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论坛
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把握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核心要求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遵循教育规律，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中国特色为统领，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为导向，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核心是要把握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要求。
坚持中国特色，就是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就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就是要扎根中国大地，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营养，推进文化传承与创新；就是要面向国家重大目标和重大战略，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为导向，解决国家和区域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努力推动国家发展进步和民族伟大复兴。瞄准世界一流，就是要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拥有一批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有影响力的科学家、学科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就是要培养一流的创新人才，拥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毕业生质量得到广泛认可；就是要产生一流的科研成果，推动和引领国际学术前沿发展；就是要作出一流的社会贡献，支撑和服务人类科技和文明进步；就是要培育一流的大学文化，学术氛围浓郁，创新精神迸发，国际交流活跃，不断追求卓越，努力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推动者和引领者。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是国家赋予复旦大学的历史使命。近期，我们将充分利用编制“十三五”规划的时机，认真谋划学校到2020年的目标定位、主要任务和改革举措，强化以下几个导向：
一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人才培养是学校的根本任务，人才培养质量关系学校的声誉，关系国家的未来。“十三五”期间，我们要进一步强化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培养理念。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学生践行“勤学、修德、明辨、笃实”的要求，树立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远大理想；提升创新创业能力，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激发创新创业灵感；拓宽学生国际视野，通过扩大留学生比例、营造校园国际化氛围、推动学生海外学习交流等手段，着力培养学生具有通晓多元文化背景、能够参与国际竞争、能与不同国家的人打交道的能力；大力推行研究性学习，以高水平科研支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大力开展跨专业、跨学科、跨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大力推进与兄弟院校、科研机构、企业单位的联合培养。
二是以服务国家为使命。在“十三五”发展中，我们必须进一步强化服务国家的意识，提高站位，开阔视野，提升境界，更加主动、更加自觉地在国家战略前沿和区域发展前沿谋大事、干大事，在服务国家重大需求上有更大的作为、实现更大的突破。围绕国家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深入研究，推进理论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的概念、范式、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建设新型高端智库，开展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研究，形成高水平有分量的成果；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推进产学研合作和协同创新，努力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为转方式、调结构、推进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围绕服务和改善民生，提升解决疑难杂症的能力，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围绕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更好地向世界宣传和展示中国，为扩大中华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贡献力量。
三是以世界一流为目标。我们要通过“十三五”的发展，凝练学科发展方向，突出学科发展重点，实现学术研究从跟踪追赶向跨越引领转变，真正推动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的前列。为此，要更加注重营造尊重学术、追求卓越的大学文化，吸引和集聚一大批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学者和科学家；瞄准优势学科领域，加强前瞻性、战略性的组织谋划，进一步推进学科交叉融合，提升科研创新能力，产出一批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一流成果；立足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创新，发挥集成效应，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持续产生一批精品力作；更加强调一流的社会贡献，在推动综合办学指标和办学声誉进入世界大学前列的同时，更加主动地以一流的育人质量和一流的学术成果，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对人类知识和文明的进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四是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深化高校综合改革，是中央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学校发展的内在要求。我们围绕推进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内部治理体系改革、基本运行模式改革和相关领域综合配套改革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思路、主要目标、任务举措和工作步骤，“十三五”工作的重点就是要把改革的目标转化为具体的方案和举措，结合学校实际有步骤地推进，使各项改革进入实质性的操作层面，确保改革举措真正落地，激发学校的内生动力和活力。
五是以开放发展为支撑。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日益开放的外部环境，大学必须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面向国际交流合作大舞台，努力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参与国际竞争合作中争取更多的发展机遇和发展资源。要深化与国家部委的合作，积极参与国家重大科学计划、重大科技专项、重大人文项目，在国家战略层面谋划学科建设和学校发展；深化与地方政府的合作，特别是积极参与上海“四个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主动对接，主动服务，在服务中提升学校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深化与社会各界的合作，特别是加强与国防单位、大型企业、兄弟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积极推进协同创新；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与国外顶尖大学和研究机构设立高层次科研合作平台和合作办学项目，积极参与国际科学计划和国际科研合作网络建设，努力实现从跟踪并行向跨越引领的转变。
