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梦
——恢复高考40年感谈
文/解国记
40年前的恢复高考，于知青而言，是黑暗中投射给他们的光芒。于社会治理而言，是公平正义的重建。
“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是人们对它最常见的评价。但其意义又何止于此。在当时，它是为后来社会转型、国家发展，提早培养储备人才；接下来的高考制度坚持和不断改进，又继续源源不断地满足国家改革开放的各种人力资源需求。没有高考制度的恢复和现代化人才供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天的盛景，绝对不可想象。所以说，它改变的是国家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
作为回乡知青的一员，自己得亲历其中，自然感慨良多。
下乡从计划到政治 知青红色大潮
1970年6月3日，我从本村的“戴帽初中”（村小学原地不动被上边指定戴个初中的帽子）毕业。
印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初中毕业证
初中念完不是接着去考高中（因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高中），而是回自己家所在的农村生产队，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称为“回乡知识青年”。
这种“悲催”之事，当时浑然不知，反倒觉得无上光荣、激动不已。当天的日记写道：
1970年6月3日初中毕业回乡表决心日记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６月３号——多么不平凡的一天，也就是在这一天，我由于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党支部、贫管会、校革委的精心培育下，经过二年来的战斗洗礼和熏陶，我毕业了。这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是贫下中农对自己精心培育的结果。
我从一个不懂事的玩孩子，成了一个初中学生，心里怎么能不如此激动啊！我感谢党和毛主席，感谢贫下中农对自己的精心培养。
我就要奔赴农业第一线了。在这前夕，我向我大队党支部表了决心，决心要以新党章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争取加入党的队伍。
毛主席挥巨手我快速前进，/伟大的战略部署我要步步紧跟。/毛主席要我们接受再教育，/我毫不迟意（疑）回到农村里。/永不忘临行前的两天学习班，/党支部、贫管会的话句句说到我心里。/我下决心为我大队改面貌献出毕生力，/多打粮支持世界人民反帝。/啊！多少话也说不完我当时的心里话，/总之，我要甘当贫下中农小学生，/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那一天、那一个时段，那之前的1968年开始，直到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像我一样响应“伟大战略部署”，抱一颗“红心”回乡或离开城镇上山下乡者，数以千万计。知青红色浪潮规模之大，举世无双。
中小学毕业以后，农村学生回村（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早就隔绝了他们向城镇流走的通道），城镇学生绝大部分下乡，本来是计划经济导致逆城市化带来的无奈之策。“伟大战略部署”之前就已有之。
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院葛元仁文章：1949年，我国中学数量为4045所，在校学生103.9万人。到1966年，中学数量增长至55010所，在校学生1249.8万人。因为高中教育不能普及，平均只有37.1%的初中毕业生能够升入高中，大量的初中毕业生需要安排工作。
高中毕业生也不能都上大学。新中国成立时我高校一共205所，到1966年全国高校434所，1965年大学的毛入学率只有2%。也就是说，90%以上的高中生也需要安排工作。
工矿企业的劳动力容纳量呢？根据1953-1983年平均每亿元投资可增加劳动力统计，以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重轻工业比例设置为例，即便全部用来安排中学毕业生，也只能容纳110.81万人，而“老三届”总共是1001.6万人，绝大部分都无业可就。
基于国情，葛元仁援引刘少奇1957年讲话说“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总的趋势将是有更多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必须参加生产”，“就全国来说，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1963年，周总理在中央安置领导小组会上说，今后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要求各地编制15年安置计划，安置的主要方向是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1964年9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以插队为主，每年要安置100多万人，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结合起来。（15年即到1980年，总计就是1700万人左右）。（《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17年第28期）
