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稀疏的白发随着他抑扬顿挫的话语微微颤动,他那写满沧桑的眼瞳闪烁着深沉的光芒,他额头上每一条皱纹好像都能引导人们穿越时间隧道去窥探他那逝去的年华,但是,他眉宇间却洋溢着一种火热的青春气息……他叫钟香崇,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世界知名的高温材料专家。所谓高温材料,人们大多认为那不过是垒砌炼钢炉的耐火砖的原料,其实,这种材料的运用范围极为广泛,比如,在高科技领域,它可以用作火箭和宇宙飞船外壁的涂料,所有在800°C以上高温条件中使用和运行的器具都离不开高温材料。作为一名科学家,钟香崇自然具备冷静的科学态度,不过,正如他的研究对象的特征——高温——一样,他又具备高度的工作热情,他是一个既“冷”又“热”的人。
不知是不是历史的巧合,钟香崇生活中的重大转折点几乎全同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年份相重合: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1921年钟香崇出生于广东汕头;1931年他小学毕业那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1934年他中学毕业那一年,他目睹了“省港大罢工”;1937年,他高中毕业那一年,正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一年;1941年,他大学毕业那一年,他经历了香港的沦陷,这一年的12月8日,日军同时向香港、新加坡、菲律宾发动攻击,16天后,驻港英军向日军投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那一年,他在英国里茲大学燃料冶金系获得博士学位,随后携家人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开创自己的事业……钟香崇——这位耄耋老人,梳理着自己的历史,如数家珍,侃侃而谈……他幼时随父母迁居香港,从小学到大学,他接受的是典型的英式教育,他有极为便利的条件到西方去开创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他说,有人不理解,我为什么跑来祖国内地,一干就是几十年?
钟香崇的父亲曾经就读于潮州金山中学。在那个很少有女性读书的时代,他的母亲在生下第一个孩子之后,毅然到广州著名的咨信中学求学,受到“五·四”新文化的熏陶。父亲为了全家生计终年奔波于香港、越南和新加坡之间,因而母亲对子女有着更大的影响。她曾经聘请家庭教师给孩子们补习中国语言和文学,鼓励他们阅读新文化书籍,她经常教导孩子们,要热爱祖国,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和有用的人。母亲那淳朴的话语至今仍在钟香崇的耳畔回荡。钟香崇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正值灾难深重的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年代。他经历了香港沦陷后日军散兵游勇无耻的抢劫,他闻听了侵略者的罄竹难书的暴行,举国上下掀起的抗日浪潮增强了他的民族自尊心,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为了支持前方将士抗战,他积极参加义演义卖活动,当时颇为流行的“工业救国”和“科技救国”的思潮也强烈地影响着他。他认为,必须建立发达的工业和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国家才能走向富强。为了中华民族不受欺凌,15岁的钟香崇在读高中二年级时,便过早地成熟了。他立志刻苦专研数理化,期待着有朝一日为振兴中华做出贡献。他原来终日迷恋于乒乓球、游泳馆和电影院,这时,他更迷恋于由数字和方程、公式和定理、药剂和试管组成的美妙迷人的理科世界……
1931年高中毕业时,钟香崇在香港的中学会考中名列前茅。然而国家的灾难马上抹去了他心头的喜悦。“七·七”事变是日军进占华北的肇始,“八·一三”事变则是敌寇侵犯华东的开端。他非常敬佩当时的抗日名将蔡廷锴、马占山,他非常关注陷于血与火的灾难之中的大半个祖国。对于日寇铁蹄的步步逼近,他并没有感到恐惧。这一年,钟香崇反而回到大陆报考上海复旦大学和广东中山大学。不过,最终还是进入香港大学攻读理化专业,并获得香港政府奖学金。1941年6月,不满20岁的钟香崇大学毕业。按照原先与香港政府签订的合约,他来到育才书院任教。优厚的工资并未使他安于现状,他依然做着科技兴国之梦。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和香港的沦陷,对于英国和香港来说当然的一场灾难,而对于钟香崇来说,却成了他实现梦想的一个转折点。为了寻梦,他告别了香港的亲人,带领两个弟弟和三个同学,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北上之路。1942年的南粤大地,兵荒马乱,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他们一行6人跟随者难民毫无目的地行走。从深圳经东莞到樟木头,竟要穿过日军的封锁线,经历中国军队的游击区,还要跨越所谓“三不管”地区,不仅经常受到土匪流寇的袭扰,由于风餐露宿,又惹得满身虱子的攻击,辗转行进25天,才来到粤北重镇韶关。钟香崇将弟弟和同学安排停顿,又孤身一人漂泊至昆明,直到这一年8月,他才经父亲友人的推荐,来到重庆耐火材料厂工作。
当时中国的抗战处于极为艰难的时期,海上航线和滇缅公路都被日军切断。外国援华军用物资只有用飞机自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运抵中国大西南。但是这条航线不仅常常受到袭扰,而且运量有限。于是,就地取材冶炼钢铁支援军火生产就成为急需,而耐火材料又是钢铁生产不可或缺的因素。钟香崇颠沛流离大半年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为国效力的岗位。钟香崇侃侃而谈。他说,那时的战争实际上是在“拼钢铁”,没有钢铁就没有枪炮子弹飞机军舰,手无寸铁就要挨打。当时日本的钢铁产量每年不过70多万吨,这还包括它所侵占的我国东北的几10万吨。可是当时中国除去东北只有14万吨的年产量,所以就要挨打。钟香崇所学专业其实与耐火材料的制作并不对口。他学的是化学,应该进塑料厂、火柴厂之类的化工厂工作。但是,当时的抗战更需要钢铁,更需要耐火砖,于是,他就一头扎进了耐火材料的研究。重庆耐火材料厂厂长郁国诚发现钟香崇有股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这位留德归国的硅酸盐专家成了这个香港来的青年人所敬重的启蒙老师。