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论文发表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杂志《国际观察》（CSSCI）2021年第6期1-26页。

作者简介：杨明星，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州，450000；赵玉倩，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郑州，450000

基金简介：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7ZDA318）、国家教育部新文科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新兴文科‘外交话语学’的跨学科构建与国际化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项目编号：2021XWK606）和中国外文局对外话语体系研究重点招标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话语建构研究》（21DWHY07）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后疫情时代大国关系日益演化为一种大国对国际话语权的激烈争夺，而大国对话语权的角逐时常表现为其对国际关系叙事模式的博弈和竞争，因而外交叙事能力建设已成为一国综合国力，特别是软实力和话语权构建的重要考量。本文以国际关系学、叙事学和传播学等跨学科研究为视角，构建了外交叙事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型，认为外交叙事不仅是一国战略叙事和政治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深入且持久的外交传播方式。本文采用历时梳理与共时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追溯了建党百年来中国特色外交叙事的演进历程，总结了其中的“变”与“不变”，揭示了其阶段性特征与独特的发展规律，以期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叙事体系的构建提供借鉴。新时代为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讲好中国外交故事，应加快推动“外交叙事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

关键词：百年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外交叙事学；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21)06–0001–26

The Centennial Evolution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CPC’s Diplomatic Narrative

YANG Mingxing & ZHAO Yuqian

(Chinese Academy of Diplomatic Discourse Studies/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China, 450001)

Abstract: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the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 and world order is evolving into a fierce competi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while the competition for the discourse power is often manifested in the political game and contest between countries for the right to choose the narrative mode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excellent diplomatic narrative ability stands as a kind of soft power and discourse power. Therefore, developing diplomatic narrative capacity has become a crucial element of a country’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it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when producing soft power and the right to speak. This paper mak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analytical model of diplomatic narrative from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perspectiv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rratology, and Communication. The diplomatic narrative plays the role of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a country’s strategic and political narrative but also a profound and long-lasting way of diplomatic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adopts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approach, including the diachronic method and synchronic analysis, to trace the evolution of diplomatic narrativ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ast centur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The authors also summarize the “changed” and “unchanged” elements in the process, revealing the party’s characteristic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its development, and introducing its unique development mechanism as well. The above-mentioned findings can serve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major-country diplomatic narrativ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tell a good story of CPC and a good story of China’s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accelerate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Diplomatic Narratology”.

Key words: Centennial Historical Experienc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iplomatic Narratology; China’s Great Power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一、问题的提出

向国际社会讲故事是国际政治传播的重要方式。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1]由“话语体系”到“话语和叙事体系”的重要转变，将国际话语权建设的内涵和路径进一步具体化，揭示了“话语”与“叙事”的内在联系，彰显出国家战略层面对“外交叙事”理论构建与实践创新的高度重视。

当前，中西方的叙事之争事关国际话语权、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安全，事关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未来，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2] “叙事”（narrative）实际上就是“讲故事”（storytelling），任何行为体都可能成为一个叙事者（narrator），即故事讲述者（storyteller）。叙事无处不在，遍存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社会。[3]从国际关系学角度来讲，叙事能够塑造或影响国际受众对政治行为体的认知，成为人类认识和理解世界的一种重要工具，能够对国际秩序的建构和重塑产生重要战略性力量。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国际事务日渐成为一种“谁讲的故事更动人”的事情；[4] “权力的获得取决于谁的军事实力更强大，同时也取决于谁讲的故事更动人，强大的叙事能力是一种权力资源”。[5]他高度肯定了“叙事”对于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但未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和延伸。兰斯·班尼特（Bennett, W. L.）和默里·埃德尔曼（Edelman, M.）以及沙乌勒·舍恩霍（Shenhav, S. R.）等人率先将“叙事”拓展到政治学、传播学以及社会学领域，提出“政治叙事”（Political Narrative）这一概念，并进行了系统阐释。[6]2013年，在《战略叙事：传播力和世界新秩序》（Strategic Narratives: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the New World Order）一书中，阿利斯特·米什基蒙（Alister Miskimmon）等学者在深刻剖析“软实力”这一概念不足之处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战略叙事”（Strategic Narratives）一词，并将其界定为“决策者关于中长期目标或愿景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的故事性表达”，特指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叙事活动，[7]是大国竞争过程中打击对方、建构行动合法性、分化联盟、赢得公众支持的有力武器，[8]是一种话语博弈和修辞竞赛行为。

近几年，这一概念引发了国内政治传播、国际传播、历史学等领域学者的关注，部分学者开始从文本分析、大数据分析、追溯叙事流等路径着手探讨传媒是如何通过叙事以及叙事重构为一国的外交政策和政治目的服务。还有学者尝试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如涂年根提出的“策略性叙事空白”概念就认为它是叙事修辞的重要手段。[9]还有学者以此为视角研究外宣翻译等。[10]可以看出，“叙事”这一概念正在不断地突破其源学科的藩篱，并延伸拓展至政治学、传播学、形象学、外交学、历史学、翻译学等重要领域。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目前跨学科性的叙事研究主要考察特定媒介对某一事件进行叙事操纵的过程或策略，鲜少有对某一国家的整体叙事框架进行系统性的历时考察，更缺乏对“外交叙事”这一特殊且敏感领域的关注。本文明确提出“外交叙事”这一概念，并尝试构建外交叙事的理论框架与分析模型。通过回顾建党百年来中共外交叙事的阶段性特征，从中挖掘其发展规律与历史经验，以期为“后疫情时代”中国外交叙事体系的建构提供经验和启示。

