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7日下午14:30—17:00，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人博教授莅临我院，在法学院第一学术报告厅进行了题为“1840年以来的中国法治历程”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郑州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嘉军教授主持，苗连营院长、王建国教授、杨红军教授、李建新副教授、金香爱副教授、高慧铭副教授等十余名老师以及我院部分博士、硕士研究生100余人聆听了本次讲座。
张嘉军教授作为主持人，首先对王人博教授的到来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以及热烈的欢迎。其次，向大家介绍了王人博教授的学术背景以及其主要的学术成果，并介绍了王人博教授所著的书籍《1840年以来的中国》。
讲座伊始，王人博教授就表达了对郑州大学法学院盛情邀请的感谢，也表达了来到郑州大学法学院的欣喜之情。随后，王人博教授以“1840年以来的法治历程”为交流话题，讲解1840年以来中国怎么走入近代，以及近代与当代之间有何种内在关联。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那么热切地关注历史，是因为我们当下生存的境遇或状况决定了我们需要从历史去寻找我们很多的不知道的一些因素和东西，历史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一个实用的参照，但是历史肯定会催生我们对现实的思考。
首先，王人博教授介绍了晚清时期，中国开始认识世界并向西方学习的过程。1840年是中国历史的分界线，李鸿章将之总结为“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对打败自己的对手并不了解，比如鸦片战争之后，英国我们的领土、龙椅、江山，要的是贸易和租界。那时的中国人并不懂现代贸易这种观念，而且显得相当陌生。正如马克思总结的那样，在工业革命之后，英国进入大工厂时代，产品产量激增。英国人羊毛产品全是大机器生产的，中国则仍旧依赖男耕女织。与中国相比，英国是一个疆域很小的国家，其面积相当于新疆的一个县，人口也远不能满足其生产的盈余。因此鸦片战争的本质就是贸易战，为了打开中国的市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思考失败的原因，例如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除此以外，太平天国运动对清廷造成极大威胁。靠着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清廷赢得了胜利。太平天国事件之后，中国的政治权力下移到地方，地方崛起已经成为了定局。这些地方势力在中国向西方学习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其次，王人博教授介绍了清末中国人们的进一步尝试，即对制度问题的反思。通过洋务运动，中国的军事工业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李鸿章创办北洋水师，张之洞到湖北筹办汉阳铁厂等。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北洋水师彻底倒下。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新的思考，需要变自强为生存。反思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技术落后、制度问题等。但是，战争的成败充满偶然事件，应对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的原因有全面的认识。随后，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影响了当时国内舆论，使国内集体倒向了立宪主义。但是,由于用人的失败和缺乏其他有效的支持力量，百日维新引起了部分改革派和反对派大臣的不满，最终戊戌变法宣布失败。
再次，王人博教授介绍了革命党人的几次尝试以及中国的真正统一。义和团运动以及战争的失败，使得晚清政府被迫进行了立宪改革。这就是第三个时间点：在庚子之变的压力之下，晚清被迫进行了立宪改革。当然改革非常失败，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地方官制改革、建立责任内阁等等举措全都失败了。原因很简单，开放满人的政权是慈禧太后无法做到的，满清亲贵的特权是她的命脉。死结就在以下两点：一是权力必须掌握在她手里，二是满人不能失去特权，所以立宪改革自然就没法进行下去。改革失败的原因就是慈禧太后私心太重，干不成大事。第一她不会放权，她的权力欲望非常强；第二她更不能放弃满人的特权，她认为政权是满人的，汉人可以帮忙打理，但分享政权是不行的。于是，立宪改革就变成了一个字，“压”。具体层面的改革是没问题的，但修修补补动不了真格。
所以，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很清醒，认为绝对不可能指望满人改革，要改革还不如革命。但是，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到底什么是共和，因为所谓排满革命就是共和革命。孙先生的共和思想非常清楚也非常简约。当然，西方共和主义这条线索是非常复杂的，分为公民共和主义、古典共和主义和现代共和主义。在古典共和主义中，按照孟德斯鸠的说法，共和就是贵族、王室和平民组成的混合政体。他认为英国是最典型的共和国，贵族有权利，普通百姓有权利，王室也有权利，三家联合执政，组成一个共和政体。但孙中山先生在共和革命中所理解的共和就是非君主制，共和就是君主制的对立面，简单地说没有君主就是共和。所以，孙中山先生的共和毫无疑问是反君主主义的。但是他不称之为“反君主革命”，而叫“排满”。排满与反君主制这两者之间有联系，但是区别非常大。因为反君主制是一种理论体系，而排满是一种政治选择。把话说白了，其实孙中山先生说过的，只要满人倒了，哪怕汉人不搞共和而搞君主制，他也能接受。换句话说，反满第一，然后才是反君主，这两者不能重合。排满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是满人，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排满革命跟历史上的反清复明会党差不多，所以孙中山最终依靠的力量也就是这两种人：一是会党也就是黑社会，二是留日的青年学生。
辛亥革命之后，经过了军阀混战，蒋介石了统一中国，却是利用中国传统的拜把子的方式。蒋介石跟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等人都拜了兄弟，通过这种方式把中国在名义上统一了。但中国的真正统一还是通过革命，即区别于旧主义革命的新民主义革命。1949年另一个共和国的诞生，才是国家的真正统一。
最后，王人博教授为他的本次讲学做出总结，中国这几百年来经历过多次的立宪，先后颁布了13部宪法。第一部正式宪法叫《中华民国宪法》（1923年），又被称为曹锟宪法，一颁布出来就短命。后来出现了1947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我们称之为“伪宪法”。虽然说来说去我们的现实制度有很多的不尽人意和毛病，但我们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一部宪法就是现有的八二宪法，今年38岁了。想来想去，中国近代史一路走来，从宪法学立宪这个角度看，当下是最好的。所以说这一百多年的中国法治历程中，今天的时刻是历史延伸的一个结果。我们不要寄希望于中国宪法变得和美国宪法、日本宪法那样，因为从中国近代史看，中国最大的宪制问题是中国是多元一体的超大规模国家。多元的问题在于：中原、边疆和草原这三个不同的区域也代表了不同的政策需要，如何能把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有机结合，这是中国遇到的一个很大的现代性挑战。宪法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一个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框架之下，处理最发达的地区和边疆、草原地区。所以不能指望中国的宪法会像美国宪法、日本宪法那样，因为国家的状况不一样。比如，日本就不会有民族主义运动，即使有也是对外的，内部不会有。相反，中国人口构成很复杂，所谓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而日本只有很单一的大和民族，内部没有民族问题。在日本说到民族主义运动那就是对外扩张。所以，从这一百八十多年的历史看，不论是立宪还是宪法，甚至我们这个国家本身，确实都有其特殊性。
在交流互动环节中，同学们踊跃提问，王人博教授对同学们的提问做了详尽的回答。
活动最后，张嘉军教授对王人博教授的讲座作了总结发言，并再次对王人博教授莅临郑州大学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期待王人博教授再次光临郑大法学院。
讲座在张嘉军教授总结后，在现场师生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文：李普；审核人：张嘉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