白天,钟香崇在设备简陋的厂房里劳作,夜晚,则伴着桐油灯光钻研。1943年他针对白云石稳定化的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成果,受到郁国诚的肯定和鼓励。这是钟香崇在高温材料领域迈出的第一步。1946年,钟香崇考取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赴英国联合钢铁公司研究所留学 。次年转入里茲大学燃料冶金系攻读研究生学位。这期间对他影响和帮助最大的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国际耐火材料领域权威人士切斯特斯博士。博士对钟香崇的工作不断给与支持和指导,并且告诫他在科学研究中要重视灵感问题和调查研究问题。1947年,钟香崇系统探讨了碱性耐火材料高温力学性能问题,并于1949年相关论文通过答辩而获得博士学位。此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留英同学会号召同学们学成归国参加祖国建设。钟香崇响应祖国召唤,毅然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和舒适的生活,携同妻子与许多海外学子一道乘船回国,他知道,贫弱的百废待兴的祖国需要钢铁,需要耐火材料,需要他。
轮船告别英吉利海峡,甩退了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风风雨雨,绕过处于封锁状态的台湾海峡,经过20余天的航行,终于抵达天津港。船上的人们沸腾了,钟香崇的心情也像渤海的波涛一样起伏不定。刚刚建立的共和国展现着一派崭新的气象,钟香崇也将在这里揭开他人生的新篇章。1950年初,钟香崇奉命支援唐山钢铁厂的建设,要求解决炼钢炉硅砖质量问题。他与技术人员和现场工人密切协作,奋斗3 个月,终于解决了硅砖裂纹问题,使产品质量达到国际水平。这是年青的钟香崇向年青的共和国敬献的一份厚礼。他因此被评为特等劳动模范并获得100元奖金,他当即将奖金捐给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志愿军战士。钟香崇终于有了一座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大舞台。他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全身心地投入高温材料研究工作,成为我国重工业部高温材料领域的专家。他根据我国蕴藏着丰富的铝矾土、菱镁矿而缺少铬铁矿的实际情况,研究开发具有中国特点的高温材料品种,组织各种类型的高铝砖的试制并在高炉、平炉、电炉、钢包、水泥窑试用,取得显著效果,并在某个领域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鉴于其突出成绩和积极表现,1953年钟香崇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被授予全国冶金系统先进工作者。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钟香崇对高温材料进行持续研究,不断解决生产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对我国钢产量的提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国高温材料工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和技术水平的工业部门。1963年他筹建了洛阳耐火材料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取得了一项又一项令国内外同行瞩目的成就。他的研究成果早已超越了炼钢炉和水泥窑的适用范围,早已扩展至高技术领域,宇宙飞船和火箭也离不了他。钟香崇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是国家对他50年来辛勤而杰出的工作的高度评价。1993年他在国际耐火材料学会上当选为联合国耐火材料学会杰出终生委员并担任该组织的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99年他又当选为美国硅酸盐学会荣誉委员,这是世界对他的高度评价,他无愧于这些称号。2001年,他告别洛阳,调来郑州大学继续他的高温材料研究,并指导一批又一批的博士研究生。钟香崇,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这位耄耋老人,他走过了20世纪五分之四的里程,又走在21世纪路途上,他目睹了中国由衰而盛的历史进程,他经历了新中国高歌猛进的时代和改革开放的大好年华,他火热的汗水浇开了高温材料领域一朵朵科技之花,他洋溢着青春气息的目光,就像那炼钢炉出钢时耀眼的钢花……
刘福智 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杂文联谊会会员、中国文章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南作家协会会员、河南杂文学会常务理事、河南诗词学会会员、河南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郑州大学诗词学会副会长。长期担任诗歌写作、杂文写作、诗词写作、文学写作、诗词鉴赏、中国文化、大学语文等7门课程教学工作,尤其擅长诗歌、诗词、杂文、论文的写作和歌曲的撰词和谱曲,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出版《诗歌艺术论》、《杂文艺术论》、《科学美与艺术美》、《美学发展大趋势》、《文章写作学》等学术著作10部;出版《邓亚萍》、《中国的泼皮士》、《齐鲁诗选》、《齐鲁诗词》、《齐鲁文选》、《宅家避疫诗文选》等文学著作6部。在诗歌、散文、小说、剧本、杂文、随笔、歌曲、诗词、曲艺、学术论文、纪实文学、学术论文等众多领域著述颇丰,撰写、发表作品、著作总字数达1000余万字。在诗歌、散文、杂文、歌曲、诗词、剧本、纪实文学等文学艺术领域获奖数10项。长篇纪实文学《邓亚萍》曾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多部论著曾获中国文章学研究会研究成果一等奖,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河南省社科联优秀成果一等奖、郑州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10余个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