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三林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博物馆学及科技史学家。今年恰逢先生诞辰110周年，追忆这位自学成才的学者历经抗战烽火、建国初兴、文革动荡，直至改革开放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铭记他为创办郑州大学历史及考古专业奠定的坚实根基，缅怀他在诸多学术领域的突出贡献和高尚品格，有着特别的意义。
一、书香门第，自学成才
荆三林先生，1916年3月出生于河南省汜水县(今荥阳市）王村乡段坊村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父荆良仪（1880-1943）字文甫，为晚清贡生，饱读诗书且思想开明，民国四年（1915）曾与李敏修等开办经正书舍于卫辉，主持《汜水县志》编纂，并有《国学昌言》等诸多著作传世，与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有忘年之交，康氏曾为其书写“经畬堂”横幅，以示褒奖。荆文甫对年少的荆三林寄予很大希望，曾写诗鼓励道：“生子悬虎矢，望儿老大成”。在父亲的悉心传授与熏陶下，荆三林自幼熟读经史，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功底与传统史学素养，培养出对历史、文物及国学的浓厚兴趣，为其日后深耕考古学、博物馆学、科技史研究筑牢了最初的知识根基，塑造了其求真务实、潜心治学的早期品性。
1929年，荆三林到开封私立中州中学求学，开始学习英语、数学、生物等“西学课程”，其间所作《登铁塔诗》曾在校刊发表。一年后，因家境窘迫，他不得不中途辍学，到一家经营文房四宝的文具店当 学 徒 。工作之余，他苦读 典籍，自学古董鉴赏知识。因被常到文具店购买物品的著名学者、河南博物馆馆长关百益赏识，被推荐到河南博物馆当练习生。
河南博物馆成立于1927年。1930年以来，在关百益的领导下，以“发扬固有文化，提倡学术研究，增长民众知识，促进社会文明”为办馆宗旨，展览分自然、人类、历史考古三大门类，藏品极为丰富。时人评价道：“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馆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博物馆设立保管和搜集研究两个部门，鼓励开展学术研究。荆三林入馆后，立“志于学”，自学考古学、博物馆学、人类学、自然科学概论等学科知识，广泛阅读各种报刊，把馆藏文物当成最直观的教材，仔细观赏研究。并多次参加在郑州、豫西等地的野外考古调查和发掘，加之时常得到张中孚、关百益、徐旭生等前辈的指教，逐步养成研究学术的浓厚兴趣和能力，开始撰写和发表学术文章。上世纪30年代中国史学界发生社会史大论战，中国上古时代的社会性质成为当时的学术热点。1934年2月荆先生在南京《建国月刊》发表《易经时代中国社会情况之讨论—批评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王伯平的<易经时代中国社会之结构>》一文。该文对《易经》时代的政治组织、经济、法律、家庭、祭祀、艺术等方面的情况进行逐一探析，认为《易经》时代是在殷周之际以前，《易经》反映的是“周代民族东渐时期的社会史”，是“周代民族的一切记录”，与郭沫若王伯平两文中的观点提出商榷。荆先生指出《易经》时代是以渔猎和牧畜为经济主体，制定有严酷的刑律、权贵者可调集军队讨伐异族，享有一夫多妻等特权，其社会性质应属父权时代的奴隶制社会，而非郭沫若所说仍属母权时代的原始社会。该文史料翔实，论证细致全面，观点深刻犀利，在当时产生有较大影响。后来，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改变了原持观点。荆先生发表此文时只有十八岁，虽然尚属青葱少年，但他不囿于成说，以青春之豪气挑战权威，其求真唯实的胆识令人钦佩。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文明的来源问题突出地表现为仰韶文化的源头何在。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等在河南渑池仰韶村进行地质勘探时发现了以彩陶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随后在河南、甘肃、青海等地对彩陶遗迹进行广泛调查。他根据在中国发现的史前彩陶分布状况，通过比较西亚与欧洲等地的彩陶状况，推断出仰韶文化可能来自中央亚细亚，由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向东南发展至中原地区。这一论断被当时中外学界奉为圭臬，几成定论。