（作者：复旦大学校长 许宁生，摘编自《中国高等教育》2015年第22期）
南京理工大学校长付梦印：以组织方式创新推动高校科研转型
日前印发的《教育部2016年工作要点》提出，要“推进高校科技体制机制创新”，组织高校“承担国家重大科学基础设施和国家实验室建设任务，参与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项目”。那么，高校应当如何深入贯彻落实这一要求，凸显自身在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不可或缺性呢？
众所周知，高校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实现科学技术原始创新的源头活水，也是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蓄水池”。在具体实践中，科研组织的设置与运行直接影响着一所高校的学科实力、项目承接能力和学术影响力，因而科研组织的创新也成为高校科技体制机制创新的核心与关键。在全面深化改革、提高教育质量的大背景下，积极主动地创新高校科研组织方式，有利于高校推进实施综合改革与内部治理，优化科研资源的配置和整合，凸显自身在原始创新、技术转移、成果转化以及创新人才培养中的自主性、产出率和贡献度，进而真正实现高校科研自身的转型发展。
总体而言，高校以单一学科和单一条线为主的传统科研组织方式，已经很难适应高科技发展趋势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亟需加以改革创新。创新高校科研组织方式涉及政策、人员、资源、条件、文化等诸多因素，而最为关键的应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明确导向，把握高校科研组织创新的本质。当前，绝大多数高校主要依托“学校—学院—系（教研室、研究所）”“副校长—科研处长、学院院长”等垂直管理方式开展科研活动。也有少部分高校通过设置学部、学科特区等进行了摸索，但总体而言仍然属于以某一学科为主的条线运行方式。这种学科结构相对单一、政策制度较缺乏灵活度的科研组织方式，未能有效整合高校科研优势，导致高校没有足够的基础和实力通过跨学科形式来承接或牵头组织重大项目进行高层次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高校在探索重大原理、破解关键技术等方面的协调攻关能力，也间接影响了高校在科技前沿领域的引领与突破。
创新高校科研组织方式的本质在于遵循科技创新的内在规律，提升高校科学研究的能力水平以及在服务国家创新驱动战略中的对接度、贡献率。为此，高校应当明确创新科研组织方式的基本导向。一方面，应坚持目标导向，即按照科技发展的一般规律、创新驱动的形势要求以及高校激发自身办学活力的内部需求等来做好科研组织的顶层设计、系统布局，将科研组织方式创新纳入高校深化综合改革、完善内部治理体系的总格局中，提升高校在培养创新人才、推动科技进步、服务国家战略等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应坚持问题导向，即对照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趋势，审思高校传统科研组织方式的优缺点，明晰制约高校科研转型升级的症结及其成因，以破解当前制约高校科研有序运行、产出效益等的瓶颈为切入点，推进科研组织方式的优化。
二是聚合资源，形成高校科研组织创新的优势。人才、资金、设备、场所、平台等科研资源事关高校科研活动与科研产出，对其进行动态调整、重组与优化，是当前高校科研组织创新的关键。与大型企业、研究院所相比，高校的科研活动在资金链、技术链、产业链等方面不具备明显的资源优势，很难单独完成从重大基础理论、关键技术突破，再到中间试验品、小规模生产、大规模应用、面向市场的产品生产和商品销售等一般意义上的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过程。创新高校科研组织方式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克服单一学科、单个院校在科研活动中存在的各自为阵、力量分散等弊端，依托某几个学科来聚合校内外资源，形成学科融合优势和人才集聚优势。
目前，在高校学院、学科甚至系（教研室）层面设置的研究所、课题组等科研组织，由于长期封闭运行、单兵作战，难以统筹校内不同学科以及校外科研院所、厂矿企业等各方资源，因而也就难以承接重大创新课题、产出重大科研成果。为此，高校应当准确定位，与企业、科研院所进行差异化的协作与竞争，体现高校自身的独特优势。一方面，高校应当发挥自身学科多、基础厚、人才强、面向广等特点，打破校内科研活动条块分割、重复投入、低效产出等困境，加强不同学科、不同教师之间的跨界协作，以“兵团作战”方式来整体提升高校科研实力。另一方面，高校应当“眼光向外”，在准确把握自身科研优势以及整合内部科研资源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各种外部科研资源的支持与融入，尤其是要强化高校与高校之间、高校与科研院所之间、高校与企业之间以及高校与国外相关科研机构之间的对接、互补和协作，努力打通科研资源融合的壁垒。
三是精准发力，增强高校科研组织创新的实效。只有通过具体的实践探索，才能真正实现高校科研组织方式的创新。由于历史沿革、办学面向、学科设置、成果积淀等都存在差异，不同高校在创新科研组织方式方面也不可能众校一面、千篇一律。因此，不同高校必须立足自身实际推进校内科研组织创新，做到有的放矢、精准发力。高校应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做好校内重点科研组织的顶层设计以及相应的规划编制、资源整合、政策倾斜等工作，为新型科研组织能够凝练研究方向、承接重大课题和产出原创成果等指明方向、夯实基础。高校应善于集聚校内各方面的物质资源、学术资源和人才资源等来重点搭建高水平科研平台，找准重大科研攻关方向，并组织动员校内不同学科的师生积极参与其中，促进不同学科的融合、协作与成果共享。
同时，发挥高校在校企、校所合作中的统筹功能，切实推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真正体现高校在源头创新、集成创新中的不可替代功能。例如笔者所在的南京理工大学与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围绕地面智能机动平台展开深层次、全方位合作，以此推动双方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此外，高校还应深化内部治理体系改革，为创一流平台、建一流团队、出一流成果提供必要的软环境。例如，可将日常教学、常规科研等活动与科学前沿探索、关键技术攻关等活动相区分，前者应主要依托学院（系）等教学单位完成，后者则应依托重点实验室、研究中心、产学研基地等跨学科平台来实施。
四是塑造文化，体现高校科研组织创新的旨归。任何一个组织的竞争优势在于其独特的组织文化及其蕴含的价值取向。推进高校科研组织创新，不仅在于以一种新的形式开展科研活动，更在于营造一种有助于创新成果涌现和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文化氛围。高校传统的科研组织方式之所以越来越难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新要求，重要原因在于其理念和文化的滞后。因此，创新高校科研组织方式，应摒弃目前在科研活动中客观存在的“山头主义”“原子化”等倾向，努力构建致力于科技创新的学术共同体。高校应大力倡导争先文化，引导跨学科科研组织及其成员自觉抵制“小富即安”式的求稳心态，促使其紧密跟踪科技发展的前沿，积极在机遇与风险并存的科技领域从事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寻求新的增长点和突破口。
高校应大力倡导团队文化，引导跨学科科研组织及其成员增强共同体意识，树立国家利益高于团队利益、团队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导向，促使其正确处理个人与自身所在的学术共同体的共生关系，平等、友善地解决科研资源分配、科研收益回报等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高校应大力倡导责任文化，引导跨学科科研组织及其成员摒弃工具意识和功利意识，代之以强烈的使命意识和担当意识参与到所在学术组织的科研活动中，以自身扮演的角色、做出的贡献体现学术价值。当然，要确保这些文化氛围得以最终形成，高校还应完善跨学科平台与团队的制度规范、条件保障、评价激励等，使团队成员能够抛除后顾之忧，安心投入于科研活动中。此外，还应弱化行政指令在跨学科平台与团队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学术骨干的主动性、创造性，营造开放、包容、独立的学术环境，凸显跨学科科研组织的强大生命力。
（作者：南京理工大学校长 付梦印，摘编自《中国教育报》2016-02-29）
聚焦“两个一流”
世界一流学科的中国标准是什么
“两个一流”引发各地争相推出“区域高水平大学打造计划”