二、中国特色外交叙事的理论框架

外交叙事产生于外交实践，直接为一国的外交战略目标服务，因而更需要有相应理论的科学指导。在当前中国大力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构建中国特色的外交叙事理论体系就显得更加迫切。

（一）外交叙事的内涵

外交叙事（Diplomatic Narrative）是一国战略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指国家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借助故事化的手段表达外交态度与立场、传播外交理念与政策、提升外交形象与国际话语权的行为。外交叙事是一种外交话语传播行为，可从表达端（故事输出端）和理解端（故事接收端）两个维度进行理解。表达端关注叙事主体，即故事的讲述者；表达端运用讲故事的方式促进对外交往。从时间轴上看，“故事”可包括过去的、正在发生的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可真实，也可虚构。在很大程度上，“叙事”可被理解为是对现实事件的改编、重构或戏剧性创造，更是一种明显的话语修辞现象。如习近平曾通过讲述《红楼梦》中“金玉良缘”的爱情故事比喻中智两国的深厚友谊；小布什曾用“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典故比喻“9·11”事件之后美国发起的反恐战争，直接推动了“文明冲突论”的升级。[11]理解端则更关注叙事对象，即故事的倾听者；理解端通常都具有将外交战略性话语故事化（storilization）的认知能力，如可以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战略叙事中识解出“天下一家”的故事寓意，也可以从“中国梦”这一战略叙事中构想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愿景。战略叙事规划了今后或未来一段时期内国家外交叙事的动机、目的与主题内容。根据国际局势和国家间外交关系的变化，战略叙事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当前阶段内外交叙事的诸多要素。例如，叙述者需要对叙事内容进行调整以适应特定阶段内的战略叙事目标和主题；同理，受述者需要调整以适应叙事主题的变化，只有如此才能够对叙事内容进行有效识解。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是一种外交话语交流和传播的关系，构成“传播Û反馈Û传播”的良性循环，如此才能实现更加良好的叙事效果（见图1）。

图1 外交叙事行为过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外交叙事的构成要素与分析模型

叙事主要由行为体、事件、情节、时间、背景、空间等叙事元素组成，是一系列事件和身份的表征，是政治行为体（通常是精英阶层）试图为过去、现在和未来赋予确定意义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工具，其中行为体是叙事框架的核心要素。[12]这一观点与新修辞学派的领军人物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的观点类似。伯克在《动机语法》（A Grammar of Motives）一书中提出了“动机叙事”的五大要素：行为（act）、场景（scene）、代理人（agent）、代理机构（agency）与目标（purpose）。[13]他认为，任何对动机的叙述都需要回答五个问题：做了什么（act）？在什么背景下做的（scene）？谁做的（agent）？怎样做的（agency）？为何这样做（purpose）？对于外交叙事而言，除了叙事主体（agent）/叙述者（narrator）之外，更重要的是需特别关注叙事的对象（target）/受述者（narratee），即故事的接收者或倾听者。美国著名叙事学家西摩·查特曼（Seymour Chatman）认为，叙事文本（narrative text）由故事（story）和话语（discourse）两个部分组成。故事是叙事的内容（what），即所叙之事，而话语是叙事的策略、技巧或方法（how）。[14]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同样认为，故事为话语提供了内容和素材，话语是讲故事的表现形式。因此，故事与话语是叙事文本的有机构成。[15]对于外交叙事而言，外交叙事主体为实现中长期阶段内的外交战略目标（叙事动机），往往会借助修辞性的外交话语策略（包括语言和非语言两种方式）创作出具有特定外交内涵和寓意的故事。故事框架之内由人物（身份）、事件、情节、时间、空间、背景等要素构成。话语框架之内则由叙事动机、主体、对象、话语策略等要素构成。

外交叙事动机受特定时期内的战略叙事主题和目标影响，具有动态性和阶段性的特征。主权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及外交机关工作人员是最具代表性的叙事主体。当然，在泛媒介化时代，任何一位国家公民都有可能成为外交故事的讲述者。外交叙事主体不仅是故事外的话语表达者，也可能是故事内的主人公。比如在中国共产党外交叙事中，中共不仅是故事的亲历者和故事内的主要角色，同时也担任了故事外的讲述者和传播者。外交叙事的对象由一定时期内的叙事动机所决定。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西方媒体对华炮制出大量 “污名化”外交叙事，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外交形象。为了对此进行反制，中国创造出一系列基于真实事件的“抗疫外交叙事”，这些故事预设的倾听对象主要是美西方国家的外交决策者、媒体及公众。

外交叙事的话语策略主要包括情节设置和呈现方式两个方面。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将情节定义为“事件的安排”（arrangement of incidents）；结构主义叙事理论认为这一安排严格来说是由话语操控的，即故事中的事件通过话语转化为情节。[16]巧妙的情节编排能够引人入胜，产生持久的话语影响力，这要求叙述者在话语表达和修辞运作方面具有较高的造诣。例如，中国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们都具有高超的外交叙事能力，晏子出使楚国，通过讲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故事巧妙破解了楚王事先设下的陷阱，有效维护了齐国的尊严。“晏子使楚”连同其构建的“南橘北枳”的故事影响至今，为当代外交叙事提供了宝贵的故事素材。故事的呈现方式（媒介形态）主要包括语言和非语言两大类别，古有赋诗言志，即通过奏乐、赋诗的话语形式讲述外交故事，表达外交态度和立场；今有小说、影视、漫画等，通过图-文-音相结合的视听媒介传递中国外交声音。随着时代的发展，外交叙事的情节设置和呈现方式更加丰富，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以把握其中的运作规律。图2呈现了外交叙事构成的要素以及具体的分析流程。