由于中国考古学界当时还处于蹒跚学步的状态，以致“中华文化西来说”甚嚣尘上，民族虚无主义充斥国内学界。青年荆三林以强烈的民族自信心与严谨的学术态度，投身于这场关乎民族文化根脉的论战。荆先生为此数次到安氏发掘出彩陶的河南荥阳秦王寨遗址等地实地考察，写就《从秦王寨出土着色陶器上对安特生及阿恩之质疑》一文，对安特生及阿恩（阿尔纳）之说进行严厉批评。之后，又发表《安特生彩陶分布说之矛盾》等论著，不断丰富和充实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指出，中华文化源于本土，主要是中原地区，所谓“彩陶文化西来说”实则是中原文化“经甘肃之兰州，沿黄河河谷西行，南北两山之间，而至中亚细亚”，即是中原文化向西传播的结果。他尤其根据所处抗战时期的特殊背景，告诫国人绝不可“盲崇外人”，丧失民族“自信心”。这些论断，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有力回应了西方学界的轻慢与偏见，为建立中国文化自信发出了铿锵先声。
自1934年以来，荆先生进入论著发表的井喷期，他的《民俗博物馆在现代中国的重要性》、《地方博物馆的目的及组织》、《民国二十四年之中国考古界》、《河南考古界之改造论》《考古学观念形态论》、《秦王寨出土古陶器纹样及其年代问题》、《河南中部坟墓外部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中心男性乎？女性乎？》《非常时期农村教育之先决问题》《抗战期间青年学术研究者应负的使命》《河南古人类遗址之新发现》等论文先后在上海、北平、汉口等地的学术刊物上相继发表，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深得徐旭生、张中孚、胡石青诸前辈的赞赏和好评。很快，他在1935年被提拔为河南博物馆馆刊编辑、河南通志馆编辑，同时还担任《考古学周刊》、汉口《大光报》学术评论版主编及北平《文史集刊》的特约编辑，并由徐旭生、顾颉刚介绍加入中国博物馆协会。徐旭生、冯友兰先生还联名保荐他申请旨在奖励“对人文科学研究有新贡献者”的杨铨奖金。1940年至1942年，他又接连出版了《博物馆学大纲》、《西北民族研究》、《中国近代经营边疆史》、《陕西人文志》等学术专著,同时与人创办并主编《学术评论月报》。由于他学术成果卓著,荣获了中英科学奖金。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会破格通过了他的大学教授资格，当年他仅26岁。是年，他离开家乡奔赴重庆，受聘为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系教授，荆先生负责筹备该系博物馆专业，同时他还兼任中华大学教授。一位只读过初中的青年，靠自学成才，终于登上了高等学府的讲台。1945年他受聘为国立甘肃学院即后来的兰州大学教授，并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教授，1947年又受聘国立西北大学教授。因对国民党内战政策不满，于1948年春投奔解放区，受到解放区领导的亲切接见和热烈欢迎。1949年他前往沈阳，任东北商专教授。不久被任命为中央军事接管委员会委员随军南下，负责接收原国统区的高等院校。1950年以后，荆先生先后任教于厦门大学、山东师范学院。1956年9月调入郑州大学，负责筹备历史系考古专业。但在1958年受到极左思潮迫害，被错划为“右派”，送往西华劳动教养三年；“文革”中又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等帽子。接连不断的政治迫害，让荆先生身心遭受巨大折磨，教学科研工作陷于停滞。但即便身处逆境，他默默隐忍苦痛，仍未放弃学术研究，私下坚持整理史料、梳理学术思路，始终抱有“终有一天会好起来”的信念。到了1978年他终于得到平反，恢复教授名誉。从此他如获新生，焚膏继晷，尽心竭力致力于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事业，为郑大的考古学、科技史等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直到1991年3月他因患癌症不幸离世 。
二、勇于开拓，建树丰硕
荆先生年少成名，与他出生在书香门第，自幼受到良好的经史训练不无关系，更与他刻苦自学，及早养成的不迷信书本、不惧畏权威、不盲从成说而敢于独立思考、善辟蹊径、勤于求新的学术精神密切相关，这正促使他在考古学、博物馆学、科技史、文旅融合及历史学等诸多领域均取得了不凡成就。
（一）考古学
