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2日19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鸣教授做客郑州大学文学院，于二月河文学艺术研究中心作学术讲座，题为：“‘讲道理’的时代，文学何为？——略谈宋代文学的人文精神和理性审美”。讲座由王建生教授主持，罗家湘执行院长、王士祥教授、王允亮教授、何新所副教授、高小慧副教授、邵杰副教授、梁帅副教授、王连旺副教授、王勇老师、张相逢老师、孙巧智老师、霍东晓老师等出席，并有三十余位研究生聆听讲座。

讲座伊始，王建生教授对张鸣教授的莅临表示热烈欢迎，简要介绍了张鸣教授在四个领域的学术成就，表达了对张鸣教授坚持继承发扬北大中文系“敬畏学术，热爱学生”精神的赞叹。随之引出了本次题目，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拉开帷幕。

张鸣教授以“‘讲道理’的时代，文学何为？”为题切入，谈论宋代文学的人文精神和理性审美，共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宋朝是“讲道理”的时代；第二，宋代文学是“讲道理”的时代的文学；第三，“讲道理”促进了宋代思想学术的繁荣，塑造了士大夫的文化人格；第四，“讲道理”的时代风气，赋予宋代文学独特的精神内涵和审美风貌。

首先是“讲道理”的时代风气和“宋学”的繁荣问题。张鸣教授引用陈寅恪、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等对于宋朝的论述，指出宋代文化的繁荣景象，并将宋代文化的繁荣归纳为三个特点：第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共同繁荣，二者是相对平衡的；第二，士大夫文化和民间通俗文化共同繁荣并互相影响，如士大夫词作在民间的广泛传唱；第三，城市商业文化和农村农耕文化共同发达繁荣，表现在城市制度的变迁、长期商业运行下城市夜生活的出现，以及城乡对读书科考的共同追求上。“士大夫”是这几个共同繁荣的交汇点。宋代制度文化、观念文化和审美文化的核心是士大夫主导的，因此士大夫的创作也能够集中体现宋代的文化精神和面貌。

接下来，张鸣教授用沈括《梦溪笔谈》中宋太祖与赵普关于“道理最大”的对话和苏辙“胸次须出一好议论”的观点，来说明宋代君臣士大夫“道理最大”的共识。《梦溪笔谈》载：“北宋开国之初，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张鸣教授就此则材料的深层用意进行分析，宋太祖与赵普的故事不一定是历史的真实存在，但“制造故事”的行为体现出崇尚“道理”的时代底色。苏辙之言：“人生逐日，胸次须出一好议论；若饱食煖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别于禽兽？”两则材料指向宋代是认同“道理最大”的时代。同时，出于“讲道理”的需要，宋代的儒学进入了一种复兴式的繁荣局面，出现了诸多流派，甚至呈现出“第二个百家争鸣”的局面。张鸣教授对南北宋主要的儒家学派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对其发展脉络进行了概述分析，并指出其重要意义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宋代文人非常重视经史之学，如苏轼直到晚年仍在为经学典籍作传。经史之学是宋人立身处世的骨干，文学是他们的血肉。由此，张鸣教授强调，在研究古代文学、历史时，应该注意分别从“当下的立场”和“当时的立场”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在研究历史时，要尽可能地利用材料，尽量身临其境地回到历史现场，去体会时人心境。

其次，张鸣教授进一步指出“讲道理”的风气塑造了士大夫人格的特点。在宋代士大夫人生实践过程中，文学具有重要的抒情言志和思想交流的功能，士大夫的精神面貌、主体意识、学问见识等因素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极为深刻，“讲道理”的风气，直接影响了宋代士大夫的政治人格和文化人格。他们既是“讲道理”的主体，也是被“道理”所塑造的群体。张鸣教授引用北宋蔡襄《国论要目》中“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的论述，指出宋代文人受重用的情况。士大夫官员的文化素质、文化修养决定了时代的政治风貌和文学风貌，政治风貌中最重要的就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观念，这一观点在宋代的相关研究中经常出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观念出自汉宣帝，但并没有在君臣共识的层面上达成共识。到宋代这一观点却成为了一种共识，从宋太祖开始，到宋太宗、宋仁宗朝一直延续发展下去。

