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州大学发展的历史长卷中，有这样一位学者：他生于战乱之年，立下报国之志；他数十年如一日深耕越南史，为国家边界与南海问题研究作出卓越贡献；他甘为人梯，桃李满天下，开创了郑州大学越南研究的学术传统。他就是我国著名越南史专家、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创始人——戴可来先生。

从北大燕园到中原沃土：一位学者的初心与选择

戴可来先生为河南镇平人，1935年出生于河南焦作。1954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陈玉龙、邵循正等史学名家，系统学习越南历史与语言。在燕园浓厚的学术氛围中，他打下了扎实的史学功底，更在心中深植了以学术服务国家的崇高信念。1959年毕业后，他先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1976年调入郑州大学，从此将后半生的智慧与热忱倾注于中原大地。

在郑州大学，戴先生创建了印度支那史研究室（与陈显泗、景振国等先生一起）、越南研究所（与于向东教授等一起）等研究机构，长期担任《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主编，开设“越南史”“越南语”“越南史料学”“中越关系史”“越南史学名著选读”等课程，使郑州大学成为国内越南研究的重要高地之一。他曾任郑州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博学院院长，是郑州大学世界史方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的学术视野宏阔，治学态度严谨，精通越南文，既重视中国古代史籍中的越南记载，又精通越南汉喃文献，是国内较早系统整理越南古代文献的学者之一。

笔耕不辍：译著中的学术匠心与家国情怀

戴先生最为人称道的贡献之一，是对越南史学著作的翻译工作。他独自翻译了陈重金的《越南通史》、陶维英的《越南历代疆域》等多部越文著作。其中，《越南通史》至今仍是中国学者研究越南史的必读入门书，荣获首届“姚楠翻译奖”二等奖。

戴先生的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一种学术“再创作”。他坚持“信、达、雅”，在译文之外附以大量译者注，考订史实、纠正谬误、辨析史观。正如我国著名东南亚史专家朱杰勤先生所评价：“译文流畅，寓批判于注文之中也很有特色，足见功夫深厚。”

在翻译《越南历代疆域》时，戴先生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以笔名“钟民岩”出版该书。后来谭其骧先生读到此书，向戴先生推荐，戴先生笑答：“钟民岩即戴可来也。”这段佳话，既见谭先生的慧眼识珠，亦显戴先生淡泊名利的学者风骨。

戴可来先生审读文稿

为国守土：南海与边界研究中的学术担当

戴先生的学术研究，始终与国家现实需求同频共振。在中越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他受命参与中越陆地边界划界的历史考证工作，与其他专家一道查阅史籍、潜心稽考，锱铢必较、寸土必争，为外交部提供了坚实的历史资料支撑，曾三次受到外交部表扬。

在南海问题上，戴先生独辟蹊径，选择从越南古代汉喃文献入手，逐条驳斥越方所谓“历史依据”。他先后在《光明日报》《红旗》《国际问题研究》（与于向东合著）杂志发表文章，明确指出越南古籍中的“黄沙”“长沙”并非我国的西沙、南沙群岛。1991年，国家领导人视察郑州大学时，听完戴先生的发言，不禁称赞道：“你讲得好！讲得好！”

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国家维护领土主权提供了有力学术支撑，也充分彰显了戴先生“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治学精神与赤诚的家国情怀。

桃李不言：中国越南研究的人才摇篮

戴先生不仅是学问大家，更是育人良师。1985年，他开始招收世界地区史·国别史（越南方向）硕士研究生，是郑州大学国别区域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他先后培养50余名硕士研究生，指导的本科生更是不计其数。其中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所长于向东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研究员为先生正式招收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

他要求学生从“二十五史”中抄录越南史料，从《大越史记全书》《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等典籍中理出线索，练好“抄功”。他还联系洛阳外国语学院，让学生接受越南语强化训练，强调“研究越南史，不仅要会英语，还要熟练运用越南语”。

戴可来先生与学生进行研讨

在他的悉心培养下，不少学生遂前往国内外各种科研机构和高等学府任教或继续深造，进一步壮大了中国越南研究的中坚力量。时至今日，先生的不少弟子仍在从事与越南相关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如于向东老师就专攻越南历史与现状、中越关系和南海问题，李国强老师则长于中越陆地边界史和中国海疆史的研究，张明亮老师则一直从事越南现状和南海问题的追踪与研究。戴先生生前曾自豪地说：“我的学生北有李国强、中有于向东、南有张明亮，我满足矣。”

德润人心：师者风范与长者温情

戴先生治学严谨，待人却如春风化雨。于向东教授回忆，1985年读研期间，李国强被热水瓶烫伤，戴先生得知后，让夫人端来刚煮好的饺子到宿舍探望，驱散了学生心中的不安。先生对学生如此，对学术责任更是如此。晚年时，戴先生行走不便，但无论风雨寒暑，每次都坚持从老校区到新校区，现场参加于老师越南史博士生面试、开题、中期考核、论文答辩，不辞辛苦。

戴可来先生（中）与学生交流（右为于向东）

2015年2月23日，戴先生因病逝世，享年80岁。消息传来，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以及越南全国史学会主席越南潘辉黎、澳洲国立大学荣誉高级研究员李塔娜等海内外学者纷纷发来唁电。潘辉黎教授在邮件中写道：“戴可来教授是一位资深学者，在史学研究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是一位我非常敬重的知识渊博的越南学家。”

2019年和2025年，郑州大学曾两度召开纪念戴可来先生的学术会议，分别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越关系研究暨戴可来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和“纪念戴可来先生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来自国内外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产生了广泛影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郑州大学东盟研究院和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将继承和发扬戴先生的学术精神，薪火相传，砥砺前行。

2025年12月，纪念戴可来先生诞辰90周年暨中国越南学研讨会在郑州举行

《光明日报》对研讨会的报道

戴可来先生的一生，是学术报国的一生，是立德树人的一生，是筚路蓝缕、开拓创新的一生。他用译笔架起中越史学交流的桥梁，用史料守护国家领土的尊严，用讲台点燃后学的希望之光。

在郑州大学百年办学之际，回望戴先生的身影，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学者的卓越成就，更是一种精神的赓续传承：严谨求实、家国天下、甘为人梯、淡泊名利。这既是郑州大学办学初心的生动写照，也是新时代大学精神的璀璨映照，更是一流大学建设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先生已去，风范长存。戴先生的书稿、藏书、手札，仍珍藏在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如涓涓细流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后学。他的学术精神与人格力量，也将继续照亮郑大师生前行的道路，激励更多学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学问做进时代洪流中，把赤子之心融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