图2  外交叙事的构成要素及分析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外交叙事的历史演进与阶段性特征

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引领这样一个国家摆脱积贫积弱迈向繁荣富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每走一步所要面临和解决的国内外难题，都是世界上其他政党难以想象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具备强大的领导力和执政力。[17]大国外交的权威基础就是“党管外交”，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工作的一个政治原则。[18]中国共产党外交叙事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外交叙事的战略规划者、决策者、引领者、执行者，统筹协调外交叙事系统的各个方面。中共的外交理念始终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19]“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体系的构建和传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印度教的“梵我合一”、非洲“乌班图精神”，等等，都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雏形。[20]该理念尊重和体现了全人类的普遍价值，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具有极强的包容性，这也是它能够成功转化为外交话语权的重要基础。“在当代外交实践中，真正能够体现国际法基本理念、国际社会共同价值的外交话语能有效地转化为话语权，提升国家的软实力”。[21]

中国共产党外交叙事是展现和塑造中国共产党外交形象，构建和传播国家整体外交形象，提升外交话语权的主要表现。故事化的外交话语具有突出的人文性、情节性和感染力，更加喜闻乐见、深入人心，能够产生更加持久深刻的话语影响力，是话语权生成的重要手段。善于通过故事化的手段传播外交理念、塑造外交形象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过程中的重要表现。建党百年来，中国外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交叙事从宏观上形成了由革命到斗争、建设、发展和壮大的故事情节和脉络，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一）中共外交叙事的百年历史、特征与内容

大国战略竞争充满话语叙事，而这些叙事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会经历多重转变。[22]从整体“叙事流”来看，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外交叙事的发展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进程，但由于叙事背景的变迁、叙事身份的转型、叙事主题的调整会导致整个外交叙事大框架呈现出明显的动态特征。

通过梳理建党以来国际形势的重要变化及外交大事记，我们可以发现该时段内的外交叙事主要经历了四大历史性阶段：1921-1949年；1949-1978年；1978-2012年；2012年至今。从叙事元素上看，这样划分的主要依据是考虑到中共外交叙事身份的明显转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国家身份的主要代言，国家身份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常量，环境的变化、社会的发展、互动频数的增减都会导致国家身份在一定程度上的变化，而这些变化经过行为体在实践互动中的反馈，就会使行为体对原先的身份进行反思、修正或改变。[23]鉴于叙事主体身份定位的转变自然会引发其他叙事元素的变革，故事内容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动，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叙事主要呈现出以下四大阶段：

1. 第一阶段：“觉醒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国（1921-1949年）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炮制出“东亚病夫”系列叙事，中国形象由此被贴上了“病态”的标签。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正式诞生，并选择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封建帝制，这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与其他被压迫者民族意识、民主意识和革命意识的空前觉醒。在此背景下，如何解构西方的阴谋叙事，构建真实的中国外交叙事，是建党初期中共外交叙事进程中所面临的首要课题。

中国共产党侧重于通过外交斗争来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24]从建党到建国这28年的时间里，中共是这一时期外交叙事的中坚力量。中共早期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十分密切，其对外交往从一开始便是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5]那时的中共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大国”的叙事身份向共产国际组织与国际来华者讲述了一部爱国革命故事，包括“井冈山的故事”“长征的故事”“红军的故事”“抗战的故事”以及“统一战线的故事”等，塑造了一幅幅甘愿为国家和民族事业奉献生命的爱国革命者形象，从而强烈反击了西方列强所谓的“东亚病夫”之说，促进了中共正面外交形象的国际传播。

1944年，美军观察组到访延安是中共面临的不同于往的重大外交活动。[26]对此，周恩来受中央委托，草拟了党史上第一份《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开展对美外交是中共当前外交工作的重点。[27]因此，延安时期应是中共开展外交工作的重要源头。期间，由于国民党的重重封锁，中共难以直接同外界取得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审时度势开创了“借嘴传播”和“借船出海”的外交叙事渠道。1936年，毛泽东把握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访延安的有利时机，主动为其提供一手素材，向其讲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故事。斯诺将其所见所闻进行了文学性创作，写出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向世界传播了中共红色革命的故事。他还在美国重要报刊上发表了多篇访华日记，引起了国际舆论的热议。这些故事为世界各国重新认识延安以及中共打开了一扇宝贵的窗口，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美国对华外交舆论。

抗战期间，国民党凭借政权势力和国际资源优势，除了在军事上对共产党进行“围剿”之外，还利用国家宣传机器制造负面舆论，恶意引导西方社会对中共产生错误认知，编造“中共是土匪/流寇”等污名化叙事，意图将其大肆捕杀共产党人的恶劣行为合法化，进而争取国际社会的军事支持和援助。斯诺讲述的中共故事完全不同于国民党口中所谓的“土匪”和“流寇”，这引发了国际社会的猜疑以及国内外记者的好奇心。此外，中共的革命故事使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深受感动，她志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抗日战场上的外籍八路军随军记者，创造出大量对中共的正面叙事，这也为中共撕掉“匪化”标签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4-1945年间，由国内外各大报刊著名记者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以及由美国驻华武官包瑞德（David D. Barrett）上校受命筹组的美军观察组先后到访或派驻延安。他们经过长期的切身体验，先后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形成喜闻乐见的故事，对中共的抗战决心和辖区内民众的日常生活等进行了一次大规模集中性报道，这成为中共外交叙事的一次重大突破。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John S. Service）在他的调查报告中这样写道：“延安民众官兵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年活泼，民主模范，与重庆对比是另一世界。”[28] 相关故事报道极大地扭转了国际社会对中共形象的认知，美军不得不重新评估中共的力量与能力。除了“借嘴叙事”之外，中共还巧妙运用“借船出海”的叙事策略，通过座谈会、访谈、记者会等形式向中外记者全面介绍我军的抗战理念，表达抗战的决心以及爱国信念等，如“我们既不是‘怪魔’，也不是‘愚笨’，而是因为缺乏武器弹药，不能不以血肉之躯与敌寇拼杀......”，[29]“中国共产党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30]这些塑造中共正面形象的故事借助西方媒介机器得以传播出去。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Evans F. Carlson）曾在《中国的双星》一书中对毛泽东这样描述道：“这是一位谦虚、和善、寂寞的天才。在漆黑的深夜中奋斗着，为他的人民寻求和平公正的生活而奋斗着。”[31]关于中共及其领导人的积极叙事不仅严厉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以及国民党反对派炮制出的“阴谋叙事”，而且中共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形象也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正向认同。