北京服装学院社科部马昌海教授转引自《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42页）资料，进一步补述说：1964年1月，中央书记处讨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周恩来说，今后18年内，要有3500万知识青年，主要采取插队的方法到农村去。
依此说，这个计划从1964年订到了1982年（是七七、七八级大学毕业生参加工作那一年哈！），每年将近200万知青插队。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文革，许多知青也是要上山下乡的。
但到了文革，上山下乡发生政治转向。尤其是有了1968年的“再教育”理论和最新指示，上山下乡计划便再也不提，而是席卷为全国政治运动。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需要，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社会主义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需要”（1968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评论《带好知识青年是贫下中农的光荣职责》）。
强大的政治高压下，知青上山下乡的红色大潮空前绝后。仅1968-1969年，近500万知青上山下乡。（刘小萌著《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国当代出版社，2009年2月版167页）。
1969年5月初党中央机关报高调宣告：全国在近半年期间，共有数百万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奔赴祖国内地和边疆的广大农村。这是我国破天荒的伟大创举，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再后来，这场运动被说成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一项战略措施”；“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说提出之后，上山下乡被抬到“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和精神条件”的高度（同上，333、346、358页）。据统计，到上世纪70年代末，全国共有1700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家在农村、毕业后回乡的知青可能更要数倍于城镇下乡知青。
年龄和知识面的原因，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上山下乡的国家计划，刚一懂点事就正好赶上上山下乡政治化的猛烈灌输。原来曾对“洗脑”一说不以为然，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确实被铺天盖地的知青意义宣传彻底洗脑。日记里的东西，还真不是故意写点儿积极话来表明自己什么。洗脑后的内心，就是那样想的，甚至就是自己的信仰。我自己安装有一台两个三极管的半导体收音机，虽有“偷听敌台”“现行反革命”之剑高悬，仍几乎天天收听美国之音、自由中国之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反面广播，但这些宣传丝毫没有动摇我对文革和知青运动“意义”的认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嘛！甚至直到推荐上大学梦破灭，我还硬撑“扎根农村干革命”的虚妄，居然有让村党支部划给我们青年突击队多少亩耕地，由我和其他几个青年人领着在那里搞生产，“不信干不成真正社会主义”的天真想法。
直到后来考上大学，1978年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评论，才让自己如梦初醒。原来知青上山下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国民经济发展迟缓、城镇吸纳劳动力极少，文革全盘否定教育十七年、砍杀停办各类高校，无视教育规律、强行禁止中学毕业生直接考大学等。
