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确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中客观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个试图领导革命的阶级，其阶级利益必然这样那样地和人类的普遍利益相吻合。马克思指出，充当解放者角色的“这个阶级与整个社会亲如兄弟，汇合起来，与整个社会混为一体并且被看作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总代表；在这瞬间，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页）他由此得出结论，在存在阶级利益对抗的社会，人类普遍利益唯一可能的现实形式是革命阶级的阶级利益。他发现，无产阶级能够持久地代表人类的普遍利益，因而是唯一能够冲破资本主义狭隘个人关系的社会力量，因为无产阶级是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说其是“市民社会阶级”，是因为它是随着社会化大生产而不断壮大着的社会力量；说其是“非市民社会阶级”，是因为它并非传统意义上（受特定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束缚）的阶级，它的形成本身就意味着阶级的消亡趋势和现存社会的解体。因此，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消灭阶级”。这样，马克思主义就奠立在了科学意义的基础上。
马克思主义不仅能解决阶级解放和民族独立、振兴问题，也能解决个人生命的不朽和终极关怀问题。马克思主义虽然从总体上看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但它并没有忽视个人的发展和个性自由，能够解决个体生命的无限超越问题。相比较于宗教将个人终极价值寄托在超自然力量上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力图通过科学方式来理解、认识生命的不朽价值，并通过科学的途径来解决信仰问题。它着眼于个人和阶级、民族以及历史创造的内在关系，把信仰所依托的“生命不朽”和终极关怀奠立在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历史基石上。个人将在自由全面发展中不断超越自我而获得无限性，个体生命将在献身人类解放实践中获得不朽和永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不仅体现在其科学真理性和人民利益价值性相统一的合理性，而且体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人民群众主体地位以及个性自由的统一，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使得马克思主义比以往任何其他信仰更具有坚实的基础。而且，随着世界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一直在被现实所证明着，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因此，马克思主义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也不是信口拈来的纸上谈兵，而是循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找到了个人有限生命获取无限价值的现实途径——为人民服务。这不仅是共产党员的政治立场，也是他们的生命依托。只有“人民”成为每个共产党员心中的“上帝”，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成为每个共产党员毕生的信仰和追求。信仰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要把生命不朽和个性自由全面发展与阶级、民族、人民的命运紧紧相连。
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不仅是认知问题，更是立场和思想感情问题，只有“信仰”才能准确表达这一内涵。作为科学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崇尚真理，而且紧紧依托社会实践力量，对人民群众饱含感情。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精通，就不仅在于明其理，更在于笃其行。这种鲜明的阶级立场必然表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炽热情感上：没有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牺牲和奉献精神，就没有无数革命先烈的抛头颅、洒热血，就没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永垂不朽，也就没有今天我们需要继续为之奋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今天明确提出共产党员的信仰问题，不仅是从理论武装的角度，更是从党员的基本素养——群众观念和宗旨意识的培养角度而提出的。共产党员的本色就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为共产主义的不懈奋斗中。信仰马克思主义，就是强调要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感情和毫不动摇的无产阶级立场上下功夫。
二、信仰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提出“信仰马克思主义”，是有效破解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长期执政和外部环境四大考验的重要应对，即在物质利益诱惑强大的现实情况下如何坚定理想信念。从苏联历史看，以革命方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权及其基本制度，遇到了日益明显的社会利益分化的挑战。这种挑战的复杂性来自两类矛盾的交叉、两种趋势的交织：一是一部分当权者逐步形成的某些既得利益，使其原有的理想信念日益淡薄，而对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心怀不满。以研究苏联解体原因而著称的美国学者大卫·科茨的调查表明，“在1990年，已经有将近10万苏联中上层领导开始背弃共产主义”。这些苏共的领导层在面临经济困境的情况下，把一切责任都归结到社会主义制度上，认为这个制度存在先天缺陷，要求彻底改变制度以拯救国家。大卫·科兹称之为“物质利益纽带的断裂”。二是广大党员和群众虽然还愿意保持革命时期的精神状态，但是对于物质利益诉求日益强烈，不断改善生活和调动积极性的内在关联日益明显，如果引导不力，则可能因理想和现实的反差而动摇理想信念。苏联没有能够有效应对这一挑战，因而西方很得意地宣称苏东剧变是被“可口可乐和爵士音乐打垮了”，而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则将之归结为“没有考虑生产率的提高与发明创造同个人追求物质享受的愿望的有机联系”。
革命以后的新情况是什么？物欲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吗？必须“告别革命、躲避崇高”吗？培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今天只能是一句空话吗？这些问题已经十分尖锐地摆到了我们面前。显然，西方一贯力图把问题引向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以及社会主义制度，要以个人自由主义和利己主义根本颠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对此，我们必须针锋相对。
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于资本主义世界的薄弱地带，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弥补这一历史的落差，革命成功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借此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这样一来，个人利益的分化便在所难免，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共同利益变得十分脆弱。此时，社会主义共同价值观的依托何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对这一新情况，必须坚持两条：一是坚决克服平均主义的弊端，通过“先富后富”调动积极性；二是在不断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建立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动态统一，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在此基础上，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西方进行渗透的手法，在于把克服平均主义引向个人利益至上，引向利己主义道德；苏联的失误，在于在打开个人利益合理性大闸的同时，冲垮了社会整体利益的大坝，根本颠覆了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从今天我国的现象看，个人利益、物质利益、当下利益日益突出，社会利益的纽带显得似乎很脆弱。但是，从根本趋势上看，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一致性将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实现，而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就体现了这种趋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之所以能够更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在于它不仅通过激发个人欲望、确认个人合法利益调动个人的积极性，而且不断地建立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有机联系，并借以保持理想信念的激励作用。这种“双核驱动”，使得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广阔前景。但是，整合“双动力”决非易事，市场经济造成的“事实”是，似乎只有个人利益、眼下利益为真，而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则注定虚幻。当这一现象被西方意识形态夸大为一种“终极的存在”时，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就成为唯一的价值依托，“为自己活”就成为最高的人生信条，而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则必然成为其最终的归宿。正是屈从这一现实，一些人熄灭了内心的理想之光，因而，对各种错误思潮无法识别，更无法辩驳，故听其摆布，是为“不知”；一些人内心也明白“理是那个理”，可无法从眼下“浑浊的”事实中脱出，只把理想信念止步于口头上，从而陷入了心口不一的人格分裂，是为“不信”。
