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呈现三大趋势：一是以学术的方式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二是在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中回应时代主题；三是基础理论研究的时代性和现实性不断凸显。2021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的重要节点，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顺利达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正式开启，历史交汇在这光辉时刻。百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实践奇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展是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发展同步？我们将在对一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发展的梳理中寻找答案。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这一伟大实践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根本力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在更加坚定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中迎来新的理论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备受瞩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全面而深刻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而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更加精准的历史坐标。

（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七一”重要讲话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要观察和了解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以何种观点来看待自己的百年历史，以何种风貌创造新的历史，要观察和思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景，就不能不深入研读这篇划时代的文献，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愈益彰显。方军指出“七一”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联系，特别是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新论断，不仅是党的百年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更是新时代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郑重宣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观上的重大发展。曲青山提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可以发现，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接续完成了四件大事：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人民、民族、社会主义和人类社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重大贡献。李书磊认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坚定回答了为什么要守初心担使命、如何持续推动全党守初心担使命等根本问题，不断探索筑牢初心使命的有效路径和制度安排，通过这一系列重要理念和重大举措，宣示我们党从未忘记因何而立、因何而兴、因何而进的庄严承诺，开辟了思想建党、制度治党的新境界，塑造了“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的大党气象。

（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在我们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在党和人民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回顾党走过的百年奋斗历程，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着重阐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出明确要求，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李红岩提出，《决议》中“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论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理论意蕴和时代内涵。作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着以往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中不曾具有的时代内容、崭新命题和表达方式，包含着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全新的理论内容和形式，适应、满足了时代呼唤。韩庆祥提出《决议》用“根本问题”解释百年奋斗，用百年奋斗支撑重大成就，用重大成就确证历史意义，以历史意义提升历史经验，以成就贡献支撑“两个确立”，用“两个确立”确保强国复兴。从人民、民族、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中国共产党五个主体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进行了阐述和概括。王兆胜认为《决议》具有里程碑作用，对党和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其中对文化建设的论断有四层意蕴：一是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性；二是将文化建设置于党的意识形态高度加以强调；三是确立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四是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问题。吕薇洲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决议》用“10个明确”“三个回答”“两个是”以及“一个飞跃”，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和地位作用进行了高度的凝练概括和阐述。　

（三）“四史”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人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陈金龙认为百年党史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好的营养剂，历史经验是历史智慧的凝聚，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也是促使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因素。我们要在敬畏历史中创造历史，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宋月红认为历史是一切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四史”研究以历史研究为基础，同时是政治研究、理论研究。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四史”研究继承和发展已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创新“四史”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发展，积极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传播体系和学习教育体系，把“四史”研究推进到新阶段。薛庆超认为最根本的党史研究方法，就是始终不渝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阐述党史资料，实事求是开展专题研究，实事求是总结历史经验，实事求是撰写党史著作，更好地推动历史前进。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呈现着革命战争时期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赢得社会主义辉煌成就的探索性和坚定性，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瞻性和创造性。要讲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中国故事”。

二、新时代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

2021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理论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同富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重大现实问题积极展开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理论成果。　　

