文经学占据着官方地位，直到魏晋之际退出历史舞台，背后的原因正在于纸张的发明。东汉以后，纸张逐渐普及，书籍编纂取得质的飞跃，学术呈现出大众化的倾向，也出现了集大成的倾向。学术上，古文经学崛起，今文经学支离其文，断章取义的做法逐渐失去神圣的光环。从西汉末期到东汉时期，知识分子有了更多的阅读选择，由此马融、郑玄等人才有可能汇集众籍，修废起旧，完成汉代今古文经学的集大成。纸代替简帛，学术文化因此取得质的飞跃。

中古的重要特点是多元文化共存。此期中国思想文化界经历了一场文化变革。儒学衰微，道教兴起，佛教传入，形成了三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第一是外来文化（如佛教）与中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第二是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如道教）的冲突与融合；第三是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文化的交融改变了东汉的文化面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文化的独特性。从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的发展来看，这时期的学术思想表现得最为活跃，所以能够形成这种多元化的特色，是当时社会各方面综合因素的相互作用：第一，这个时期的社会结构处于分裂状态，战乱不断，国家无力顾及思想文化事业，思想界呈现一种相对自由的状态，文学在当时的发展体现出一种回归文学的非功利性特征，将文学视作抒发情感的工具，追求艺术性，与此前的文学形成迥然有别。第二，文化中心的下移。第三，异端思潮辈出。老庄学说的兴起，导致文学上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异端色彩。一个时期内，生活的怪异化，思想的极端化，形成了这个时期文人生活的重要特征。从桓谭《新论》，到王充的《论衡》，再到王符《潜夫论》等等，构成了张力的态势，拓展了文化的发展的空间，形成了后来丰富多彩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当时文学的主要特征就是张扬文学个性，相关的说法比如嵇康的“非汤武而薄周孔”、陶渊明的“质性自然”、曹丕的“诗赋欲丽”等。

佛教的传入、佛经翻译催生了辨声意识，并进一步推动了近体诗的萌芽。第一，辨声。事实上，在汉末，西域辨声之法即为中土士人所掌握，《颜氏家训·书证》《经典释文序录》《汉书注》中均有相关记述。美国著名学者梅维恒的文章“A Hypothesis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the Term fanqie (‘Countertomy’)”（《关于反切缘起的假设》）认为，“反切”这种分析语音的方法是受到佛经翻译的启发而产生的，这一术语可能来源于梵语“varṇa-bheda-vidhi”（字母切分法）。第二，“四声”问题。一般认为，“四声”源自佛经的翻译，这影响了后来的唐诗宋词。对于“四声”的研究何以在齐梁时突然产生，目前学术界仍存在争议，陈寅恪《四声三问》和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持显相对立的两种观点，由此需要认真思考：“四声”之目是谁最早提出来的？四声是如何发现并确立的？四声具体如何理解？第三，八病问题。梅维恒、梅祖麟、平田昌司等学者作出过深入研究，认为它与梵文偈颂的形式以及印度古代文论《舞论》存在联系。这要求我们区分不同时期的音韵系统，积极利用音韵学等相关学科和不同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古文学。

刘跃进教授还向听众介绍，中古文学研究主要包括总集编撰与综合研究、中古诗文研究文献、中古小说文论研究文献三方面。集部有总集与别集之分，文学总集的编纂与集部观念的形成有关，别集以屈原《楚辞》为首，总集以挚虞《流别集》为先。刘跃进教授强调《经典释文》《切韵》等基本典籍影响了唐代以“诗文取士”的走向，又以贾思勰《齐民要术》、郦道元《水经注》等作品为例，介绍了文学研究的社会生活史研究倾向，并强调文学是活生生的，文学研究要在正史材料、进士科等视角之外看到这些丰富的东西，要走出“文学”的局限，不要抱残守缺，只有“走出文学”才能更好的研究文学。

在自由互动环节，刘跃进教授耐心地解答了同学们的问题，分享了自己宝贵的学术经验。最后，这场内容丰富、气氛热烈的讲座在与会人员的合影中圆满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