2. 第二阶段：“站起来”的社会主义新生大国（1949-1978年）

“跪着办外交”是近代中国屈辱外交的真实写照。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孕育而生，“以斗争求承认”成为该阶段外交叙事的主线，独立自主、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平等协商成为规范该阶段外交叙事的战略性话语。

从国际大环境来看，新中国诞生于冷战格局之下，中美苏之间复杂微妙的“大三角”态势左右着中国外交叙事主题、情景、话语与策略的战略调整。外交政策是最具合法性和权威性的话语表达。根据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可以将这一阶段的外交叙事细分为三个十年：第一个十年的外交叙事主题是联苏抗美“一边倒”（1949-1958年）；第二个十年的外交叙事主题是反苏反美“两面开弓”（1959-1968年）；第三个十年的外交叙事主题是联美抗苏“一条线、一大片”（1969-1977年）。在争取独立自主的战略叙事之下，革命和斗争性的叙事话语是这一阶段外交叙事的重要表现，“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叙事逻辑为“反对美苏两霸”“两个中间地带”“两面开弓”“两个拳头打人”“三个世界划分”“一条线、一大片”“推动世界革命”“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等一系列叙事主题提供了辩证法支撑。这些主题具有隐喻特性，围绕其展开的话语能够发挥重要的叙事功能，成为该阶段中共在政党外交、双多边外交等叙事平台上开展舆论斗争时所运用的关键词或高频词。1954年，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的讲话中将美国描述为世界和平的“破坏者”，并讲道“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美国人做的事太不像样子......”，[32]以此表达中国反美帝国主义的外交态度和立场。上世纪70年代，在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Masayoshi Ohira）的会面中，毛泽东提出并阐释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构想，呼吁美日欧以及亚非拉等地区和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33]

这些斗争叙事是外交斗争的需要，总体上是正确的，支持了反帝事业，提高了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外交叙事整体效果的考虑，一度引发了一些国家产生恐惧的心理及某种“刻板成见”。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已经没有了曾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盟友者的身份，而是“一条红色的、喷火的巨龙”，对现实世界构成了一定的“威胁”。[34]这一阶段，中共虽奋力实现了使新中国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外交叙事目的，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负面舆论的挑战。

3. 第三阶段：“富起来”的发展中大国（1978-2012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改变了过去“革命外交”的指导思想，走出东方式的孤立主义，成为当下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35]“和平与发展”替代“斗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旋律，“富起来”成为站稳脚跟之后国家发展目标的新定位，中国也迎来了全方位开放的和平外交新格局。自此，“中国已不再是旧式的‘中央帝国’或游离于国际社之外的‘孤独的革命者形象’而是‘今日地球村’里维护整体和平与稳定、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的一个重要成员。[36]在“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世界格局多极化”“一超多强”等叙事背景之下，这一阶段的外交叙事在保持与前一阶段叙事主线连续性的基础上出现了微妙的转型和重构。根据外交叙事的主要政策或理念。我们可以将这一阶段细化为以下三个分期：第一分期（1978-1989年）以“独立自主，和平稳定”为特点；第二分期（1989-2001年）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为特点；第三分期（2001-2008-2012年）以“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为特点。

革命性的叙事内容逐渐淡化，“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战略叙事。2009年11月23日，一则以“携手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made with china）为主题的广告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滚动播出，这是“9·11”事件之后中国媒体有意主动出击打造“中国新形象”的一次大胆尝试。2010年7月，国务院新闻办又正式启动了《国家形象系列宣传片》的拍摄工作。2011年1月，该片正式亮相美国时代广场最醒目的广告大屏上并进行轮番推送。它主要包括时长30秒的广告短片《人物篇》（杰出华人快速亮相）和17分钟的专题长片《角度篇》（多角度全景式的展示中国现代化发展成果）。这种视觉化、动态化、图-文-音相结合的影像叙事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高科技时代外交叙事的一大亮点。此举旨在改变西方社会对中国“积贫积弱”的刻板认知，展现中国现代化的飞速发展成就。然而，这种情节设置并未收获理想的叙事效果，反而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增添了注脚。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叙事方式仍然过于刚硬，有炫耀“肌肉”之嫌；叙事内容过于完美，有遮掩“缺陷”之嫌；叙事主体过于精英化，缺乏有亲和力的平民化叙事；对叙事对象的关注和分析不够，导致叙事效果一般。这是该阶段中共外交叙事呈现出的主要问题。

4. 第四阶段：“强起来”的负责任大国（2012至今）

2012年十八大以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大国外交”被提上了日程。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自变量，而不像过去是一个因变量。[37]中国在参与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进全球治理、合作抗疫等一系列外交实践中日益展现出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作为一个快速崛起的大国，中国该以何种身份自居，以何种方式讲述大国外交的故事，是十八大以来中共外交叙事的重点议题和重大挑战。