2015年8月，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党和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指导方针和具体目标，明确提出要通过一流学科的建设带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再次提出，要大大提高高校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使若干高校和一批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两个一流建设”将是今后一段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中心议题。它将与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引导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重大举措一起，重塑中国高等教育的面貌。
为了对接“两个一流建设”，广东省率先启动了“7+7”区域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打造计划，以及建设高水平理工大学计划。在广东省的刺激下，其他省市自治区迅速公布了各自的一流学科建设计划。北京市开启了“北京高等学校高精尖创新中心建设计划”，清华大学“未来芯片技术高精尖创新中心”等13个北京高校高精尖创新中心获得首批认定。上海市正式开始实施高峰高原重点学科建设计划，第一阶段投入36亿元，到2020年，力争使上海高等学校学科整体实力达到一个新水平，20个左右的一级学科点和一批学科方向达到国际一流水平。浙江省发布了《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开展省一流学科遴选工作的通知》，计划在“十三五”期间启动区域一流学科建设工程。中西部省份也不甘示弱，陕西省政府推出《陕西高等学校学科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计划用5年时间，建成一批具有创新条件、培养创新人才、产出创新成果的国际知名、国内的优势学科。河南省政府也发布《关于印发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将打造一批具备世界一流水平的优势学科和综合实力位居国内前列的特色学科。以学科为基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是这些改革计划共同的特点。在“两个一流建设”政策的推动下，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区域发展的新时代。
没有世界一流的学科就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
为什么是“两个一流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与世界一流大学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因为学科是大学的细胞，世界一流学科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大量的实证数据证明，学科水平与大学发展水平之间呈高度正相关，学科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学的国际地位和学术声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办大学”就是“办学科”。中国院校研究学会会长刘献君教授曾经指出，没有一流的学科就没有一流的大学。香港大学第14任校长徐立之也曾这样描述一流学科与一流大学之间的关系，如其所言，“每当有国际学术会议的时候，如果我们相关学科的老师会被邀请去做专题演讲，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国的学生都希望来上这门课，那这个学科就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学科。有10个到12个这样的学科，我们就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了。”
学科本来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知识体系，二是学术制度。大学中的学科必须具有教育学含义。从教育学的角度看，学科既是科学研究的平台，也是教学育人的平台；既是学者队伍汇聚的平台，也是创新创业的平台；既是科教融合的平台，也是产教融合的平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以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为基础和抓手。《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四个基本原则：坚持以一流为目标，坚持以学科为基础，坚持以绩效为杠杆，坚持以改革为动力。强调要引导和支持大学优化学科机构，凝练学科发展方向，突出学科建设重点，创新学科组织模式，打造更多学科高峰，带动学校发挥优势、办出特色。
学术性与实践性：世界一流学科的中国标准
学科评价的标准有两个维度：一是学术性维度，即学科必须有明确的研究主题和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一是实践性维度，即学科必须能满足社会的某种需要。前者称为学术逻辑，后者称为社会需求逻辑。从学术逻辑来看，一流学科的评价标准是客观的，是国际可比的；从社会需求逻辑来看，一流学科的评价标准是主观的，是有地方特色的。
根据学术逻辑，一流学科有两个标志，一是拥有一流科研，产出一流学术成果；二是有一流的教学，培养出一流的人才，而一流科研和一流教学要依靠一流的学者队伍，建设一流的学者队伍取决于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充足而灵活的经费，二是有效的管理体制机制。
根据社会需求逻辑，一流的学科不但要为区域工商业创新作出突出贡献，而且要为区域人力资源形成作出突出贡献，甚至还要为区域文化建设、环境建设作出突出贡献。换句话说，从社会需求逻辑来看，学科建设应该面向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
世界一流学科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参照系。世界高等教育有两大体系，因此，世界一流学科应该有两大参照系。一个是欧洲大陆体系，一个是盎格鲁-北美体系。盎格鲁-北美体系传统上强调学术自由、学术自治，重视学科的学术逻辑；欧洲大陆体系传统上强调国家需求、政府控制，重视学科的社会需求逻辑。这两大体系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处于竞争状态，当前占主导地位的是盎格鲁-北美体系。正因为如此，美国科学基础数据库（ESI）成为当前世界一流学科的主要评价标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普遍接受。尽管如此，欧洲大陆体系依然有可取之处。事实上，盎格鲁-北美体系也在积极吸收欧洲大陆体系的实践标准。
中国大学具有浓厚的欧洲大陆体系色彩，强调社会需求一直是我们的传统，但是国际标准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两个一流建设”实质上是主体性和国际化双重挤压下的高等教育政策，一方面我们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遵循社会需求逻辑，重视中国特色；另一方面我们强调在国际可比指标上达到世界一流，遵循学术逻辑，借鉴国际经验。当前世界有三个有影响力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排名体系，除上海交通大学的大学学术排名体系依然坚持单一的学术逻辑，其他的两个排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泰晤士报）都既重视学术逻辑，又重视社会需求逻辑。其中，社会需求逻辑主要通过学科声誉、学生满意度、社会贡献等来体现。
根据“两个一流建设”的“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统领，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为导向”的指导思想，综合世界三大学科排名体系，我们认为世界一流学科的中国标准是：一流的学者队伍、一流的学生质量、一流的科学研究、一流的学术声誉、一流的社会服务。