（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了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百余位中外著名学者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对话。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经过百年的光辉实践和探索，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要深刻而准确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须坚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立足中华文明的深厚历史基础和中国现代化独特的生动实践，必须具备宽广的世界历史眼光、深邃的哲学理论洞察和自觉的文明主体意识。吴晓明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决定性地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一种本质的关联。这种本质的关联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通过中国道路的百年实践获得历史性的证明。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当今中国发展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中国在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正在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孙正聿指出中国创造的现代化新道路，奠基于和实现于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改变“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伟大实践之中。如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和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是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现实基础。张一兵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国基于现实国情，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崭新的现代化道路。实现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本质体现，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的现实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国智慧。艾四林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也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归根到底，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道路。臧峰宇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体现了现代化的普遍性和中国发展的特殊性，历史规律的决定性和历史主体的选择性，社会发展的系统性与社会实践的创新性。仰海峰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是一条反思性的现代化道路，从而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构架与理论特色。沈湘平提出，“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理念与实践正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内在底蕴和传统文化基因，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扬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文明智慧，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文明类型指向。袁祖社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之理念、范式及愿景，关涉人类精神生活高度，具有典范性、创新性以及前瞻性和引领性，需要对其所具有的深刻的学理性内蕴和普遍性、范式性思想意义作出科学诠释。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准确深刻的理论阐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重大学术命题。陈学明提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判断，不但从人类发展道路新开拓和人类文明新创造的高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就和实践意义作出了最新的概括，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历史上和当今世界上现存的文明形态都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它以全新的形态开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广阔空间，站在原有的一切人类文明真理和道义的双重制高点上。庞立生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本质上不仅是一种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探索，而且是一种更高文明形态的创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明人类文明形态正处于历史性变革之中。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形态，也是一种全新的现代文明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形态，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创造了中华文明的当代新形态；破解了现代文明发展的普遍性难题，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当代新形态。田鹏颖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主要表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观察的新维度，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新超越，以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共产主义元素。

（三）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谢伏瞻指出富裕是各国现代化追求的目标。我国如此巨大的人口体量整体迈入现代化进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世界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将彻底改写人类社会高收入国家的版图，在整体上极大提升人类福祉，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积极贡献。我国实现共同富裕，也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现代化提供全新选择，为人类社会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出中国贡献、提供中国启示。姜辉提出新发展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实现共同富裕仍然要遵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另一方面，新发展阶段又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实现共同富裕有了更坚实的基础，也越来越具有全面提升性、现实迫切性的要求。进入新发展阶段，必须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黄群慧提出要以完善分配格局为重要抓手，在促进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推动共同富裕。在一次分配中要注重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和协调性，二次分配中要加大分配力度和聚焦公平公正，三次分配中要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蒋永穆提出要破解共同富裕四个方面的难点，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失衡、实现程度的非均衡性、如何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要求。在路径的选择上要加强顶层设计、夯实物质基础、守住小康底线、彰显制度优势、增进民生福祉、保障公平正义、探索人类社会共同富裕。

（四）全过程人民民主。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矢志不渝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实现民主，中国民主之路越走越宽广。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主的本质和核心，中国民主充分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日益完善，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不断拓展。实践证明，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谢伏瞻指出，中国民主成功开辟了世界政治史上一条卓有成效的全新发展之路。中国民主为世界民主政治发展贡献了中国理念、中国价值、中国方案，提振了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的信心。中国民主破茧而出，打破了各种西式民主教条和理论迷思，超越了霸权政治逻辑，克服了现代化过程中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张力，跨越了一些所谓的“现代化发展陷阱”。江泽林认为在我国人民民主权利的自我完善与发展过程中，“两会制”民主的核心价值在于立足人民本位，优越性在于民主既反映在选举过程中，也体现在选举前后人民有效有序参政议政的链条上，在人民内部各方面就重大问题、重要事项进行充分协商。赵汀阳提出民主在西方当代条件下已经蜕变为“代主”，即失去社会共识基础而被系统化权力所操纵的失效民主。民主的未来取决于是否能够恢复理性，从“意见为本的民主”转变为“知识为本的民主”。他提出基于“双票民主”的投票方案与“箕子民主”的思想资源，通过技术改进来保证合理而智慧的公共选择。

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

思想理论研究是一项基础性学术工作，时代变迁呼唤思想理论学术的创造性发展。而学术和思想的发展有赖于对基础理论的深度耕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持续研究基础理论、基本问题、基本概念显得尤为重要。