荆先生对考古学这门学科有着十分明确的认识。鉴于他当时所处的抗战时期特殊背景，人们对考古学的常识知之甚少且多有偏颇，他从1936—1940年代初，就在汉口、北平、兰州、开封的《大光报》《益世报》《现代青年》《河南民国日报》等报刊发表《民国二十四年之中国考古界》《青年对考古学应有之认识》《考古学观念形态论》《河南考古界之改造论》等系列文章介绍和宣讲考古学知识。他明确指出考古学不是鉴赏古董宝物之“学问”，而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即“考古学是利用与人类活动有关的遗迹物而推断宇宙间之一切事与物之演进法则的科学。” 这一定义不但在当时超出了一般学者的认识，至今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在中华民族危亡图存的抗战时期，荆先生尤其强调考古学所探究和展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对于鼓舞民族精神的作用，认为“没有自信的民族，是不会建国的”。因此，他呼吁“为发扬中国文化而考古”，“为创造和建立新文化而考古”，“为发现正确之史料而考古”，“为中华民族之一切而考古”，“为世界文明和全人类之文化而考古”。这都体现了先生浓厚的家国情怀。并且，荆先生在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期间，率先开设考古学通论课程，自编《考古学通论》教材，这是我国最早的考古学通论著作之一。该书既注重中国古代遗迹遗物的介绍，又兼顾考古学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的讲述，同时还把爪哇人、尼安德特人等世界上各种重要考古学成果加以介绍，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该书曾石印一次，油印8次，铅印3次。并在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成为全国考古学概论课程的通用教材。
对东北地区松花江流域的考古研究是荆先生早期学术成果的重要内容。他曾于1949年与苏联学者史大力可夫联合率队在松花江流域进行史前遗迹考察调研，共同编写的考古报告以俄文在莫斯科出版。荆先生在考古学、历史学等方面的广博学识受到苏联专家的尊重。这可谓新中国成立前夕中苏合作考古研究的成功范例。荆先生还在1950年完成了《东北古代民族体质人类学的比较研究》长篇论文，他根据对古代文献的研究，提出东北地区史前居民可分为汉族、北狄（猃狁、匈奴）、东夷（肃慎、揖娄、扶余）三大系统。尤其利用当时近50年发现的东北地区史前人类的骨骼数据，进行缜密鉴别、比较和分析，得出“东北地区先史人类遗骨皆与仰韶先史人类及华北先史人类遗骨相似，与现代华人相同”的结论。而且进一步判定东北古代各民族与汉族存在同源的可能，其史前居民的老家可能在华北或中原地区。他还推论东北古代人类与朝鲜古代人类在种族体质上应为同一系统。荆先生的结论已为学界所证实。
荆先生对古代石窟雕刻艺术进行了精湛的研究。他在对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甘肃等地石窟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完成了《中国古代石窟雕刻艺术史》一书。该书1958年即交给出版社，但因先生被打成右派，直到1988年才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该书从东汉明帝时期始建的洛阳白马寺写起，论述了印度佛教的传入与石窟建造的关系，以六章篇幅，系统论述了自东汉、三国两晋、北魏，经隋唐五代宋元，直到明清的石窟营建及雕刻艺术的历史，对近代西方列强对我国石窟的窃夺也进行了详实记录，并对新中国成立后对各地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加以论述。他以广阔的学术视野，阐述了中国石窟造像的历史条件和地理分布、佛教寺院在中国的建造及其经济社会地位的发展，并对各个朝代石窟艺术雕塑特征，作了精到论述。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石窟雕刻艺术史的专著，填补了该领域的学术空白。
荆先生在身处逆境时，也未曾忘记钟爱的学术事业，在郑大郾城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期间，仍不放弃考古研究。1970年的一天，荆先生在放羊的一片稀疏的草地上，突然发现了一块古陶片，他如获至宝，连续数十天蹲在这片草地方圆几十里的田野里一遍又一遍地调查盘旋，走访当地老乡询问线索，“羊寻羊的草，他找他的宝”，暗自将采集的60多件古陶器标本带回驻地，终于证实这是一座上古村落遗址。到了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他奋笔疾书，终于完成了《河南郾城台王村古文化遗址初步调查•附论殷商源流》的长篇文稿。即使在被视为“黑五类”的严酷条件下，他也坚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进行考古研究，编著了50多万字的《河南史迹研究专题十讲》书稿，当1978年他被平反昭雪后，随即编印成郑大历史系的讲义。这十讲中有关郑州及河南诸地考古遗存的调查和研究论文，凝聚了荆先生实地考察和长期思考得出的独到见解，其中的许多观点至今仍有着重要学术价值和启发意义。