为什么说这五个方面是世界一流学科的中国标准呢？这是因为国外大学排名只是在学校层面把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纳入评价标准，在学科层面只重视科学研究。国外的学科评估主要是了解院系的科研条件、科研活动和科研产出，尤其强调科研产出。对科研产出的评价工具主要是基于ESI数据库，对一家学术机构五年内发表的学术论文进行计量分析，具体指标包括出版物的数量和他引率。而中国强调一流大学建设和一流学科建设是一体的，我们不但在大学层面强调科教融合和产教融合，在学科层面也强调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我们认为，学科既是科学研究的平台，也是教学的平台；既是教师队伍建设的平台，也是创新创业的平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五大建设任务：建设一流师资队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传承创新优秀文化、着力推进成果转化。这五个方面就是世界一流学科的中国标准。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周光礼教授，摘编自《光明日报》2016-02-16）
一流学科：一流大学的加速器
一流学科的战略选择
紧扣学校定位，优化合理的学科结构。到底是建设综合性大学还是多科性大学，世界一流大学都有清晰的定位，并据此来优化学科结构。哈佛大学从一所强调“博雅教育”，以培养神职人员为主的学院逐渐演变成学科门类较全的综合性大学，这与其对真理的追求，对人文社科的重视，对文理交叉的“通识教育”的固守与创新密不可分。麻省理工学院（MIT）在建校之初就被明确定位以工学为顶梁柱。尽管后来逐步向理、工、文、管结合的综合性大学发展，但始终坚持以工科为主流、理科为基础，并重点发展交叉学科。巴黎高师和加州理工学院等则始终坚持“小而精”的鲜明特色，走文理兼重之路，或以理带文、以工促管，永葆强劲发展态势。
利用资源优势，构筑良好的学科生态。多数世界一流大学具备学科综合集群的资源优势，以协调发展基础与应用学科、人文社科与理工农医科，促进不同学科间的相互渗透、交叉融合，构筑良好的学科生态。作为世界最古老的大学之一的牛津大学，在固守神学、哲学等传统人文学科优势的同时，大力发展数学、物理及化学等理科，并以此为基础发展经济学、管理学等应用学科。哈佛大学、剑桥大学、东京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都是充分利用资源优势，逐步形成文、史、哲、法、理、医、工、管、经、教等协调发展的学科生态群，门类齐全的学科通过融合与交叉，又极大地提升了学校的综合实力。
凭借鲜明特色，打造享誉全球的学科品牌。创造鲜明特色，打造学科品牌，是不少大学走向世界一流的重要战略。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学、哈佛大学的生命学科以其雄厚的实力、在本学科获得众多诺贝尔奖而享誉全球。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MIT的语言学、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及电子工程、威斯康星大学的农业科学、牛津大学的神学、文学、哲学、经济学均为世人熟知。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耶鲁大学的戏剧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化学化工学院和加州理工的地球科学院等特色学院凭借以特取胜的战略，更是在全球独占鳌头。
一流学科的实现路径
依托项目平台，多学科合作力促学科发展。如MIT、牛津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等都高度重视以重大项目为依托，发挥多学科优势联合攻关，促进相关学科有机协调发展。MIT的林肯实验室早期从事多学科结合的雷达研究，带动通信、电子、计算机、生理学等成为世界一流学科。牛津大学的医学材料研究项目促进了固体力学、生物医学、材料科学等学科的密切合作。密歇根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凭借其经济学、人口学、统计学、心理学、公共卫生、工程学等学科合作研究课题，帮助解决社会发展进程中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使各学科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得以快速提升。
引进领军人才，汇聚名师实现学科突破。引进领军人物，打造高水平学术团队，实现学科重点突破是建设一流学科的重要路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之初，便不惜一切代价聘请英国皇家军校的数学教授塞尔维斯特以及世界名校的生物、物理及化学等学科的著名学者，使该校很快就成为一流大学。MIT的语言学能达到顶尖水平，主要得益于围绕乔姆斯基组建的高端语言学研究团队。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能够享誉世界，著名教育家杜威功不可没。普林斯顿大学的卓越成就与其引进了爱因斯坦密不可分。加州理工学院的腾飞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引进的两位大师，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密立根使实验物理学迅速迈入世界一流，航空技术先驱者冯·卡门领导航天技术达到领先地位。
紧抓重点学科，协同创新助推登顶高峰。以重点学科为抓手，以创新为导向，加强高校与政府、企业、科研院所以及国际的协同以攀登学科高峰是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的绿色通道。硅谷的众多公司与斯坦福大学的电子学科协同发展，使得电子学一举成为斯坦福大学的强势学科，且一直保持世界一流的优势。MIT著名的CSAIL实验室的研究联合了100多家技术公司，通过多元主体的协同创新合作，CSAIL获得了多国包括美国空军科学研究局、航天局等政府机构，波音、微软、丰田等跨国公司的慷慨资助，使CSAIL实验室及电气工程、计算机科学、数学、航空航天等重点学科得到跨越式发展。
坚持服务社会，反哺学科升华。一流学科为育人而生，因济世而荣。学科服务社会一箭双雕，既惠民济世又反哺自身发展，在奉献中升华。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引领社会、服务社区”理念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己任，积极探索消除贫困、移民等问题，形成了令人瞩目的“芝加哥学派”。威斯康星大学致力于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实现了大学与社区、社会的一体化，极大地促进了区域农业发展。斯坦福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教育学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为美国重大教育决策提供极具价值的“智库”支持。霍普金斯大学在医学、工程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为马里兰州提供了最好的医疗服务，同时成功开发了一系列新药，参与疾病防治工作，使其医药研究处于领先地位。
建设一流学科的策略
由大而强：优胜劣汰，合力图强。多数世界一流大学都呈现出极强的综合性特征，且由综而大，由大而强。相较之下，我国有的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齐全，多个学科已达国内领先水平，距世界一流尚有一步之遥。这类大学既要自强不息，更要正视差距，迎头追赶。要建立学科淘汰机制，毅然舍弃拖后腿、乏后劲的学科，利用学科综合集群的优势，夯实基础学科，做强应用学科与交叉学科。重点扶持实力雄厚的学科协同发展，共荣共生，以大而强冲刺一流。
由精而强：重点突破，精中求强。我国部分实力较强的高校，既不是综合性大学，也缺乏行业特色大学的优势，学科的建设呈现出“一片高原，没有高峰”。这类高校在统筹兼顾各学科协调发展时，应注重凝练学科发展方向，不必贪大求全，要采取小而精的策略，必要时可停办拖后腿的学科，根据国家发展需求及学校发展规划，精挑细选一批重点学科，集中配置资源，使其优先进入一流水平。
由特而强：异峰突起，特色取胜。鲜明的特色是学科建设出奇制胜的关键。我国的行业特色大学为数不少，有的实力雄厚，务必紧扣“特”字做大文章，依据行业发展需求，结合自身有利条件，充分预见学科发展趋势，优先将最具优势最有特色的学科办出一流水平。大力保护人无我有的特色学科，不断突破创新。对于人有我强的特色学科，一方面可以在学术上保持一流，始终走在学科前沿，引领学科发展趋势，或者在应用方面，积极寻求与社会经济的结合点，突出特色优势，另一方面，可将特色学科与学校综合集群的资源优势相结合，从跨学科角度寻求新的特色学科增长点，以保障特色学科的优势地位。
由优而强：荟萃名师，英才辈出。拥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以及一批拔尖创新人才对一流学科建设至关重要。一方面要注重从国内外多渠道引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科带头人，充分发挥带头人的品牌效应，凝聚大批优秀专家、学者及全球的优质生源，形成高水平的学科梯队和学术群体。另一方面，还必须注意培养杰出的中青年学术骨干或科研项目负责人以及创新团队，注重培养高水平的教师，通过制度创新来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将绩效与学科的战略目标以及教师个人发展目标相统一。通过教学、科学研究及实践活动培养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拔尖创新人才，以人才带动学科飞跃发展。