18世纪以后，西方国家对中国产生的刻板印象以及其自身与生俱来的傲慢和偏见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外交叙事的成效。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有些国家、机构、媒体或个人，出于各种原因和目的，极力“抹黑中国”和“唱衰中国”，出现了“中国威胁论”“中国阴谋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衰落论”等负面涉华论调。[38]另外，美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秩序已逼近崩溃的边缘，世界亟需创建一套不同于“美式全球化”的发展模式，也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全球领导者”引领国际秩序重回正轨。[39]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于2013年明确提出，要注重塑造“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做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40]这标志着中国外交的叙事身份需要作出战略转型，开始以“负责任大国”的全新身份亮相世界舞台。“中国梦”“新型大国关系”“正确义利观”“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真、实、亲、诚”“和平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共生”等成为这一阶段外交叙事的重要主题和高频话语。

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和平外交”的叙事主线仍未改变，但有意突出了“大国外交”或“全球外交”的宏大主题，彰显出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转型。在汲取上一阶段叙事经验的基础上，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在叙事技巧、方式、风格方面有所改观，尤其是拓宽了叙事对象的范围和层次，并创新利用新媒体、自媒体、融媒体等叙事平台，提升了中国外交话语权。然而，中国“挨骂”的问题依然存在。因此，讲好“负责任大国”的外交故事依然道阻且长。 

四、中国共产党外交叙事的规律与经验启示

外交叙事有其特有的故事情节，情节是故事化的主要特征。上文论述的四个发展阶段从宏观上折射出了中国共产党外交叙事的情节演进历程，其中包含了一个国家从醒起来、站起来到富起来进而强起来的成长故事；从国际体系的旁观者、参与者、跟随者到构建者、引领者的奋斗故事；从一个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斗士发展成为一个保卫世界和平的无畏勇士的励志故事。故事的情节内容既有延续又有创新，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那样，“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41]然而，无论处于任何一个成长阶段，中国外交叙事都伴随着被西方社会误读、误判、抹黑，甚至妖魔化，这是一个尤其值得各界注意并深刻反思的现象。如何改进外交叙事，讲述能够被受众易于理解、接受、认同且具有共情力的故事，是当前以及“后疫情时代”需要进行深刻思考的问题。那么，分析其中的“变”与“不变”，挖掘出中共外交叙事的独特规律将具有重要的经验借鉴意义。

（一）中共外交叙事之“变”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今天的100年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外交在叙事身份和主线方面发生了明显转型。在叙事身份上，从“无产阶级革命大国”到“新生独立大国”和“发展中大国”再到“负责任大国”；在叙事主线上，从“斗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再到“合作与共赢”。此外，叙事的主体、对象、话语、策略等方面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呈现出更加科学、系统、理性的发展态势。

1. 叙事主体的公众化转向：各界合力讲述中国外交故事

互联网的兴起使得外交叙事主体变得更加多元，以民族国家为唯一单位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生产，受到了社区、族群与个体的冲击。[42]通常，政府主导的“垂直化”模式总是难以逃脱“自我吹捧”的嫌疑；而从公众到公众的“网络化模式”却让对方感到更加真实、可信。[43]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公众外交已经由“幕后”走向“台前”，在外交叙事中的作用日益显现。种种迹象表明，全媒体时代外交叙事的主体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公众化”趋势。

在党管外交的理念和实践引领下，目前中国已初步形成从中央到地方，从智库到个人，从国内到国外，从官方媒体到自媒体，从精英到普通民众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公众外交叙事体系。各层级叙事主体以互联网平台为主要载体实现了双向交互式的沟通协作，这种打破时空局限的“复调式”或“多声部”叙事不仅拓宽了叙事主体的范围，而且为讲好中国故事凝聚了一大批更具亲和力的“草根”力量。公众化外交叙事能够规避因政府外交叙事意识形态性较强而可能产生的认同障碍，因此，其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不亚于官方外交部门。也就是说，叙事主体的公众化转向对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影响外交议程设置和舆论导向以及提升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2. 叙事对象的分众化对接：精准传播中国声音

从“两个拳头打人”“三个世界划分”到“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和谐世界”再到“新型大国关系”“睦邻、安邻、富邻”“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外交理念和政策实际上规定了特定历史阶段内外交叙事的主要受众，而且还从中折射出中国外交的叙事对象在这100年间发生了重要的战略性调整。其中，一个比较显著的特征是叙事对象由大国为主转变为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国际组织等齐头并进，叙事行为对接的对象更加“精细化”和“定制化”，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维度、分众化的“全球性”外交叙事架构。此外，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国际组织等体系内叙事对象进一步分众化，如在对“大国”的外交叙事中，又细分为对美国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俄罗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日本战略互惠关系、对印度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英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法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德国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等不同形式，形成了“朋友遍天下”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这种“一国/区一策”“一国/区一话”的分众化、精准化战略布局能够产生更为体系化的叙事主题和内容，可以丰富外交叙事的层次，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话语对接不畅的交流困境，对提升中国外交理念和政策的接受与认同度有重要意义。

3. 叙事内容的体系化：逐步构建面向“全球外交”的大国叙事模式

建党百年来，中国外交的叙事内容和主题从新生阶段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的民族主义话语，逐渐转变为新世纪以来强调“合作共赢、和衷共济、和谐世界、共同命运”等为显要特征的世界主义话语。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叙事内容开始围绕“新型大国关系”“全球治理”“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核心理念进行故事化生产，并渐成体系。从广度上来看，叙事内容日益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体育、教育、科技、生命安全（抗疫）、气候变化、公共管理等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多个领域；从深度上来看，叙事内容主要涉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叙事体系建设的“五大类别”和“十大专题”（见图3）。