（二）博物馆学
荆先生是我国博物馆学科的开拓者之一。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博物馆学充满热爱，潜心学习和不断探究。从1936年起，他就在上海、北平、重庆等地杂志上陆续发表《民俗博物馆在现代中国的重要性》《地方博物馆的目的及组织》等文章，指出博物馆“是整个社会文化的教育机关”，主张积贫积弱的中国为开启民智，应大力筹建博物馆，深得徐旭生、顾颉刚先生等的赏识。当1941年3月民国教育部通令“全国各省建设科学馆”时，他当即在重庆《青年中国季刊》发表《科学博物馆之功用及其组织——对政府法人一个建议》，详实论述了为什么建设科学博物馆、建设什么样的科技博物馆、如何建设科技博物馆等重要问题，明确指出科技博物馆的目的是“为促进科学之发达”、“为普及科学知识于大众俾能达到‘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之目的，以使抗战之大业完成”。与此同时，他的《博物馆学大纲》由中国文化服务社陕西分社出版，这是我国早期博物馆学的专著之一。荆先生在博物馆学科的显著成就引起学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民国教育部不但破格聘任他为教授，而且还专门聘任他主持筹建博物馆学系，后经协调，将博物馆与图书馆专业合并为图书博物馆系（图博系），设在重庆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由荆先生主持博物馆专业的筹备和教学工作。因之，荆先生应是我国第一位博物馆专业的创建者，同时是与图书馆合并的博物馆系的创立者。由他主讲的博物馆学课程，使用其编著的《博物馆学通论》讲义，开创了国内大学开设博物馆学课程的先河。荆先生一直倡导在博物馆学中融入科技知识，他在1990年编著的《博物馆基础理论及实用科学技术》教科书中增添的博物馆资料记年技术及鉴别技术、地下遗址定位技术、博物馆学中的计算机技术等内容，都以特色新颖而深受好评。
（三）科技史
荆先生对科技史的重视由来已久。据他回忆，1937年夏，他曾在北平登门拜访顾颉刚先生，受到热情接待。顾先生即安排他到北平研究院《史学季刊》整理《道藏》，为他办理北平图书馆借书证。荆先生回忆说：“在抄集资料过程中，也找到不少有关古代科学、工艺、技术创造发明的史料，为我研究科技史又多开了一个渠道。”可见他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即开始了中国科技史资料的搜集和初步研究。1943年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博系曾开设《中国科学技术史》课程，编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与科技博物馆》讲义。
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荆先生独辟蹊径，将研究视角集中在“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工具上伟大的创造的历史上”，于1954年初完成了《中国生产工具发展史稿》，受到徐旭生先生的嘉许，该书次年以《中国生产工具发达简史》书名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荆先生在书中开宗明义地引用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的话语：“人类的历史是从生产工具的进步开始的。”将生产工具作为科技史的研究对象，表明荆先生已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来指导历史研究，为科技史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研究方向。作为一位从旧中国过来的老知识分子，能有如此敏锐的思辨能力和觉悟当属难能可贵。