由深而强：传承文化，引领一流。培育推动社会进步、引领文明进程且各具特色的大学文化、建设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传统特色学科是实现我国大学弘扬与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引领学科争创一流的有效策略。作为文化传承创新的主阵地，大学要培育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培育拥有良好的校风、教风、学风的育人文化，培育能提升整体学术水平、为社会服务的科技文化，培育铸造灵魂、激励师生勇攀高峰的思想道德文化。进一步挖掘优秀文化的育人作用，培育和引导师生共同追求真理，崇尚学术，乐于创新，善于创新，培养具备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一流人才。特别要加强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如中国历史、文学、哲学、教育学、艺术、体育、中医药及民族学等学科的发展，将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办出优势，并问鼎世界一流。要加强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学科扶持，并通过国际文化交流，让中国文化走出去，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作者：中国地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李祖超教授，摘编自《光明日报》2016-02-02）
能否如期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取决于我国世界一流科学家的数量和质量。段志光教授的专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成功之路》（科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对活跃在生物医学领域的207位世界一流、213位国内一流、133位国内一流青年这三个层次共553位科学家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结果引人深思。
一个国家拥有一、两项诺贝尔科学奖并不能证明其已成为科技强国，但欲成为科技强国，没有诺贝尔科学奖是绝对不行的。诺贝尔科学奖不是最终目标，但诺贝尔奖级的科技成果必须是国家、团队和个人的目标，这些诺奖级成果需要更多的世界一流科学家来实现。因此，加强对我国一流科学家群体现状的研究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
根据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成因以及我国一流科学家和诺奖得主之间的比较研究，我认为，建设“双一流”，最为关键的是造就相当数量的世界一流科学家，而世界一流科学家的出现，最关键的是创新人才成长环境。
世界一流科学家的诞生环境
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为例，该奖绝大多数都授予基础研究成果获得者。我国中科院院士、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和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基本上都是在基础研究领域作出系统的、创造性成就的国内一流科学家，也是最有希望冲刺诺贝尔奖级科研成果和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群体。从SCI论文被引次数等指标的对比来看，国内一流科学家群体和诺奖得主群体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我认为，当前语境下，定量差距较定性差距更重要，即当前更应关注差距的具体情况与如何缩小的问题。定量研究表明，我国一流生物医学科学家科技产出数量和质量均相对较低，尤其高水平原创性研究成果欠缺。尚有33.33%和38.38%的中科院院士、12.28%和15.79%的中国工程院院士、54.14%和57.14%的一流青年科学家，没有授权专利和发明授权专利，他们的发明授权专利转化率和技术应用商品化率与一般科学家没有显著差异。
通过对诺奖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的研究，可以发现这些研究者具备的一些普遍规律：一是具有科学创新原动力，二是科学研究生涯起点早且高，三是具有充足时间与扎实学术研究基础，四是具有学术前沿的国际视野，五是具有良好研究条件与学术氛围和机会，六是具有充足科研经费与高水平科技产出，七是具有高科学素质，八是具有原始性创新成果且有重大影响，九是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优良性格，十是所在国家经济和教育、科技等社会发展状况良好。
值得一提的是，从SCI论文被引次数的平均被引水平和最高被引水平来看，我国科学家在553位三个层次一流科学家总排序的前100位中，已经占到13%～25%；从时间趋势看，我国一流青年科学家的论文质量持续提高，2000年以来距诺奖得主获奖前成果水平的群体差距比一流科学家要小，个体活跃程度比一流科学家要强，特别是个别年度的单篇最高被引水平已超过诺奖得主获奖前的水平，呈现出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国际竞争力快速增长的趋势，预示着我国诺贝尔奖级生物医学科学家队伍正在形成。
创新成长环境需要突破的几个关键领域
当前，创新驱动已成为我国国家战略，国家科技投入、科技条件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在持续保持科技经费高比例、多渠道、强重点投入外，应着重创新成长环境，在几个关键领域取得突破。
培育新的科学文化。拔尖创新人才产生于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的水平高低在根本上取决于教育质量。以多学科文化为核心的人文底蕴，日益成为诺贝尔奖级科学家的基本条件。但当前大学教育学科分离和专业化教育的现状，加深了科学与人文的误解，使科技创新中本应为一体两翼的科学和人文各自独断、相互割裂、互为对立，科技工作者在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影响下功利性价值取向明显。因而，需要通过人文性科学观的引导，促使科学与人文齐头并进，养成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合作，进而形成新的科学文化。
改革科技管理体制。管理的最重要任务是培养和保护创新能力，但目前的科研管理把大量科研人员引导到“短、平、快”的项目上，与国家目标、宏观政策、创新标准、原创贡献要求科研人员就某一方向、某一主题并进行长期、艰苦的研究和积累形成鲜明的反差。我认为，改革科技管理体制重点应放在：重新构建和调整国家创新体系，建立国家生物医学研究中心，统筹生物医学研究；确立生命科学在学科领域中的优先地位；确定大学的基础研究主体地位，加速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和一流学科；创造科学家学术优势积累的良好条件环境。
改革科技评价机制。科研评价的首要问题，应该是评价的价值观问题。科技评价的根本问题，是成果的质量尤其是原创性问题。当前的科学论文评价注意到了文本视域和问题视域，但在评价过程中出现了文本视域量化过度的倾向，特别是在本应以问题视域为主要出发点的同行评议中，亦出现了越来越注重和依赖文本视域量化的现象。如何最大限度地科学计量又不陷于片面和机械，最终取决于科研评价的真正目的，需要时刻注意寻找和把握科技成果评价中定性与定量评价的连接点。科研评价需要改革监督方式，引进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没有利益之争、真正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充分发挥学会、协会和专业机构等科技社团的独特优势，使其在科技评价中最大限度发挥独立第三方作用。
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尽管重发现、轻发明是诺贝尔科学奖的基本取向，但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若干重大技术发明还是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我国科技成果资源比较丰富，但科技成果转化率处于较低水平，这已成为建设科技强国的瓶颈。一方面需要加大对生物技术、医疗技术和传统药物等技术领域的支持力度，以保持优势子领域的优势更加突出；另一方面，需要制定加快技术追赶的有效政策，以改变国内相关高新技术产品发展由国外企业主导的被动局面。因此，我国两个层次一流科学家的专利价值观与一般科学家无明显区别、对科技成果转化重视不够的现状，必须改变。能否将发明授权专利作为我国工程院院士遴选的必备条件，将科技成果转化情况作为我国两院院士和一流青年科学家遴选的重要参考，值得研究。