现在看来，所谓的上山下乡计划，完全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轻重工业服务业比例失调，什么都由政府包办的产物。所谓农业最能容纳劳动力，也是由于集体化体制压抑农村劳动力积极性，生产效率极其低下造成的。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现代农业科技之后，农业劳动力迅速过剩外流，国家发展模式转由市场经济为主、农耕文明向城镇化迈进之后，不但农村中学生被城镇院校吸走，青壮年劳力甚至超过60岁的一部分老年劳动力，也都蜂拥入城打工，农业不但没有萎缩反而大发展，农产品越来越丰盛的事实和逻辑，更让我们看清了当年知青红色大潮的现象与本质。
至于一直还有人寻找各种证据来论述它与工农相结合的意义有多大，给农村创造了多少财富，带去了多少城市文明，高唱青春如何无悔之歌等，我也不反对。我也知道知青运动对青年人了解国情民情，磨炼个人性格的作用。某种意义上说，我后来的成长也得益于那个时段逼出来的抗打击能力。但站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来看，用“两害相较取其轻、两利相较取其重”的尺子掂量，孰是孰非恐怕一目了然。中断孩子们上学读书最佳年龄段，让他们去从事遥遥无期的农业体力劳动，是明智的代价选择吗？真正的出发点是要与工农结合、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吗——本来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是受教育者，怎么又成了教育者？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贫下中农是其同盟军，为什么不让知青直接接受更先进的工人阶级教育，退而求其次地让他们上山下乡回乡到农民那儿去？与工农结合、了解国情民情，难道就只有上山下乡回乡一条道？至于性格磨炼，恐怕就更不止那一条道吧。
这都是梦醒之语。让我还回到红色大潮沉浸中的周遭。
推荐从政治到后门 知青黑色沉沦
1970年，自己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但回村劳动积极肯干。因为一方面是真的认为“大有可为”，另一方面是“表现好”了才可能有继续上学的机会——因为那时候要实行推荐制。
下地劳动不惜力，脏活累活抢着干。中午下晌了，社员们都回家了，自己还和其他伙伴“偷着”给队里干活——“做好人好事”。不但白天，有时候晚上也这样“做好人好事”。
这样的表现很快取得生产队信任，叫我当了政工员，就是给社员念文件读书读报。大队党支部也看上了我，叫我参加大队通讯报道组，给上面新闻媒体写稿子；参加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给群众编演节目。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的同时，这“几大员”的工作自己也可以说干得有声有色。比如宣传队，编写演出了不少小节目以外，还参演《红灯记》选场，所扮鸠山很受称许。通讯报道工作，我学写消息通讯不久，稿子就被清丰县广播站采用播出了，这是其他通讯报道员干了好长时间都没做到的事。上边号召学哲学，我认真阅读了毛主席《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主要篇目，且根据自己的实践和体会写成稿子宣讲，被公社和县里迅速看上，让我到县里巡回讲用，录音由县广播站对全县播放，一时成为小有名气的清丰县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积极分子。
按说，这样的表现也算可以了吧，但没想到1971年推荐上高中，我居然名落孙山！
人各有志，人各有长。本来有条件继续读书、迫切渴望读书的，人家就偏偏灭掉你上学的机会。学习不好不愿读书而另有所长者，人家就偏偏推荐他上高中（有人被推荐上了最后自己放弃不上）。
此事之当头一棒，几乎把我打死。第一次领教推荐制便让我看透了它是个什么玩意儿。口口声声的“立党为公”标榜，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大公无私宣教，都掩盖不住和抵挡不了冠冕堂皇下的人之本性！
亏得村党支部委员贾香竹、韩村五七中学教导干事黄鸿恩，看我还是个“才”，就让我在大家已上学两三个月之后又有了再读书机会，否则我一生向上之路，很可能早就断线。
印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高中毕业证
高中毕业以后回乡同样积极参加劳动，比初中毕业回乡表现更好（初中时毕竟年龄幼小），无论最重的活（如起粪坑）还是最难的活，没有自己拿不下来的。于是生产队让我当了技术员。这样，一年四季各种农作物的播种栽植，中耕施肥，打药杀虫，无不由我来安排。当时已有农业技术水平还未能解决的问题，如谷子害虫杀灭效果欠佳和棉花落铃难题等，都是我通过自己的观察、思考，找到新途径的。甚至生产队电动机、柴油机上的毛病，大队扩音机广播大喇叭发不出应有音量等问题，自己都能运用所学过的知识帮助解决。整个大队3个自然村的收音机、各家各户的舌簧或陶瓷压电式广播喇叭，有什么小毛病，也几乎都是我无偿给修理的。
1973年1月20日高中毕业校长布置回乡接受再教育日记