到了1979年，他率先为郑大历史系77级学生开设《中国生产工具发展史》课程，新华社和《光明日报》等媒体曾以《老教授开出新课程——“中国生产工具发展史”》及时加以报道，受到国内外知识界的广泛关注。1983年他还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支持下招收了以生产工具史为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86年，他在多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出版了重新修订的《中国生产工具发展史》，全书突破了按照历史朝代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方法，按照生产工具在生产上的作用的发展情况和人在生产中的现实地位，把中国生产工具史划分为手工操作工具生产时代、半机械化生产时代和机械化（大机器）生产时代，集中反映了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进程。正是由于生产工具从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直到半机械化生产时代和机械化时代的变革，并由之带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才有力推动社会生产力和中国经济及中华文明的发展。他还提出了中国生产工具发展存在不平衡状态的观点，表现在种类、形式、结构、质量、功效等方面存在的不平衡性，并从气候、地势、土质、物产对象等自然因素的不同，以及在历史、政治、交通、经济、民族、文化传统等社会因素的不同，来深入分析造成这些不平衡的原因，指出这种不平衡性的存在是长期的，而平衡则是相对的；正是这种不平衡性，才促使科学技术的交流，成为新陈代谢的内在动力。他还对如何适应和调整生产工具发展的不平衡性，促进生产工具乃至科学技术的进步，进行了深入论证。这不但为生产工具史这一高度综合的学科奠立了学理基础，也为郑州大学科技史学科的发展明确了方向。
荆先生还提出了编纂《中国生产工具史丛书》的宏大计划，1988年在美国召开的第五届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的开幕式上，大会主席程贞一教授将荆先生的研究工作做了专门介绍，称赞这“是世界性的对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个宏伟工程”，与会代表普遍认为“从生产力的发展规律联系产业革命——技术改革的实践作为科技史中心去研究科学技术史，是一个新方法、新动向、新体系。是世界性的！”。他与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等西方及日本学者常有交往，被聘为美国西部矿业和工业博物馆馆员。荆先生关于生产工具史的系列研究独树一帜，开辟了科技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扩大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国际影响。
荆先生在历史学的诸多领域也多有建树。据《荆三林教授科研教学的历程和成果》文册记载，在历史学研究方面，荆先生在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的著作及撰著书稿有《西北民族研究》（1942）、《中国近代经营边疆史》(1942)、《陕西人文志》(1942)、《陕西之物产与实业》(1942)、《中国政区沿革史》（1945）、《中国文化史》（1946）、《中国精神文明》（1946？）、《史前中国》（1946）、《中国史籍源流考》（1947）、《中国文化之渊源及流变提纲》（1947）、《东北考古论丛》(1950)、《原始社会史及人类学通论》（1949—1953）等约20余部，其中多是首创的研究专著，在当时的知识界影响很大。只可惜有不少在战乱颠沛中佚失了。
（四）文旅融合
荆三林先生可谓文旅融合的先行者。早在1981年为了开发濒临黄河的郑州黄河游览区，荆先生不顾65岁的高龄，受邀担任历史文物考察组顾问，利用暑假带领郑大历史系的李元合、秦文生、安东、张宪法、张凯生、宋庆芳等学生，对游览区进行了50多天的考察。荆先生冒着酷暑烈日，踏遍了游览区周围的广武山、岳山的沟沟坎坎，勘查了鸿沟、古荥泽故址，探寻了古黄河、济水故道等遗迹，结合《禹贡》《左传》《史记》《水经注》及方志文献，编写了《黄河游览区史话》一书，对游览区内广武山及岳山、鸿沟、古黄河、古济水及山川名胜加以考订，梳理出该区域从上古至明清的历史遗迹及方位线索。为骆驼岭景区矗立大禹塑像，彰显其至伟功绩以及汉霸二王城、岳山寺、五龙峰等景区的开发提供了历史依据。荆先生对黄河游览区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增加了游览区的历史底蕴，应谓文旅结合早期的成功范例。如今黄河游览区游客摩肩接踵，络绎不绝，成为黄河文旅的一颗璀璨明珠，其中凝聚了荆先生等老一辈开拓者付出的心血。