图3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叙事体系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4. 叙事策略和风格：故事化元素更为凸显

中国外交叙事模式在汲取和总结先前阶段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讲好中国故事”的号召和引领之下，中国外交叙事的策略和风格更加注重多元表达，叙事过程中的故事化特征也更加显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修辞化的叙事手法。故事化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隐喻、用典、谚语、俗语等修辞手段的运用。因此大国之间的叙事博弈实则是一场富有张力的“修辞竞赛”。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淡化政治色彩，增进话语认同，如通过“地球村”这一隐喻意象将“国际关系”故事化为“邻里关系”，并借此勾勒出了“邻里之间和谐相处，共克时艰，保卫村落安全”的叙事情节，从而传递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外交理念的核心要义。

第二，真实化的叙事素材。故事化的核心要素是真实存在的“人”，是人物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并决定了故事内容的影响力与感染力，因此取材真实的故事最能打动人心。也就是说，真实鲜活的故事内容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接受性，容易引发情感共鸣。例如：习近平在对外交往中讲述了一系列真实感人的故事，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一大特色。他通过讲述中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被迫羁留于阿拉木图期间受到哈萨克音乐家拜卡达莫夫（Bakhytzhan Baikadamov）的热心照顾后，创作出交响乐《阿曼盖尔德》（哈萨克民族英雄）从而鼓舞世界人民抗击法西斯的感人故事，抒发了对中哈友好关系的赞美，巩固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44]

第三，视觉化的叙事场景。话语是叙事表达的一种载体，但叙事也可以通过非语言的形式进行呈现。[45]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外交叙事开始注重视觉化的呈现方式，“图像”或“场景”成为故事中无处不在的元素。2020年11月30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发表了一幅由中国青年画家乌合麒麟创作的名为《和平之师》的漫画，画面上演了一部令人触目惊心的“讽刺剧”：一名澳大利亚士兵以带血的匕首威胁阿富汗幼童，却声称是为其带来“和平”。这个故事向国际社会揭露了澳军的虚伪以及其残忍虐杀阿富汗平民的暴行，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传播和强烈谴责。[46]2021年9月15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现场，赵立坚又向在场记者展示了一幅由新华社创作的名为《两岁“恐怖分子”的葬礼》的漫画，主要讲述了年仅2岁的玛丽卡（Marika）和苏玛雅（Sumaya）及其同伴和家人无辜被美军袭击身亡的残忍故事，画面充满悲愤和哀伤之情，有力抨击了美国犯下的人权罪行。[47]这种多模态的叙事方式能够制造一种真实的在场感，受众能够“沉浸式”体验进而产生情感共鸣，是增进外交话语说服力和认同感，提升国际舆论引导力的重要手段。

第四，平民化的叙事视角。宏大叙事奠定了大国外交叙事的理论基调，接地气的微末叙事能使受众更加切实的感受到故事的温度。真正能打动人心的是那些真实生动、贴近个体的故事，那些偏离群众的宏大叙事往往收效欠佳。[48]因此，“以人为媒”往往会取得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随着外交叙事主体的公众化转向，小人物叙事开始兴起并在国际传播中成效显著。“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我的青春在丝路》讲述了30位中国青年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奉献自己青春的故事，如冒着生命危险与津巴布韦盗猎分子做斗争的中国志愿者张广瑞；面对战争废墟，帮助建设恢复阿富汗综合大学的重庆人李沛龙等一个个真实可爱、具有鲜活个性的年轻人。[49]他们见义勇为、敢于奉献的故事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美。小视角彰显大主题，这种叙事视角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丰富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知。

第五，原型化的叙事技巧。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在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原型”这一概念，认为原型（archetype）是集体无意识的主要内容，是一种本原模型或原始意象。[50]这一概念推动了原型批评理论的兴起，并渗透到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在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的典型意象被称作“原型叙事”，它是集体无意识的显现，能够勾起集体记忆，迅速产生社会共识，进行最广泛的社会动员，对公众具有广泛持久的影响力。[51]“原型”在叙事中能够发挥“母版”或“参照物”的作用，能够迅速激起受众对历史上出现过的某些相似事件的联想，通过这种跨越时空的心理呼应，进而实现对当前事件的理解和认同。这种原型叙事在目前的国际传播中是一种惯用技巧，如针对美方在新疆问题上对华屡次三番的抹黑和妖魔化，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严正警告：“今天的中国不是伊拉克，不是利比亚，也不是叙利亚，更不是120年前的中国”。[52]这里的“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120年前的中国”就是华春莹所构建的“灾难/战争叙事”中的“原型”。根据这些“原型”，受众的潜意识中能够快速激活美国在历史上所犯下的种种“罪行”，进而实现话语的共情与认同。

5. 叙事平台呈现出“泛媒介化”：注重整合媒介资源提升叙事影响力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迅速更迭，特别是在互联网、大数据与智能化技术的驱动下，“万物皆媒”与“泛媒介”已然成为当下媒介发展的新趋势。[53]同时，“媒介化”现象向纵深推进，媒介的效力进一步扩大。信息化时代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媒介”已开始摆脱传统的“中介性角色”，逐渐“浸透”到社会组织的方方面面，并开始以自身的逻辑影响某一领域既有的系统规则。[54]