踊跃参加大队活动也受到赏识。党支部让我担任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办夜校，开展各种活动。团县委把我们树为典型，让各公社团委书记来这里开现场会，经验作为县委文件的附件下发。通讯报道比初中毕业后那一段更有进步，常被县委宣传部抽去写稿，消息被河南人民广播电台采用，文章被河南日报署名刊登，作为积极分子出席安阳地区工农兵通讯报道经验交流会。
不客气地说，到回乡劳动锻炼满两年、可以参加工农兵学员推荐了的1975年时，我在我们那一茬回乡知青中，说名列前茅是不为过的。但有什么用——这时候社会上走后门之类的不正之风，已经滥不可治。
据我自己的感知和有关资料：从1969年“九大”开过、各级革委会政权基本稳定了的1970年起，走后门之类的不正之风就已经开刮。泛滥到1972年，中央开始整治，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要求各地加强领导、严格办事，认真检查，将干部子女和工农子女一样看待，今后如再有干部滥用职权，违反规定走后门的，除对有关干部严肃处理外，也要把学生退回。接着中共中央又发出40号和44号两个文件，禁止走后门当兵和走后门招工。上述三个文件的接连发出，说明“走后门”之风的泛滥已引起高层领导关注。但文件的作用如水泼沙地，根本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具体措施制止“走后门”。加之后来有伟大领袖“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批示和相关文件的传达，批“走后门”活动戛然而止，此风益发而不可收拾，形成社会中难以割治的痈疽。（参见《中国知青史.大潮》334、343页）
我清晰记得，我们那个地方推荐时节的乱象。官员直接出手让自己的孩子上学、干部打招呼要推荐某某人上学、有钱人骑车骑“电驴子”连夜送礼让自己的关系人上学等，简直是乌烟瘴气昏天黑地。
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一个无权无势无关系的农家小儿，学习好、表现好顶个屁用。尽管事实早就证明我与我的“反革命”同学（攻击知青上山下乡等罪名，文革后平反参加工作）并无任何牵连，但还是仅仅走到公社推荐会亮了一下相就被拿下，上大学之路就这样被断送。
可悲的是，被洗脑的我已经是个“不觉死的鬼”，到这时候仍拿“扎根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理念宽慰和支撑自己，照样带领团员、青年组成突击队，起五更打黄昏平整土地，上夜校、打篮球，成天不亦乐乎。甚至还曾暗暗地想：如果大队划出多少亩耕地，完全由我们生产管理分配，建成一爿真正的社会主义样本，也不是没有可能。而且这种思想当时还比较坚定，县里有单位循名找到我家，要我去县里做文字工作（临时工）都不干。
直至看到政治折腾越来越不受欢迎，村里干部群众普遍“腹反”，自己的未来越来越渺茫，明眼人劝说“在哪里都能干革命”，爷爷奶奶吵着让答应县里招用，我才很不情愿地泪别农村。
之所以“很不情愿”，是心里还比较清楚另一个关键点：此一去就等于放弃自己的接受“再教育”积累，永远失去参与上大学推荐资格。以后只能沉沦底层，混吃混喝，随波逐流了。
因为对于回乡知青来说，他们只有上学一条路，不像下乡青年有被招工等离开农村的途径。记得那个时候清丰县要建化肥厂，招的一批正式工几乎全都是下乡知青。我推着一辆破自行车，眼睁睁看着几辆大卡车，拉着他们进县委党校参加培训，一路上说笑不断，高歌不停。彼时彼刻心里直叹社会的不公，不得不接受自己就得做下等人的残酷现实。
像我这样陷入绝望境地的，又何止一个。曾经同班过的一个同学，学习成绩也相当不错，在他们大队里的表现也很出色。走上推荐会讲台介绍自己的情况时，顶着一头麦糠，脸都没洗。一上场就特意说自己是刚从打麦场上中断劳动来的，明显是受1973年张铁生称自己负责生产队全面工作、“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中根本没时间复习功课而交“白卷”的影响之举。但由于他也没门道，尽管费尽心机打扮自己，最后仍被淘汰出局。他从此一蹶不振，郁郁度日，在后来的车祸中命丧九泉。
下乡知青也不是都有权势、关系、门道，一些无依无靠的绝望者，要么傻等命运摆布，要么破罐子破摔自甘堕落，偷离、偷窃、犯罪等事件不断传出。
高考从废除到恢复社会公平重建
我去县里的单位，先后是清丰县石油煤建公司和清丰县商业局。石油煤建公司是那个物资紧缺时代最好的公司之一。商业局当时是全县最好的局，自行车手表烟糖医药食品煤炭等紧俏商品无不归它管。
到这两个单位打工，对很多人来说，那绝对是求之不得的事情，然而于我而言，两年多时间里，是我灵魂上最受折磨的阶段。不是领导、同事对我不好，反倒是经常关照和“委以重任”。重要材料重要剧目写作，重要文件重要讲话起草等都交给我干，年中年末评奖选优，几乎都有我份儿。主要是身份、身份差别中的所经所历，处处提示着你是老几。机关下班、人员退去，我夜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这想那……
我恍惚自己的身份。我本来是农民，但已经不能硬梗梗说自己是农民的农民。那个具有接受“再教育”资本的农民，早已远我而去。我虽然干着机关的差事，可我不但不是正式人员，连合同工也不是，计划内的临时工也不是，叫“日工”“天工”可能更准确——因为你可以随时被清退。我每月只有36元的薪水，还要给生产队交5元钱公积金。机关里议论工龄、调级、家属房等事，我都悄然走开——知道那和我没有半点关系。
