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民进委员、商学院教授

耿志民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三季度我国GDP的增速超预期下降到了6.5%。这是2009年2季度以来的最低增速，表明我国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在进一步增大，经济加速下行趋势正在形成。具体分析，2018年三季度我国制造业的PMI指数明显下降，已降到了50.8，仅仅高于50%的临界点，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下落到了5.8%，下降幅度前所未有。与此前比较平稳的出口表现不同，9月份出口增速异常提升到14.5%，这很可能是部分企业因应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抢先出口的结果，2019年出口存在大幅回落的可能。前3季度的投资增速为5.4%，是1991年以来的同期最低增速。消费增速继续下滑，9月份限额以上零售增速只有5.6%，低于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最低水平。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经济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过去每一次遭遇经济下行，我们都选择了举债发展，结果是目前所有的经济部门都负债累累，总负债率已经达到中国GDP的260%，相比2008年已经翻了一倍，相当于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前的水平。这是中央提出为了长远发展坚定去杠杆的根本原因。

现在特别突出的问题是，尽管中国股票市场整体上已经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估值水平，但内忧外患仍使投资者感到特别悲观，尤其是受美国股市高位调整和美国副总统彭斯反华言论的影响，中国股市在国庆节后大幅下挫，10月14日击穿2015年“股灾”熔断底2638.30点，10月19日上证综指更是急速下探2449.20点的新低，市场恐慌情绪不断加剧，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负责人纷纷发表讲话，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就股市暴跌接受记者采访并主持召开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紧急会议，部署救市政策，在疏解困境的同时，还要为股市带来大量长期资金，大盘才得以企稳反弹。不过，中国证监会将今年2月刚发布实施的IPO被否企业筹划重组上市的3年间隔期缩短到6个月，松绑买壳上市，并修改私募基金分类管理规定，允许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通过参与非公开发行、协议转让、大宗交易等方式购买已上市公司股票，参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这些救急政策在事实上颠倒了市场的投资逻辑，是对市场刚刚建立起来的价值投资理念的否定，势必带来投机风潮又起，从而给中国股票市场埋下一颗更大的“雷”。毕竟，高质押比例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将所持股份进行质押后预留追加的空间不大，流动性一旦不充裕，股价下跌引起的市场风险将再次放大。虽然近期国有资本“抄底”收购民营上市公司为后者带来了流动性，在短期恢复了投资者的信心，但国资的入股只是延缓了民营上市公司股票质押强平的发生，并不会消除这种风险，而且是将风险转向了国资。与此类似，上市公司股票质押的爆仓，迫使证券公司被动举牌，在股价跌破平仓线，而大股东又无法补充抵押、出现债务违约的条件下，证券公司却不能强行平仓。如果股价继续下行，巨大的风险便转移给了证券公司。毕竟，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美联储连续加息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上市公司业绩下滑等基本面情况的不断恶化，会使得脆弱的中国股票市场所承受的压力因为不当的政府救市政策而变得更大。

类似地，近期人民币兑美元比价屡屡逼近7元关口后回落，人民币汇率走势让人心惊胆战，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不得不多次在表明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决心和信心的同时，动用外汇储备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干预。其实，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稳定汇率”不应是将汇率固定在某一水平上，而应该将政策重心放在对市场错误预期的及时纠偏上。由于7对于人民币汇率有一种标志性意义，每次人民币汇率逼近7都会有大量资金集中做空人民币。这时，如果央行不维稳干预，市场会产生更严重的贬值预期，甚或引发恐慌性的资本外逃和购汇行为，进而影响国内资产价格，冲击金融稳定。换而言之，由于我们提前预设好了一个“价格锚”，为市场做空人民币提供了制度和市场条件，增加了央行的干预成本，使得人民币汇率杠杆的自动调节作用无法发挥。毕竟，在美国经济向好、美联储持续加息、美元走强的背景下，长期将人民币汇率维持在7之上的市场和政策成本在不断上升。再者，坚守某个汇率点位，也会与其他政策目标冲突，挤占其他政策资源，引致“保汇率”和“保储备”之间的矛盾，以及“保汇率”和“保信贷”之间的政策博弈。

同样让人焦头烂额的是，由于房地产是典型的资金密集型产业，大量资金被沉淀，导致资金脱实向虚，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转型和去杠杆的真正落实，因而在社会各界一致认为房地产泡沫越来越严重、已经成为引发系统性风险源头的情况下，房价一波又一波的上涨释放出了严重错误的市场信号。由于房地产分布结构的不合理，在很多人为买不起房而苦恼的同时，存在着大量的空置房，都在坐等房价上涨谋利，而房地产税、空置税的缺位，几乎没有房产持有成本，助长了市场的投机情绪，加强了住房的投资属性，所以，每一次调控过紧引起房价下跌之后都是更强劲的上涨，市场上形成了政府越调控、房价越上涨的惯性预期，从而扭曲资源配置，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考虑到房地产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政府要维持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发展，防止房价大起大落，而这又使得大量游资在看清政府“底牌”的情况下，变本加厉地投机炒房，老百姓更是越涨越买，造成房价连创新高。当然，地方政府出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也不希望本地房价下跌。应该说，政府对于房地产市场调控是左右为难，已经动用了限购、限价、限贷等几乎所有可以动用的行政手段去打压房价，但市场上很快会涌现限价取消、限购放松、房贷利率下调等各种传闻，然后是政府部门的各种辟谣，市场上一直是各种消息满天飞，甚至出现政府刚辟过谣、政策却随后出台的情况，扰乱了各方的预期，影响了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实际效果。