（一）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规律的理解。一般与特殊是哲学的基本范畴，是哲学史上最悠久的哲学主题之一，同时也是唯物辩证法的基础范畴，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般将其放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理论中进行探讨，而从马克思恩格斯创建唯物史观的过程来理解一般与特殊关系的进路较少呈现。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也常被作出公式化的误读。唐正东提出《德意志意识形态》并不仅仅论述了一般规律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也深刻地阐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特殊规律的理解。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把对上述两种规律辩证关系的理解，融进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中，融进了他对资本逻辑的深刻阐释之中。郗戈提出政治经济学批判使马克思能够在特定社会科学形式中构建一种切中“现代的特定现实”的哲学新形态。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到《资本论》及手稿在特定社会形态中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能理解为一种从普遍到特殊的“推广”和“应用”式的演绎推理，而应理解为从一般形态历史唯物主义上升到更为具体深刻的特定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综合过程。

（二）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的推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马克思的认识论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合是新的理论方向。张盾认为马克思最重要的认识论发现是他对科学之物化的发现，资本主义时代大机器工业生产把科学的理论和实践完全纳入了资本主义客体运动的综合统一性之中，而马克思把科学吸收于自身之中，将其变成“固定资本的属性”。在认识论上对科学本身的历史的和辩证的自我否定结构的认知，构成了马克思知识观的一个范本，即作为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之差异性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吴猛提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认识论变革问题，分析马克思关于经济学研究的“从具体上升到抽象”方法和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两条道路”，是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认识论变革的切入点。这一认识论变革的实质是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了对于历史性现实运动本身的把握。

（三）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人工智能问题研究。人工智能作为新一代科技革命的重要技术革命方向，近年来引发社会科学界的高度关注。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展开对人工智能问题的探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关注现实前沿问题的重要维度。孙伟平认为要积极探索合理利用智能系统的“劳动”、有效开展人机劳动协作的方式。在新型社会和新型文明的建设过程中，解决“人机矛盾”和“技术性失业”，消除“社会排斥”和 “无用阶层”，维护人的劳动权利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段伟文提出现在的自动化有一个悖论，大多数参与人机协同的人都被隐藏起来了。海量的内容必须通过人工智能加以过滤，但人工智能不可能把所有不当内容准确地筛查出来，在实际运行中，往往需要数以千计的人工审核员。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断”中曾经指出，自动机器出现以后，人就成为机器的一种延伸。而人工智能时代，人究竟会成为智能机器什么样的延伸，亟待我们进一步探究。

（四）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东升西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着一系列新的变化。杨国亮认为以国际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资本对外扩张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资本能够“夺取”的“新的市场”越来越少。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本的金融化和虚拟化表明资本“更加彻底地利用旧市场”也已经到了饱和的程度。资本主义自身克服危机的手段日渐减少，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极少数‘先进’国”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帝国主义和金融霸权。

四、反思与展望

回顾2021，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蓬勃发展的同时，伴随着世界历史的快速发展，也面对着很多新的挑战。而我们还存在问题意识不强、现实感不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必须面向历史现实、面向时代问题，不能变成小众的自娱自乐，不能是从概念到概念、从观念到观念、从范式到范式的空转。特别是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原创性贡献向学术转化方面，有的研究还不能完全令人满意。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综合性最强的，但我们部分研究者的视野还不够宽阔，不能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性。要真正走进总书记的思想世界和心灵深处，就要对原著和文献多读深学，如果只用自己的话语或套话去解读，就可能导致有些解读文章不能参透要义、不如阅读原文。

衡量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水平，在于研究本身对于学科进展的意义，而学科进步与否、繁荣与否，应以与社会实践进步相适宜为准绳，并经过历史和实践的检验。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应相互统一。此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标准，在于原创性。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应该能够以独特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回应各种问题，比如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在哪里？其形态、体系的学理性呈现如何准确表达？这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颠覆了西方的传统理论？这种原创性理论自信，就应该来自中国实践的大背景。如果不能从活生生的中国实践出发来说明观念的东西，而是用某种观念来解释、评判中国实践，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就可能陷入停顿或重复。因为新时代是一个需要原创性理论的时代，只有植根于中国实践才能生发真正的原创性理论。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马克思主义理论部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