在这一环境下，宋代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士大夫的人格特点。张鸣教授引用苏轼《六一居士集叙》中对欧阳修的评价，总结出苏轼所认为的新型士大夫的政治人格特点：通经学古、救时行道，犯颜纳谏。宋代的名臣士大夫如司马光、王安石、欧阳修、苏轼、苏辙等，都符合这种新型士大夫所具有的人格特点。而“讲道理”则是新型士大夫政治文化人格得以成立的前提。其一，“讲道理”风气促进了宋代士人对个人“器识”的重视；其二，在“讲道理”的风气中，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的“道理”本身，成为士人人生追求的座右铭和人生实践的准则。如张载的“横渠四句”和《西铭》中“民胞物与”之论；范仲淹“儒者报国，以言为先”（《让观察使第一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灵乌赋》）之言；以及欧阳修“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镇阳读书》）之语，等等。这些“格言”式的话语概括了文人儒生对于人生的总体精神追求，是个人观，也是世界观。张鸣教授强调，这一问题对于研究宋代文学非常重要，值得思考。

其三，“讲道理”的需要带动了士人热爱读书的风气。张鸣教授指出，宋人热爱读书，其直接的证据就是宋人的读书量远远超越了前代，雕版印刷的推广为宋人读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张鸣教授列举分析了蓝奎、赵期、晁冲之、陆游、黄庭坚、苏轼等人诗中关于读书的语句，并引用北宋马永卿《懒真子》中关于司马光省亲扫墓时被乡亲请教《孝经》篇章的故事，幽默风趣地讲述说明了宋代读书风气的盛行、普通百姓对知识的学习和向往，以及宋代文化下沉的现象。其四，读书改变了作家的气质和文学的风貌。张鸣教授引用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之言，阐释了这些文人对于读书的独特看法。因此，重器识，立准则，多读书奠定了宋代士人新型文化人格的基础，为宋代文学带来独特的人文精神和审美。在“讲道理”的风气中，由“讲道理”的士人创作的文学自然带上了“讲道理”的特点和“书卷气”，不妨说宋代文学是“讲道理”的时代的文学。

最后，张鸣教授讨论了宋代文学的民胞物与精神。张鸣教授首先以王禹偁《对酒吟》中“男儿得志升青云，须教利泽施于民”引入，介绍了王禹偁作此诗的背景，又结合陆游、刘克庄等诗人诗作，列举了宋代诸多关心民生疾苦、怀有民胞物与精神的诗作。接着，详细分析了王禹偁《对雪》一诗，通过对诗作的详细解读，分析了其中所蕴含的王禹偁作为士大夫，在百姓苦难时对于自身的反思和检讨。张鸣教授又用苏轼《荔支叹》一诗，结合苏轼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带领大家详细地解读了诗歌中的内容和典故。尤其是巧妙分析了“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一句的历史沉重感，并与杜牧“无人知是荔枝来”句作比，高度赞扬了前者的厚重。张鸣教授指出，相比于王禹偁的《对雪》，苏诗在关心民生的同时，还对当朝不具有士大夫品格的官员直言不讳地加以批判，教导了士大夫应该如何做官。文学在此时就是作为一种审美的载体，来体现文人士大夫民胞物与的精神内涵。

此次讲座不仅给师生提供了学术研究的指引，更带给大家人生的智慧。在交流请益环节，王建生教授称赞了张鸣教授渊博的学识与充满趣味性的讲解，表示听此讲座实在是一种享受。并指出自己听完后的受益之处，如“夜深灯火上樊楼”一句，张鸣教授说这句并不特写节日，只此一句繁华尽显。接着罗家湘教授高屋建瓴地指出了中国古代人民性并不缺失的事实，从先秦到唐宋，乃至现代，古今都有人民至上的观念；文人共识对把握古代文学、文化至关重要。王士祥教授、王允亮教授和高小慧老师也先后发表了感悟。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和困惑，张鸣教授作了耐心的解答，分享自己的学术感悟和经验。张鸣教授深厚的学养和透彻的讲解令同学们心折不已。最后，这场内容丰富、气氛热烈的讲座在与会人员的热烈掌声中圆满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