作者：山西医科大学校长 段志光，摘编自《光明日报》2016-01-26
基于一流学科建设实行教育教学改革
不久前，“高峰学科建设支持计划”在浙江大学正式启动。根据该计划，浙大将重点支持20个学科的发展，作为“双一流”建设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催生重点方向、重点人物、重点成果、重大项目，打造一批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能够发挥引领作用的品牌学科。
据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最新统计，截至2015年11月，浙江大学有18个学科进入世界学术机构前1%，居全国高校第二；4个学科进入世界前1‰，居全国高校第二；4个学科进入世界前50位，7个学科进入世界前100位，居全国高校第一。
“近年来，学校基于一流学科建设，在学科交叉、创业创新、成果转换上实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教学改革，让更多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去实现人生的价值和理想。”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金德水说。
学科交叉实现专业“跨界”
每洗一次手，通常要用一瓶矿泉水的水量，怎样在这司空见惯的“浪费”中节约资源呢？浙江大学7名跨学科的学生带着这个问题，研发了“空气洗手机”，可以节约原用水量的90%。这个发明设计，在前不久的第二届全球重大挑战峰会上摘得了大赛学生日竞赛单元的唯一金奖。 “空气洗手机”这个项目，一直做了一年。团队最初只有来自能源学科的3人，但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是单一学科能解决的。于是，团队到处招兵买马，还专门建了一个综合评分数学模型，对“应聘”的同学进行打分，最后发展到了7人。“空气洗手机”的样机，诞生于能源系，又在机械系进行“升级”，随后被搬到医学院做试验，又到学校人流密集的地方做测试，几次“搬家”才有了最后的惊艳亮相。
这个发明的诞生，从灵感到可行性方案设计，再到最后做出成品，得益于浙江大学本科生“节能减排”竞赛。类似的赛事还有很多，机器人设计竞赛、结构设计大赛……学科竞赛已经是学生第二课堂实践平台的重要一环。为此，学校在本科课程体系中作出相应调整，一堂听上去非常专业的课程，面向不同专业的本科生开放选修，成为浙大本科生院在双学位、双专业和主辅修制之外为学生创造的交叉学习的一种新通道。如创新设计辅修班，面向全校所有专业的大三学生开放选修课程，使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在课程训练中共同参与创新的科技设计，跨学科交流、沟通和合作。
浙大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陆国栋介绍，跨学科培养交叉复合型人才一直是浙大本科教育的关注点。在“十三五”的规划中，学校将重点加大辅修和双学位的投入。当前，学校还在探索本科与硕士、博士阶段的“纵向”交叉培养体系，鼓励本科生跨学科攻读不同专业的硕士或博士学位，此举受到了师生的欢迎。
学科创新助推师生创业
创业创新，一直是浙江大学人才培养的主旋律。1999年，浙江大学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创新创业管理强化班；2006年，设立了第一个创业管理二级学科博士点；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浙大设立了亚洲唯一的创业教育讲席。目前，全校已开设创业教育课程30多门。
在学科建设过程中，浙江大学强调科教结合，创建科教协同育才新模式。通过教学与科研的互动，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积极呼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家战略，鼓励师生协同创业。
当然，学科创新不可能一揽子地解决创业创新的问题，浙大为此专门成立了“创业教育办公室”。这是一个在校大学生创业的指导部门，承担着创业导师计划、校友对接活动、创业基地建设等一系列职能。指导教师高峰总结出了创业者必须经历的四个台阶：价值观澄清——内化融合共生理念——训练核心能力——融入自主创业实践平台。他认为，最关键的是第一个台阶，创业不是一种一时的热情，而是终身的追求。只有站在这个台阶上，才会有此后的成长。
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任少波认为，创业是一种成长的力量，不光是创业者，也是一个城市，甚至是一个国家走向美好的动力。大学为青年学生营造实现创业的环境，也就是为一群“理想主义者”构筑了通向理想的路径。“创业教育办公室”的设立，创造了一种氛围，让一群有共同理想的青年，聚集在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中，开始对自己未来和国家未来的思考。
（记者 蒋亦丰，摘编自：中国教育报2016-2-16）
院校研究
大学校长引领研究型大学的跨越式发展
——以洛桑联邦理工学院为例
一、引言
老牌世界一流大学如牛津、剑桥、哈佛和耶鲁等都经过了长达几百年的历史沉淀才得以形成，但在日新月异、充满竞争的知识经济时代，不少新兴高校希望在较短时间内提升办学水平和学校地位，从而快速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事实上，通过借鉴先行者的经验，年轻大学确有可能后来者居上，洛桑联邦理工学院(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Lausanne，简称EPFL)便是这样一个在短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典范。创办于1853年的洛桑联邦理工学院起初是瑞士的一所私立工程学院，名为“洛桑特别学院”。其成立的初衷是为瑞士培养高技能的建筑工人，第一届学生只有11人。1869年，洛桑特别学院并入洛桑大学的工程系，并于1946年重新独立为“洛桑大学理工学院”，当年的学生人数也只有399人。1969年，洛桑大学理工学院更名为洛桑联邦理工学院，成为一所由瑞士联邦政府直接管理的大学，其在校生人数发展为1293人。从1969年正式成立至今，洛桑联邦理工学院仅仅用了40余年的时间便发展成为一所享誉全球的顶尖理工科大学，并成功进入各大世界大学排行榜的前列。该校201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CARWU)、英国QS世界大学排名以及《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上的名次分别位列全球96位、第17位和第34位。
自1969年联邦化以来，洛桑联邦理工学院虽然先后在Maurice Cosandey,Bernard Vittoz和Jean-ClaudeBadoux三任校长的带领下取得了持续进步，但一直难以实现办学水平的突破。在此期间，学校一度被外界视为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小跟班”，国内地位和国际声誉都远远不及后者。直到2000年Patrick Aebischer校长掌舵，洛桑联邦理工学院才开始走上腾飞之路。在Patrick Aebischer出任洛桑联邦理工学院校长至今的15年里，该校从一所普通的工科学校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在ARWU排名上的名次也从2004年的194名一跃上升至2014年的96名，其发展速度甚至令早已蜚声海外的“老大哥”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都倍感压力。
二、校长的作为: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崛起的关键
Patrick Aebischer校长带领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原因在于其成功演绎了领航者、改革者、资源筹集者以及人才汇聚者的角色，为学校明确了发展目标，完善了学科布局，改善了治理结构，筹集了办学经费，延聘了顶尖人才。
(一)“一位有远见的领航者”:勾勒学校的发展愿景
要引领大学实现飞跃，校长应该成为卓越的领导者而不仅仅是卓越的管理者。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在联邦化后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被瑞士政府赋予了充分的自主权，但随后的三任校长一直没有提出明确的发展目标，也没有制定推动学校发展的战略规划。与这几位前任校长的保守风格不同，Patrick Aebischer校长是一位典型的“领导者”，他被选中也是因为其具有战略眼光和变革决心。
Patrick Aebischer在上任伊始便明确了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愿景和决心。他直言，“作为一名校长，你必须为学校制定目标蓝图，要能够清晰而有力地表达学校的雄心壮志，这也是我在担任EPFL校长之后所要做的，我想将这所工程学校变成一所世界一流的理工类大学。为将发展目标具体化，洛桑联邦理工学院随后制定了若干阶段性发展规划，而该校最新的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成为全球最顶尖的10所研究型大学之一。