荆先生还对包括他的家乡荥阳在内的新密、巩义等辽阔境域的浮戏山旅游景区的开发有拓荒之功。从1984——1988年间，他带领研究生等人员，跋山涉水，栉风沐雨，主持开发浮戏山（环翠峪）风景区。对浮戏山的峰峦瀑布、天然洞穴、城墙古堡、红色遗存等自然和人文景观实地探查，拍照记录，晚上住在当地简易房舍内整理材料，结合自己多年积累的历史文献，编撰了《浮戏山丛考》《浮戏山神仙洞景物丛考》等著作，对浮戏山地区的地理沿革、历史故事，民间传说详加记载，将浮戏山历史追溯至夏商时期，且考证出东汉张道陵与北魏寇谦之曾修道于此，浮戏山应是道教和“新天师道”的发祥地。并逐一考察了郑韩长城、宋元明清时期的古城堡群和八路军后方医院旧址等，显示了他深厚的考古学和历史地理学功底。他提出建立“中国军事建筑工程历史博物馆”和“汜源公园”等建议，并倡导成立黄河文化研究会。荆先生在研究中原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重视历史文化资源与旅游开发的融合，关注贫困山区人民的生活改善和当地的经济开发，体现了一位学者经世致用的治学态度和关注民生的家国情怀。 1987年浮戏山被河南省政府批准为首批省级风景名胜区，这与荆先生的辛勤付出密不可分。荆先生去世后，家乡人民强烈要求将他安葬在浮戏山风景区内，表达了对先生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三、教书育人，诲人不倦
1956年9月，荆先生怀着支援家乡文化教育事业的赤诚之心，担任郑州大学教授、历史系筹备委员会委员，成为郑大历史学科的早期奠基人之一。入职之初，他便全身心投入各项基础工作。他不仅承担一线教学任务，还牵头负责学校历史文物陈列馆筹备处的相关工作，四处奔走搜集文物、规划展陈布局，对文物藏品分类登记，造册建档，为郑大文博馆藏体系搭建打下坚实根基。作为国内考古学、博物馆学领域的前辈大家，他依托自身深厚的专业积累，着力推动考古学、博物馆学专业在郑大落地生根，结合中原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规划学科发展方向，制定教学框架，为新兴的郑州大学历史、考古学科的筹建付出了大量心血。
十年文革结束后，荆先生的学术生命获得新生，他以忘我的状态投入到教学科研工作之中。他视生如子，无微不至，深受学生爱戴。郑州大学历史系77级、级的同学谈起他们的授课老师，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荆先生。荆先生开设的《考古学通论》《博物馆学》《中国生产工具发展史》《河南史迹研究专题》等课程，都是自编讲义。当年他常常夜以继日地编著教材，及时补充新资料，增加自己最新的科研成果。每当学生们领到他编写的厚厚的教科书时，无不心中充满敬意。他上课时，常常带上写有讲课要点的纸片，吐字清晰，娓娓道来，沉稳有序；他的板书工笔正楷，布局规整，看了让人赏心悦目。他的讲课多融合了他数十年的研究积淀，内容扎实、视野开阔，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引人入胜。他很重视课堂教学与实地考察的结合，不顾年迈，亲自带领学生到汉荥阳故城、古荥汉代冶铁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含嘉仓遗址、龙门石窟等地进行考察实习，使大家对历史及考古知识有了切身理解。为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他组织学生成立了中国生产工具史研究小组、博物馆学研究小组，指导学生的论文在《农业考古》《农史研究》等刊物发表。他经常邀请学生到家里作客，他家的后花园成了同学们时常交流学业的庭院。1983年，在荆先生的主导下，郑州大学正式招收中国科技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成为国内较早开展科技史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高校之一。他特意为他的研究生配备一把家里的钥匙，方便他随时进他的书房看书请教。他培养的研究生接续开展科技史教学与学科建设，在2005年获得科技史一级学科硕士点，并招收了科技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推动设立科技史河南省特聘教授岗位，延续着荆先生开拓的学术文脉，使之在郑大不断发展壮大。
纵观荆先生的一生，少年蒙学筑基、青年自学成名、中年开拓新域、晚年回馈乡梓，毕生深耕学术，追求经世致用。他自学成才的顽强毅力、知行合一的治学方法、逆则弥坚的风骨、心怀家国的情怀，不仅留下了丰厚的学术成果，更铸就了可贵的学者精神，他被誉为“学界先哲，一代良师”，应是当之无愧的。
（历史学院王星光/文）
荆三林先生
荆先生与杨宽、王锦光教授在石林合影
荆三林先生和冯友兰先生 198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