提出信仰马克思主义这一对于共产党员的要求，正是针对时下较为严重存在的种种惑而不知、知而不信的思想状况。如果没有超越现状的长远眼光，必然把“西化”、“私有化”当作“人间正道”。可见，要解决理想信念问题，做到知信、知行统一，就要超越眼前“事实”。
三、信仰马克思主义要在立场和世界观上下功夫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建立在对于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把握上，坚信资本主义在眼下的“强势”和人们的当下欲求（即所谓“人性”）都具有历史的暂时性，而超越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不可抗拒的潮流。支持这一信仰的理论基础，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尤其是贯穿其中的自然辩证法。如果不从事物的变动发展中、不从超越现状的历史趋势上看问题，而把现存看成僵死的、永存的，或只有渐进性量变的现实，必然把资本主义视为人类“历史的终结”，理想信念也必然被架空。而具有动态的、质变飞跃的、不断超越现状的科学世界观，只能是唯物辩证法。迷信经验、把“事实崇拜”等同于实事求是，是忽视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原因；把唯物辩证法视为只具有批判性、只适用于革命时期，是忽视唯物辩证法的现实原因。从根本上说，实事求是不仅要求把实践经验提升到规律性认识上，也要求用正确的理论去判断事实、指导实践。历史分析表明，崇拜现存的“事实”，崇拜自发性，就是屈从时下流行的观念和话语，屈从一时居支配地位的选择标准。同样，辩证法虽然重视质变、飞跃，重视推动事物的革命变革，但其本质不在“破坏”、“解构”，而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认识和改造世界。因为新陈代谢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我们面对的世界不是一个只有数量的增减和简单重复的僵死世界。而只有辩证法“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7页）因此，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改革还是发展，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这一总趋势不变。
崇拜自发性在今天最为集中的表现，就是把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及其价值追求抽象化、永恒化。从世界观价值观上看，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是我们把握唯物辩证法世界观所必须克服的主要思想障碍。资本主义能否被超越的问题，归结到世界观就成为个人主义能否被超越的问题，也就是“联合起来的”、集体主义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人能否取代孤立的、片面的、自我中心的个人。在这个根本性问题上，西方舆论制造了许多混乱，什么“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逻辑悖论，什么如果人人都利他的话那将会出现一个“伪君子的世界”，什么只有利己才能真正利他等等，无非想证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不可超越。但是，所有这些表面上气壮如牛的话语却掩盖不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当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发生冲突（可能不多，但肯定会有）时，始终坚持个人利益至上的和自觉以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社会后果哪个更好？思想境界哪个更高？作为个人的存在，哪个更自由、更“像人”？不超越个人主义及其价值观，不要说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就是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都不可想象。
当前党的建设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问题。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全体党员“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正是抓住了党的建设的关键环节。利益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是牵动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敏感的神经”，是不能抹杀的。每个党员干部都会面对个人利益、党和国家利益、人民群众利益的关系问题，怎样处理这一关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强调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就因为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在与他人进行各种交往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集合体（“总和”）。人的社会关系概括起来无非是两种：或者导致自我封闭和自我孤立，其基础是狭隘的个人利益；或者引领自我超越、无限发展，其基础是在历史过程中终究要实现的人民利益。因此，为人民服务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个人生命无限价值的真正出路，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生命基础。
但是，人民利益至高无上不是光凭感觉就能树立的，而是要通过世界观的改造，不断排斥现实的狭隘利益“诱惑”，认清历史客观规律才能自觉确立。当然，它也可以通过历史教训的方式，强迫人们去思考、去接受。正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所指出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这种顺应历史趋势的“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胜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主义者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受难像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为什么那些利欲熏心、利令智昏的贪官只有在关进高墙或结束生命的特殊时期，才醒悟人民利益最大呢？就因为此时的个人狭隘利益已经不复存在，各种“遮蔽”和干扰已经排斥，因而可以直接面对历史的真相了。当然我们要解决利益问题，不是抹杀和否定个人利益，而是要使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协调统一，杜绝特殊、非法的个人利益，这就需要突出地强调要从更高更长远的眼界看待利益，在此基础上探索建立党员干部个人利益与党和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协调统一的机制。
首先，党和国家进行战略决策、制定出台各项政策制度时，要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同时着力把握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一致性，善于从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连接点上思考问题、开展工作、搞好局部、服务大局。
其次，在推进党员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中，坚定宗旨意识，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在利益面前，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于人民的利益，同时认清在为人民福祉奋斗的过程中也能实现个人的合法利益。
最后，要从“大利益”的高度建立正反典型的动态的、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平台，让利益的“社会计算”和“个人计算”能够充分沟通、相互转化，防止利益计算中的个人利己主义回潮。可见，信仰马克思主义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而言，在今天具有特殊而不可替代的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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