(二)“一个强势的改革者”:完善学科布局并改善治理结构
为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Patrick Aebischer校长认为必须对学校实施深入改革，而要成功推动改革，自己首先必须要掌握权力。以往瑞士联邦高校的权力掌握在董事会手中，校长很难发挥作用。Patrick Aebischer校长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在接受任职时要求拥有任命教授等一系列权力，而联邦理工大学董事会也接受了这一要求。正是因为这些权力的保障，他才得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Patrick Aebischer校长上任后所做的第一项重大改革是对学校的学科进行重新布局。作为一名神经生物学家，Patrick Aebischer认为生命科学对理工类大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上任之后便着手创建生命科学学院，这彻底改变了洛桑联邦理工学院作为一所工科学校的传统。Patrick Aebischer校长通过自己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声誉和广泛的学术网络，为生命科学学院延揽了多位顶尖科学家，并成功申请了包括“人脑计划”在内的多项国际重大科研项目。除生命科学学院以外，他还创立了人文学院和科技管理学院，完善了学校的学科结构。在创建新学院的同时，洛桑联邦理工学院于2003年成功地从邻校洛桑大学合并了数学、物理和化学系，大大提升了学校基础科学学院的实力。
除了完善学科布局外，Patrick Aebischer校长所做的另一个重大改革是打破院系界限，实现院系结构重组。为提高学校管理的效率，该校于2002年对全校进行了结构重组，将13个系合并为5个学院—基础科学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工程学院，计算机通信学院，环境、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并为每个学院任命了一名院长全而负责管理工作。在并系建院的基础上，洛桑联邦理工学院还成立了结构明确的横跨几个学院的研究中心，为教师从事跨学科项目提供了框架。学院作为学校组织的纵向结构承担了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基础科研工作，而教学工作和跨学科研究则通过横向的学位项目和跨学科中心来实施，形成了一个矩阵结构。这种矩阵结构不仅使师生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学生的交叉学科培养体系更为完善，也使跨学科研究项目的开展更为便利。
虽然在经过一系列改革后，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学科基础得以夯实，内部治理结构也得以完善，但强势的领导风格和铁腕的做法使Patrick Aebischer校长遭到了一些非议。在很多老师看来，学校的行政官僚主义在过去几年里不断加强，学校决策中教师的参与度不强，他们希望领导层与教师之间加强对话，学校能有更多自下而上的决策方式。对此，Patrick Aebischer校长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坚信为了将学校变成一所一流大学，改革必须要强硬：如果你想推行大的变革，就必须强硬，就像做煎蛋卷之前必须要打鸡蛋一样。
（三）“一个殷切的资源筹集者”:拓宽学校的经费来源
在Patrick Aebischer校长看来，充裕的经费资源是学校实现卓越的关键。然而，政府提供的办学经费有限，且一直没有太多的增长，无法满足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需求。因此，为学校筹集资源成为了他最为迫切的目标。
1、积极拓宽欧盟经费
Patrick Aebischer校长将欧盟项目作为学校经费来源的重要渠道，因此对申请欧盟项目高度重视，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如2013年申请获批“人脑项目”，由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神经科学家Henry Markram教授作为首席科学家领导开展研究，共获得欧盟12亿欧元的经费支持。据统计，洛桑联邦理工学院近年来获得的欧洲委员会的高级资助项目数量在欧洲高校中位居前列。
2.加强与企业合作，拓宽企业经费
洛桑联邦理工学院成为联邦大学的一个重要使命是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企业的科技化服务。Patrick Aebischer校长上任后，不仅将校企合作视为学校服务社会的重要方式，更将其作为学校财政来源的有效渠道，因而对此十分重视。学校获取企业收入的方式主要通过接受投资和承担委托项目。在争取企业投资方而，Patrick Aebischer总能瞄准时机、顺势而上。被《福布斯》杂志评为2015年度10亿富豪之一的瑞士企业家Hansjsrg Wyss就讲述了他被Patrick Aebischer说服在洛桑联邦理工学院投资建立生物科技园CCampus Biotech)的经过:“我一直想在瑞士设立一个研究中心，就与我在哈佛大学投资建立的威斯生物启发工程研究所类似，我们想资助一些比较有前景和风险的项目，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合作对象。Patrick Aebischer在参观了我们在哈佛的研究中心后联系到我，问我是否能在瑞士也投资一个类似的中心，这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邀请他来我在马萨诸塞州的家中，并为他做了一顿晚餐，在晚餐时他跟我讲了很多他的想法。也就是在那天晚上，我下定决心要在瑞士创设一个中心，并且准备与EPFL合作。
在Patrick Aebischer校长的努力下，洛桑联邦理工学院近年来的办学经费不断增加，其年度经费从2000年的4.29亿瑞士法郎增长到2014年的9.04亿瑞士法郎，增幅达110.7%l。从经费渠道来看，虽然联邦政府拨款一直是学校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但联邦经费占学校总经费的比例逐年下降，从2000年的91.3%减少到了2014年的71.3%。与之相对，学校通过第三方渠道筹措的经费比例逐年增长，其中增幅最明显的是欧盟项目和企业收入。
(四)“一个国际人才的汇聚者:吸引国际顶尖人才
随着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发展和欧洲博洛尼亚进程的开启，Patrick Aebischer校长深刻认识到，必须充分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以吸引国际顶尖人才。为此，学校全而地实施人才开放政策，以国际化人才战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1.汇聚全球顶尖学者
研究型大学要取得快速发展，必须在短期内汇聚一批优秀的学术人才。Patrick Aebischer校长执政期间为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延揽了大批学术人才，各职称教授数量从2000年的162人增长到2014年的325人，增幅达100.6%，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如该校1982年一1999年教授数量的增幅仅为41 %。而对比该校不同时期外籍教师比例的增长情况可以发现，Patrick Aebischer校长上任以后，外籍教师占全体教师的比例大幅增长，从2000年的40.5%提高到2013年的57.8%。由此可见，从全球各地广纳英才成为Patrick Aebischer校长实现优秀教师汇聚的主要途径。
除引进青年教师外，洛桑联邦理工学院还通过各种渠道从其他世界一流大学延揽顶尖学者，他们中大部分是已经在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获得了终身教职的科学家。该校工程学院曾对9位新聘教师的入职原因进行了访谈。这9位教师中，除了一位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外，其余8位均博士毕业于MIT、普林斯顿、康奈尔等国外顶尖大学，且全部有在美国一流大学的学术任职经历。访谈资料表明，充足的科研资源、富有活力的氛围、日益提升的学校声誉等因素是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吸引国外顶尖科研人才的主要因素。
（1）充足的科研资源