我当然更会想这个社会的不公。就能力而言，我不比同事差。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能干的我觉得自己都能干。我能干的活，他们有的却不一定干得下来。但社会地位上，人家就是人上人，自己啥也不是。县委宣传部通讯组乔怀军老师、团县委副书记常雪奎同志，说我是个没鼻儿的罐子——看着用着都很好，就是没法提。
于是我老想着自己飘忽不定的归宿，做着随时回家修理地球的准备。爷爷奶奶看我年龄已经不小，成天给我张罗寻媳妇的事。我几乎已经可以想象出未来在村里居家过日子的景状。
我知道了世态炎凉，知道了锅是铁铸，知道了社会的三六九等，知道了自己多轻多重，再也没有理想色彩的东西，更没了一点儿上大学的些微思绪。哀莫大于心死，我心死了。
就在我万念俱灰，准备庸碌无为一生之时，竟然传来恢复高考的惊天消息！
在有了过往的几次重大心理打击之后，我对任何事都不敢抱多大期望。看到有关报名要求，犹犹豫豫一段时间后，打算报名赌一把。我给商业局王树基局长、我所属的商业局办事组（就是局办公室，当时是革委会体制，都叫什么什么组）贾绍斌组长汇报了自己的想法。两位领导立马同意和支持，说，好，这一段不给你安排工作，你好好复习吧。
局里说了，家里我可不敢说，怕爷爷奶奶心里受不住再折腾。这里我老是说爷爷奶奶，不提父母，是有原因的。我出生才几个月，20几岁的母亲就得“月间病”撒手人寰，临终托付我奶奶说：“娘啊，把国记当你个小儿吧”。由于没奶水，我饿得老是哇哇大哭。奶奶抱着我，全村里挨家挨户求有奶水人家让吃两口。今天从东头到西头，明天从西头到东头，有奶水人家都吃遍，而且不知道吃了人家多少遍。“合街里（全街里、全村里的意思）养了个国记”是当年村里的口头语。我几岁的时候是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又饿死在漫天大雪的野外，虚岁才34。为了拉巴我长大成人，爷爷奶奶费死了劲。知道我爱上学读书，不肯吃不肯喝，分分毛毛省下来供我交学费买书用。初中推荐高中被打下来时，我心里难受他们也难受。推荐大学失败后他们比我更难受。好不容易熬过来，不想上学这档子事了，我再说要考大学什么的，万一泡汤，再让老人跟着我受一次打击？不，我要自己抗这一赌！
趁个星期天，我骑车回农村老家，把压在纸箱子底下、永远都不会想到再看的老课本找出来，捆一下卡到自行车后衣架上，只对爷爷说：“爷爷，这一节儿，没啥急事，甭叫人到城里找我哈。”其他什么都没讲。
回到局里，立即没明没夜地干起来。白天食堂吃饭，去得最晚（不用排队耽搁时间），吃完最早。夜里床上睡觉，没脱过衣服没熄过灯，复习困了被子往上拉拉眯一会儿，醒了推开被子继续学。刷牙，三下两下比划一下就得。理发、洗澡全免。这样复习整整22天奔赴考场，参加了那历史性的一搏。
1977年准考证
考试完之后才有心思回味。
1977年12月21日，我在本子上写了一篇《高考杂忆》：
《高考杂忆》手稿第一页
——消息，多么激动人心的消息！今年高考进行重大改革，象（像）我这样的人也有了报考的资格！我知道，不是华主席粉碎“四人帮”，就不会有我的今天。想当年，“四人帮”称霸，人材（才）摧残。我有思想，却只能充作傻子；我有理想，只能埋在心底。那时候，我敢说，如果让我们全国革命青年来说话，大家所共有的，只能是对“四人帮”罪恶行径的讨伐！
翻开我过去用过的课本、作业，我用过的文具和其他。啊，多么面熟啊。我情不自仅（禁）喊着：我的老朋友，咱们又见面了。甚至，我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滴到了课本上……朋友啊，伙伴啊，是英明领袖华主席让咱们重见一面。
试卷，高考的试卷，我没有立即答题，而深情地捧着它。
一张高考试卷，似是十分平凡，但却来之不易。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有多少无产阶级革命家惨遭迫害，有多少辛勤的园丁含冤忍辱……它凝聚着党的温暖，倾注了人民的希望。我必须……
好了，不要多想了，快答吧，争取交红卷，让党来挑选——我飞笔答卷。
写完以上的激动，我恢复平静。几次挫折的积习，又使我马上做着考不上的心理准备。第二天的接续《杂忆》写道：
个人主义虚荣心要不得，没有录取不丢人。我们是新中国的青年，放在哪里，都能放射出青春的光芒。录取了，继续深造，为革命多作贡献，是革命的需要；不被录取，继续留在岗位，在岗位上继续刻苦学知识，同样为革命作贡献，同样是革命的需要。总之，只要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不管哪行哪业，都是革命的需要。否则，将是相反。
这里有两个例子：
高尔基没有上过一天大学，他却成为一名伟大作家，驰名世界。
张铁生却是上过两天大学，却人人嗤之以鼻，臭名远扬。
话虽这样说，但能被大学录取恐怕是每个参加高考者的梦想。“恢复高考就像塌方隧道尽头突然射进来的那束光，让人们在快要闷得透不过气时，看到那个小孔的光亮……谁都认为自己考得上，谁都没有彻底把握考得上。”（中国社科院学者雷颐语，《新京报》2017年7月31日A特10版）此言不虚。虽然觉得自己尽力复习答题了，但谁知道人家是不是比你做得更好？找判卷老师问情，祈求神明护佑；盼着录取结果早出来，又怕出来没有自己，还不如永远不出结果……那种焦虑和矛盾，不可言状。
而一旦佳音飞至，则要欣喜若狂。1978年2月25日中饭后，我正午休，突然外面“砰砰”敲门，是同事岳登发，他大喊：“国记，快接电话，请客！”“怎么啦？”“到文教局取大学通知书！”