从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不赞成目前中国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不过，如果我们不能认清形势，不愿承认现实，未能尽快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中国的宏观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会越来越严峻。

其实，要找到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发展的政策切入点并不难。关键是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只要能够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解放思想，改变观念，坚定信心，狠抓落实，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就一定能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第一，加强预期管理，及时、合理引导市场预期。预期管理非常重要，而政府在预期管理上是不够充分的，存在不当之处。股市政策不稳定的市场预期和人民币汇率、房地产政策过于“稳定”的市场预期，均因政府预期管理的不当，反而使其成为投机资本攻击的目标和依据。所以，我们要积极主动地加强预期管理，规范发言人制度，必要时关键部门的领导要亲自出面给出明确的政策信号，避免含糊其辞、避重就轻，以有效引导市场预期，树立市场信心。既然市场以为已经看清楚了政府手中的“底牌”，认为政府并不想让房价下跌，靠政策及政府监管事实上已经难以引导房地产市场，房价是越调越涨，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将房地产税法列入立法规划，我们就应该加快房地产税法的立法进程，让市场建立新的预期，提前做出反应，从而在确保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实现房价的高位渐进回落。

第二，完善制度建设，改进政策制定。基于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的运行机制，我们需要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对资本市场的作用重新进行定位，要整体推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不仅要重视企业融资，更要加强投资者利益保护，实现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由于土地财政模式下地方政府的巨额土地出让收入相当于额外从企业和居民身上收了重税，其结果是大幅推升了房价，助涨了房地产市场泡沫，进而导致企业投资能力不足，并抑制了居民的消费能力。也就是说，土地财政模式下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实际上是把本来应该用于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投入到了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而政府基建投资的挤出效应使其难以带来长期的经济增长，且因效率较低，会恶化政府和货币的信用，带来汇率贬值压力和通货膨胀预期，形成经济滞胀，因此建议打破土地财政，代之以房地产税收财政。当然，有关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切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从全局出发，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避免政出多门，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一致性，尤其不能朝令夕改、出尔反尔。

第三，实施结构性的稳杠杆政策，政策执行要把握好度。鉴于我国整体杠杆率已经进入平稳期，不再快速上升，同时考虑到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现状及其经济效应，过度紧缩会出现经济断层，建议将金融去杠杆政策调整为稳杠杆，但要区分不同情况，实施结构性的稳杠杆政策，做到有减有加。对于P2P、大资管等市场乱象，要在稳住金融系统、守住市场底线的前提下，把握好整顿的力度和节奏，做到循序渐进，不能进行运动式监管，要抓要害，不能不分青红皂白都一棍子打死，避免出现监管过度、草木皆兵的情况。股票市场要在完善制度供给的基础上，加强对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要尊重市场规律，不能干预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并努力做到让市场约束市场。对于房地产市场，在推进土地财政向房地产税收财政转型的同时，要兼顾长远利益和短期风险，坚决而又理性地去杠杆。对于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则要加杠杆，加大对民企、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第四，企业和市场救助要抢时间、抓落实。面对大范围的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财务和市场经营上出现的困境以及股票市场的大幅下跌，有关政府部门要有紧迫感，要改进工作作风，抓紧时间制定减税降费的政策措施，并要狠抓落实，使企业能够尽快降成本、卸包袱、减压力，而不能只是一次次地表态正在抓紧研究更大规模的减税、更加明显的降费措施，但迟迟未见政策出台。从全球意义上讲，由于中国企业的税收负担和费用成本明显高于大多数国家，从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出发，我们应尽快对减税降费制度进行系统设计，实施全面减税，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五，扩大内需，但要选好政策突破口。要重新认识中美贸易摩擦及其长远、复杂影响，要想办法做到变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比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更严重的问题是，新版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赋予美国对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否决权，美国接下来会推广这一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毒丸”条款，这将成为美国削弱中国在全球贸易和产业供应链中的地位、孤立中国的重要一步，我们对此要有充分的准备，除了按照市场化取向大力推进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及地区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合作外，我们必须自力更生谋发展，必须靠内需、靠创新走出困境。由于目前居民资产基本上都在房地产投资上，实际消费能力很低，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本身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因此是一脉相承的，且能以此把更多的资源用于促进创新，推进房地产税法的尽快出台更显重要。再者，国内外的经验教训告诫我们，基建投资容易引发滞胀，依靠基建投资去对冲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的思维是要不得的，我们应该做的是在科技创新和教育方面加大投资。

第六，推动所有制和产权改革，立法保护私有产权，真正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发展的动力将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举措要着力于企业效率的提高。而提高企业效率必须有制度保障，我们要尽快出台产权保护法，依法保护私有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尊重企业家精神，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使企业家建立起对于未来收益的稳定预期。为什么民营企业家的心思不在创新上，而是想着移民，是因为他觉得人身和财产安全没办法得到保障。其实，商业银行喜欢给国有企业贷款，对民营企业贷款时感到有政治风险，宁可不作为，也不犯政治错误，以至于民营企业融资不仅难、并且贵，凸显了所有制歧视的严重危害，表明了所有制改革、产权改革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性，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因此，我们要加强顶层设计，推动所有制改革和产权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要利用清晰、稳定的法律去约束所有市场主体的行为，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把资源从行政性配置下解放出来，实现资源在市场上的有效配置，鼓励国有资本更多地在基础性、外部性的领域做大做强做优，促进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共同发展。

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通过对阻碍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机制进行改革创新，建立高效、卓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能形成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驱动机制，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更好地促进和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