正如Patrick Aebischer校长所言，“校长必须确保学校的经费和科研设施能够符合教师们的期望。9位受访者都提到，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充裕的科研经费和一流的科研基础设施是吸引他们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曾在布朗大学任教16年的William Curtin教授表示:“瑞士对EPFL和ETHZ教师的支持力度非常大，使教师能够灵活地、创新地从事新的研究。”分别从乔治亚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大学博士毕业的Volkan Cevher和Sebastian Maerkl目前都是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助理教授，他们均表示选择该校的最大原因在于其充裕的科研经费。“这里经费充裕，而美国的科研经费情况不容乐观，美国研究型大学教师所能获得的科研经费远远不如EPFL”此外，许多老师也被学校一流的实验设备所吸引，如曾在MIT任教过的Georg Fantner和在法国INSA任教过的Stephanie Lacou就强调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CMI基础设施是全欧洲最好的同类设施，非常匹配他们的研究需要。
（2）富有活力的氛围
受访者中有多位老师表示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活力”是吸引自己的另一大主要因素。毕业于加州伯克利大学、曾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Giovanni De Micheli教授当初决定回瑞士时，曾深入比较过两所联邦理工学院。在他看来，虽然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规模较大，但洛桑联邦理工学院更年轻，也更有活力，有进一步的上升空间。相比学校规模，他更为看重一所学校的活力，因而最终选择了后者。William Curtin教授认为，校领导追求卓越的愿景促使学校不断推动教学和科研的进步，而这种卓越文化使得学校充满活力，因而自己“渴望成为这类机构中的一员”。在Andreas Mortensen教授看来，该校的活力还体现在融合了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EPFL从美国的顶尖大学吸引了很多优秀学者，但这所学校本身是以欧洲大陆高校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这使得EPFL成为两种学术文化的大熔炉，非常独特且充满活力”。
（3）日益提升的学校声誉
除了科研资源和活力外，洛桑联邦理工学院日益提升的国际声誉也是吸引国外顶尖教师的重要因素。Georg Fantner坦言:“我选择EPFL的决定性因素是我觉得EPFL在办学水平和国际声誉方而有非常大的进步。”正是该校如此快的发展速度让许多教授对之充满信心。例如，在Andreas Mortensen教授看来，“虽然目前EPFL的水平还无法企及MIT，但EPFL吸引我的地方不在于它现在所处的位置，而在于它发展的速度以及整体的发展方向。从这个角度而言，EPFL非常的特别。而且我相信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它肯定能够赶上MIT。 Giovanni De Micheli教授也表示，虽然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目前的国际声誉还无法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或斯坦福大学相媲美，但他相信如果该校持续进步，肯定能够成为世界最顶尖的大学之一。
2.招收优秀的国际学生
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为瑞士培养有潜力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建筑师，但由于瑞士本国生源有限，吸引优秀的国际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在Patrick Aebischer校长看来尤为重要。然而，国外顶尖研究型大学也大多将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视为学校科研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对海外优秀学生的争夺异常激烈。与哈佛、MIT不同，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国际声誉还不足以吸引到全球最顶尖的学生。为了解决这一难题，Patrick Aebischer校长自上任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举措。
（1）全面改革学位体系
在Patrick Aebischer校长看来，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必须抓住博洛尼亚进程所带来的机遇，改革学位体系，以此增加申请者的数量。此外，为了使学位课程更具吸引力，该校本科生课程采用多语种教学，包括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学生可根据自己的语言优势自主选择;而研究生课程全部用英文教学，以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申请者。到2010年，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已经全而实施了博洛尼亚改革;从2011年起，该校招生的对象开始转向欧洲以外的地区，包括亚洲、中东、美洲和非洲等。通过10年的努力，该校已经成为一所对全球开放的大学，生源的拓宽使得学校有更多的选择权，能从众多的申请者中挑选最优秀的学生。
（2）通过校园建设吸引留学生
为了使校园环境对留学生更具吸引力，PatrickAebischer校长启动了“校园2010”计划，其中最重要的是新建了一座集学习、信息、住宿于一体的实体与虚拟相结合的劳力士学习中心(Rolex Learning Centre)。该中心由日本女建筑师设计，由联邦政府和劳力士集团、瑞士信贷银行、雀巢公司、罗技公司共同出资兴建。在Patrick Aebischer校长看来，“建立劳力士学习中心很重要，因为学生的学习方式变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用电脑。此外，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劳力士学习中心就像是EPFL的灯塔，会成为EPFL在全世界的标志”。
（3）成立博士生院
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博士生培养早前一直由各个实验室或研究团队独立负责。为提升博士招生和培养质量，学校于2003年正式成立了博士生院，由博士生院院长和17个项目主管负责管理四。每位博士候选人除了有一位导师指导论文之外，还受所在博士项目委员会的集体指导。博士课程虽然是由各个博士项目根据自身学科协调组织的，但对所有的博士生开放。除了精心安排指导和课程外，博士生院还为博士生提供有吸引力的薪酬。据透露，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博士生每年所获得的补助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的2-3倍，而学费和奖学金政策一直是影响研究生留学择校的重要因素。博士生院的设立为学校吸引、甄选和培养博士生起到了关键作用，使学校近年来的博士留学生数量大幅增长。据统计，该校2000年在校博士生中的留学生比例为57.1%，到2014年增长到74.5%。而在1982年一1999年期间，该校博士生中的留学生比例仅从50%增长到了53.9%。
（4）加强与国外顶尖高校的合作
为了吸引国外优秀的申请者，洛桑联邦理工学院近年来加大了与海外顶尖高校的合作，极大地促进了本校教师与国外学生的交流，教授们也得以在这些合作高校中有针对性地遴选博士生。截至2011年，该校已经与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亚洲等189所高校建立了广泛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些高校大多是全球排名前200的顶尖大学。
三、结语
在高等教育全球化的今天，而对越来越多雄心勃勃的竞争者，研究型大学想要实现快速发展必须具备一系列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如汇聚顶尖的学者和优秀的学生、获取充裕的办学资源和科研经费、拥有完善的治理结构和有活力的校园文化等。然而，作为大学的掌舵人，校长是研究型大学实现这一切的关键。洛桑联邦理工学院迅速崛起的秘诀在于聘请了这样一位拥有卓越领导能力的变革型校长。他不仅完善了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学科基础和内部治理结构，更是凭借自己广泛的社交网络和出色的筹资能力，为学校筹措了充裕的经费，如此才得以延揽到大批一流师资和学生，使学校在短期内实现办学水平和国际声誉的显著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