是真的。那一刻，我连自行车都推得不利索了，差点倒了。骑到文教局，找到通知书，啊，是郑州大学，我最艳羡的大学！
梦想成真，思绪纷纷。学识局限，写《高考杂忆》时，不可能清楚恢复高考的重大意义，口号式语言也显现出了当时的时代痕迹。但“翻开我过去用过的课本、作业，我用过的文具和其他。啊，多么面熟啊。我情不自仅（禁）喊着：我的老朋友，咱们又见面了。甚至，我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滴到了课本上……朋友啊，伙伴啊，是英明领袖华主席让咱们重见一面”的抒情，绝对是真挚的；“高考进行重大改革，象（像）我这样的人也有了报考的资格”，也道出了对恢复高考的一些朴素认识。
当通知书下来，并且知道自己是全县被录取上最好大学——郑州大学的4个考生之一时，回到家里一说爷爷咧嘴微笑，奶奶惊奇“小哎，你咋考上咧”时，我才顿感：这个录取结果与自己在那一茬知青中名列前茅的判断相符，高考给了我一个公平，社会给了我一个公平！
我并没有到过去的那个什么推荐会上自吹，更没有找门子运作、跑关系说情，就在考场答了两天卷子，便得上那年录取清丰县考生院校中最好的大学！
我的能力和尊严，再不被一帮不知安着什么心的人玩弄于股掌之上，随意地蹂躏和糟践！
废除推荐，恢复高考，就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
我禁不住写长诗一首，开头部分是这样的：
一阵阵春风吹绿了地，
一场场春雨洗蓝了天，
一回回踮起脚跟望啊，
云缝里可有早归的燕。
丁令令，电话铃响多清脆；
真切切，同志声声高呼传。
我蹒跚地推上自行车，
咚咚的心，似是跳到了喉边边。
取来了——分明是，
大学发来的通知书，
郑大的印章红又圆……
在奔赴郑大报道的列车上（1978年3月6日），再写几句：
春天年年到人间，
戊午春色最如艳。
涸辙之鲋兴春雨，
竟鲲展翅飞海瀚。
命运从个人到国家历史伟大转折
高考让我绝处逢生。
大学给我打开知识宝藏的钥匙。
记者职业使我握上一支为民鼓呼之笔。
走上国家大报总编辑岗位，曾经受尽虚假意识形态欺骗的我，更知道怎样把党性人民性统一起来，办一张符合社会实际、引领社会前进的报纸。
从黑色沉沦绝望，到成为社会有用之才，无疑是我个人命运的重大转变。
千千万万高考上大学的毕业生走上社会以后，有的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的成为人文学家思想家、自然理工科学家、企业家、各行各业管理领军人和实干家，他们和全国人民一道推进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大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国民经济国民生活翻天覆地，直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那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有人不同意此说并列出好多数据以证，他们可以继续坚持），多数人温饱不能自顾，去联合国开会凑全国所有银行仅得3.8万美元的路费相比，这不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转折？从把世界上的所谓“帝修反”皆树为敌，不断输出革命鼓动造反，高呼“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到与世界接轨，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引领世界经济前行，身体力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不是历史的伟大转折？
几千万适龄读书青年成天在乡下从事笨重体力劳动，然后通过耍权势、走后门、东奔西走拉关系、交“白卷”等方式把一些人弄到高校。到了校里就“上大学”、“管大学”、“用……思想改造大学”，毕业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改革就说你复辟资本主义，一开放就说你与帝修反同流合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折腾得你什么也干不成……如果推荐不废，高考不复，我真不敢想象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
当然，“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在那种大背景下，有的往往是逼良为娼下的无奈之举。推荐上大学的也有真才实学之人，更有成为国家栋梁、成为各行各业躯骨树干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事求是，不一概而论。
恢复高考改变命运，是一个时代的写照。今天，当高等教育已经普及时，它改变命运的功能便不再那么凸显，作为一种阶层上升的通道，已经变得越来越窄。所以，高考改革改进改善，选拔人才多元、科学，又成为需今人上上下下努力攻克的新课题。但无论怎样改，高考的基本主体都应该坚持，除非找到比它更公平公正的选拔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