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媒介与政治、外交的互动更加频繁，其在影响舆论、议程设置、形象传播等方面的操控作用因而引发广泛关注：一是它可以通过捕捉用户的碎片化时间；二是可以运用短视频这样的“微叙事”手段来凝练故事内容；三是可以扩大叙事的覆盖面和影响力。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物理世界的时空距离阻碍了人们的正常交往，但媒介的作用随之凸显，操纵着受众的认知、态度与行为。微信、微博、抖音（海外版“TikTok”）、bilibili、Twitter、Facebook、Instagram、YouTube等平台成为人们获取全球疫情实时动态的主要“窗口”，更成为传播中国抗疫外交故事的主要平台。这种新媒介或社交媒体资源融合的现象具有“去国界化”“去地域化”“淡政治化”的优点，极大地拉近了全球公众之间的心理距离，这是传统叙事平台难以做到的。此外，类似快手或抖音这样的“微叙事”平台不仅凝聚了作为叙事主体的“全民”力量，而且还极大的迎合了作为叙事对象的“全球受众”。通过技术手段将叙事内容压缩在1分钟之内，非常符合现代年轻人的阅读喜好，其传播范围和传播效果也是传统叙事平台难以匹敌的。

（二）中共外交叙事之“不变”主线

“变”中包含着“不变”，“不变”中又孕育着“万变”，这是中国式思维的辩证法。[55]民族底色、文化特色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一个国家外交叙事的“不变”主线。历史上，在一段时间内，美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与霸权主义相联系，欧洲特色的大国外交往往于殖民主义相联系，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肯定和西方国家不一样，因为中国强调的是共享、共建、共生、的思维理念。[56] 这种“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和哲学根基，孕育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叙事模式，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外交叙事的总体路线和逻辑。纵然叙事元素因时而变，但那些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以不变应万变在建党百年来的外交叙事历程中得以守恒，长期指导着中国外交叙事的方方面面。

1. 始终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叙事立场

中共外交史上从不缺乏以“和平”为主题的叙事题材，和平叙事可以塑造一个爱好和平、倡导和平、维护和平的中国外交形象。纵观中共百年外交叙事史，我们可以发现“和平”理念是其坚守的核心。和平外交理念既源自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基因，也扎根于建党百年来的伟大外交实践。[57]在革命与斗争年代，中共在同各国政党或政要进行外交会谈中曾竭力向对象国讲述美帝国主义对他国发动战争侵略的故事，以此揭露其霸权罪行，呼吁世界和平。1960年5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伊拉克文化代表团和工人代表团时说：“美国人讲得好听，说要和平共处，爱好和平，可是最近5月1日美国飞机侵入苏联内地，侦察苏联军事基地，他们就是这样讲和平的。”[58]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更是将加强睦邻友好、营造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作为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2006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将“和谐世界”理念提升为一项外交叙事战略，向世界宣布中国主张构建一种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59]新时代以来，习近平经常通过隐喻性叙事讲述中国的和平外交立场，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如“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和平像阳光一样温暖、像雨露一样滋润。有了阳光雨露，万物才能茁壮成长”，等等。

2. 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叙事底线

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的基石。新中国成立之初，即便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围堵，依然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从未依附过任何一个国家。1963年9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尼外宾时意味深长地讲道：“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也是一条真理。我们过去就是吃了先生的亏”。[60]这段讲话实质上是毛泽东对遵义会议的总结，也是对过去党内出现教条主义的批判和反思。通过这样一个比喻，毛主席向对方表明了中国倡导独立自主的外交理念。

1997年，江泽民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通过梳理中国历史强调了中国坚决捍卫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国家观。他讲道，“中国历史上虽曾出现过暂时的分裂现象，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是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保障”。[61]2015年，习近平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中再次就独立自主的 “国家观”发表看法，他强调，“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62]该典故向世界传达了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理性选择，不会受任何国家的支配或控制。关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习主席同样提出过一系列著名的论断，如“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只帮中国人”“广大台湾同胞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是我们的骨肉天亲”等。[63]这些外交叙事向世界展现了一个捍卫民族团结与统一的中国外交形象。

3. 崇尚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主张和而不同、多元互鉴的叙事情怀

追求和谐、中庸、平衡，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处世之道，也是中国外交的叙事之道。“协和万邦”“亲仁善邻”“万国咸宁”“天人和中”“四海之内皆兄弟”“和而不同”“天下为公”“天下定于一”等格言警句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蕴含着“和合”“中庸”“多元共生”“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种“相合”的叙事逻辑，这与西方“相分”的叙事逻辑截然不同。这种中国特色的“秩序观”代代相传，影响至今。例如，近代以来，这种中国特色的“秩序观”常常被国家领导人引用以阐释国家间关系，讲述中国外交故事。

早在1935年，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就写出“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64]的名句以表达他崇尚“世界大同”的理想。这与后来胡锦涛提出的“和谐世界”以及习近平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具有内在统一性，都涉及了人（国）与人（国）、人与自然之间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故事。此外，在对外交往中强调“和而不同”和“求同存异”也是中共建党以来外交叙事的突出特征。关于“和而不同”，江泽民多次在外交讲话中讲述道，“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务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事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65]习近平曾拿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与汤显祖这两位东西方戏剧大师在艺术上同频共振的故事以阐明中英之间应开放包容、文明互鉴的道理；拿天竺高僧译经著说与玄奘驮经西行、郑和下西洋的故事讲述中印文化交流的佳话；拿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Susilo Bambang Yudhoyono）在访问广西桂林后创作出歌曲《宁静》的故事再次强调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及“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的中国外交“文明观”。[66]可以看出，中国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在对外交往中强调建立“和谐秩序”，崇尚“多元共生”的国家。

