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加深对各民族共同赓续中华文明血脉的认识，大力弘扬中华文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民族政策包容趋同，社会习俗共性提升
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原王朝以其较为先进的政治制度、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发挥着主导作用。历史上，中原王朝对民族地区实行过不同类型的政策，显示出突出的包容性。较早时期，中原王朝对民族地区实行因俗而治的政策，至唐代推行羁縻政策，曾设置800多个羁縻府州。宋、元时期由羁縻制度向土司制度过渡，至明、清时期实行改土归流政策，由中央政府实行更为直接的管理。可见，随着时代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各民族交往越来越深入，交流不断加强，中央王朝逐渐扩大管辖范围，与民族地区的关系日趋紧密。中国历史上对民族地区的管理政策及其变化，暗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轨迹，体现了中国社会包容的智慧。
历代中央王朝把各少数民族逐步纳入政治管理体制，以不同形式、不同层次实行中央政府的官制。即便是在王朝分立的辽宋夏金时期，各王朝都以“德运”之说认同中国的帝统，将自己纳入中国范围之中。可见，无论在统一时期，还是政权分立时期，各民族都共聚于一个中国之内。先进的文化随着民族间的交流，不断被各民族继承和弘扬。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在传承和保留一定民族特点的同时，共性越来越多。
历史经验证明，各民族只有互相交流、互相吸收、互相依存，才能促进各民族共同进步和发展。中华各民族之间越来越密切的来往、政治的趋同、共性的提升，是各民族发展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华民族统一性和包容性的重要表现。
经济多样互补，谁也离不开谁
在中国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形成了各民族、各地区既密切联系又各具特色的经济文明形式。在中原地区，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主的农耕经济逐步发展，在周边地区，少数民族开拓边疆，发展游牧、渔猎、山地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经济文明形式又往往相互杂糅渗透，形成混合类型的文化。
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传到一些宜农的民族地区，使一些少数民族由原来单纯从事畜牧业逐步转变为经营农业，中原地区的稻、粟、黍等农作物不断传到民族地区。中原王朝还通过屯田戍边，推动边疆地区农业生产。少数民族发达的畜牧业提供了大量畜牧产品，如牲畜、皮毛等。很多少数民族把当地盛产的农作物品种和种植方法传播到全国各地。
中原地区科技发展，手工业兴盛，建筑、印刷术、瓷器等技艺为少数民族学习和使用。各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互学互补，互相依赖，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情况随着各民族经济的发展而日趋明显。即便是在几个王朝分立的时期，这种经济一体化趋势也显而易见。
货币在人类经济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自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便发挥主体经济优势，统一货币，促进了全国各地经济发展和密切交流。西汉创制发行圆形方孔的五铢钱，不仅使用时间很长，东汉、蜀汉、魏、晋、南齐、梁、陈、北魏和隋朝都铸五铢钱，而且在民族地区也广泛流通使用，在宁夏、新疆、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都出土过五铢钱。在政权分立时期，各王朝或直接使用中原王朝货币，或采用中原货币形制。
魏晋南北朝和辽宋夏金时期，各少数民族王朝大多直接使用中原王朝货币，有时虽自制货币，但也采用中原货币的形制，且流传不广。这体现出中原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引领性和主流地位，以及对民族地区的强大影响力。清代，在全国流行的汉文、满文合璧钱币突显了汉文的地位，反映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显示出中国历史上在经济方面的多样性、互补性和突出的包容性。
密切文化交流，传承中华文脉
中华各民族在文化方面相互学习、互相借鉴，对中华文明表现出高度认同，特别是中原地区先进文化为民族地区广泛接受，其中以儒学对各民族影响最大。
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对加强全国各地各民族的思想共识、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起着基础性作用。儒学思想本身就具有兼收并蓄、和合共生的包容性。儒学不仅是中原王朝统治的思想文化基础，也深刻影响着各少数民族。儒学经书宣扬仁、义、礼、智、信、忠、孝等思想，成为各民族共同学习、传承的精神财富。大量的汉文史书，不仅记载各民族的历史，也贯穿了儒学精神。少数民族为了加快自身发展，满足各民族之间交流的实际需要，都努力学习借鉴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修习儒学和史学典籍。
北魏王朝实行汉法，直接用汉文儒学经典推行儒学，为北魏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基础，促进了各民族融合。
唐朝时期，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与唐朝加强友好往来，迎娶文成公主，并将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的儒学典籍译为藏文，对西藏地区吸收中原文化起到了推进作用。
辽宋夏金时期，以汉族为主体的宋朝发展儒学，完善科举制度。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辽、西夏、金朝，无一例外地继承儒学，翻译儒学典籍和中原王朝的史书，大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夏仁宗于人庆三年（1146年）尊孔子为文宣帝，这是中国对孔子最崇高的尊号，证明西夏将中华主流文化视为最重要的社会思想。
元世祖忽必烈尊儒兴学，倡导蒙古贵族子弟学习儒家经典，接受汉文化教育。当时翻译了很多经书、史书，这些译著广泛传播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
清朝十分重视儒学，不仅大量刊印汉文本经书、史书，还专设翻书房，将汉文典籍翻译成满文。清朝还将经书编纂成满文、汉文合璧文本，便于各民族对照学习。康熙年间刻印的满文、汉文合璧四书，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坊刻书。
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制度以后，这一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方法，为此后各王朝继承。从辽宋夏金至元明清，科举制度赓续不断，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通过考试规范，贯彻到各地，实现了思想教化的统一。
少数民族在接受儒学的同时，也都各自保留了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真实地反映出各民族文化方面的深度交流，同时也证实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各民族通过长期的密切交流，在思想理念上逐渐融汇，扩大了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影响，深植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显示出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包容性。要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