4. 讲道义、守信义，建立平等友好伙伴关系的叙事品格

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仁义礼智信”的“交往观”贯穿了中共外交叙事的始终，从而让公平正义、讲信守义、匡扶正义铸就了中国外交的高尚品格。周恩来曾多次在外交谈话中指出，“我们要相见以诚，要怎么说就怎么做，我们绝不搞阴谋”，“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等等。[67]邓小平也曾谈到，“讲信义是我们民族的传统，不是从我们这一代才有的。这是我们古老大国的风度。”江泽民在访问俄罗斯时讲道，“中华民族自古就提倡做人要‘言必信，行必果’，国与国交往同样应该这样做。”胡锦涛在访问英国期间强调：“中华民族历来讲信修睦，崇尚和平”。[68]信，国之本也，长期以来，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始终秉承着“无信不立”的理念。 2013年，习近平首次提出“正确义利观”，并多次在外交场合反复强调中国“以义为先”“敦亲睦邻”“平等待人”的交往观，彰显出中国外交的亲和力和大国风范。2014年，习近平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发表的演讲中又强调，“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69]2016年，他在G20峰会开幕式中强调，“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平等相待……大家都好，世界才能更美好”。[70]可以看出，无论处于任何一个阶段，以“义”为先的价值观和交往准则是中国外交叙事长期遵守的一条主线。

总的看，本文运用外交叙事的分析模型对中国共产党外交叙事的百年演进历程进行了共时性的梳理和分析。通过对“叙事”和“话语”两大框架系统内在关联的把握，从叙事动机、叙事主体、叙事对象、叙事内容、叙事策略、叙事风格和叙事效果等系统要素着手，提炼出的这些“变”与“不变”是对建党百年来中共外交叙事独特发展规律的深入把握，更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外交叙事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从中可以看出中共外交叙事在百年征程中的继承与创新，对后疫情时代外交叙事能力的提升和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五、结语

在“后疫情时代”背景之下，对疫情的叙事重构将会比疫情爆发这一事件本身产生更加持久的影响力，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将会在这次危机过后发生明显变化。正如德勒兹（Gilles Deleuze）所言，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性的后期，社会已由枝干分明的“树”状发展为交织蔓延的“根茎”状。面对盘根错节的社会，政治传播如何实现其社会抵达？“讲故事”或许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71]正如本文所强调的，故事化书写能够摆脱政治文本的乏味和空洞，从而使外交理念的内涵更加生动鲜活。这种传播方式更易引人注目，而且能够抵抗住时空的考验，促进国际话语权的生成。中国共产党丰富的外交实践为构建中国外交故事提供了丰富精彩的信息资源，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原创性故事的生产能力以及“元叙事”能力仍有待提高，纵然新世纪以来中国外交叙事在中国共产党的统筹规划下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但是，为了更好地应对“后疫情时代”面临的严峻外交舆论挑战，我们仍需要进一步汲取历史经验，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叙事体系，对美西方国家发动的一系列涉华“污名化”叙事进行反制和解构是当前外交话语权建构与提升的重中之重。第一，要解构和揭露西方霸权叙事、推责叙事与谎言叙事，我们必须推动污名话语和污名叙事的全球治理。被称为“冷战之父”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曾经指出，“时时刻刻都想在美国国境以外找到一个罪恶的中心，以便把美国的一切麻烦都算在它的头上”，“总是自觉而有意识地夸大假想敌的军事潜力，从而大大增强民众对这个假想敌的怀疑、恐惧和对抗心理”。[72]可见，“污名化”叙事是美国实现其外交战略企图及转嫁自身罪责的惯用手法。第二，主动塑造叙事伙伴关系，增强国际舆论斗争的意识与能力。在当前复杂恶劣的舆论环境下，面对美国反华叙事同盟对中国外交形象的丑化，中国应主动出击，先发制人，既要有击溃西方叙事霸权的斗争精神，又要有联合友好国家和人士的合作意识，不断扩大知化友华叙事朋友圈。同时，我们应以联合国为中心，与发展中国家一道，强化多边叙事和“借嘴”叙事，积极构建外交叙事共同体，把中国逐步打造成为叙事强国和话语强国。第三，注重行为叙事，以真实的举动赢得人心。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行为”的说服力，它既是拆穿谎言的重要依据，更是解构谎言的有力法宝。“行胜于言”蕴含了言必求实、以行证言的中国特色哲学理念。第四，强化共情叙事，增强外交故事的吸引力与感染力。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运用修辞化的叙事手法，真实化的叙事素材，视觉化的叙事场景，平民化的叙事视角，原型化的叙事技巧，更易增进话语的共情与共鸣，使故事内容更加融通中外、打动人心。第五，挖掘经典故事素材，构建外交叙事体系和模式。我们应从中国共产党长期的外交叙事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创新发展叙事机制和体系，实现由“资源”向“资本”的有效转化，最终赢得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总之，外交叙事能够建构国家外交战略的合法化，是实现国家外交利益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手段。我们要积极构建和传播能够融通中外且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外交故事。在此基础上加快“外交叙事学”的学科论证以及能够讲好中国外交故事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养进程。“外交叙事学”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外交叙事的历史缘起、总体特征、范畴类型、构成要素、发展规律、话语模式、运行机制、构建策略、传播媒介、接受效果、权力生成和人才培养等领域。[73]作为“外交话语学”学科体系的重要分支，它是系统研究外交话语故事化生产与传播机制的一门新兴前沿交叉学科，具有突出的学科特色和学术价值，有利于推动文学、叙事学与国际关系学、外交学的交叉融合发展。讲好中国外交故事，既需要基于实证的学理论证，更需要具有时代意义的实践创新，因而亟需加强外交叙事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同时也是一项需要全民参与，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