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岂无父母在高堂，亦有亲情满故乡。”[1]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人伦理常的国度。所谓人伦，是指存在於人类社会中以维系道德秩序的人际关系，是人们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中国古代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人伦关系称为五伦。《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於禽兽。圣人有（又）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2][P125]《礼记·中庸》又称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者为“天下之达道”[3]（P28），《左传·文公十八年》称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为“五教”[4](P523)，足见其重要性。在古代人看来，人伦乃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所谓“无所逃於天地间”者是也。在这五伦之中，夫妇、父子（包括母子）、兄弟（包括姊妹）这三种关系，发之於“人之大欲”，归之於社会伦理，中国人常称之为“天伦”，是因婚配、血缘和长幼等而产生的亲情。夫妇之道、孝道和悌道伦理，即是分别协调夫妇、父子和兄弟这三种基本家庭关系的规范和准则。“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亲亲，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一整套人伦规范。“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 [5]（Ｐ292），由对故土的眷恋而产生的对家人共同生存的期望，既是中国人最为根本的本性与本质的关系，也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情感需求。可以说，以家族为本位的人伦亲情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其它一切的社会关系都是以此为基点而衍发的。
    中国古代诗歌以情之抒发为本质特征，所谓“情动於中而形於言”（《毛诗序》）。由于中国古代有这种重视人伦亲情的传统，亲情诗在中国诗歌中是一个重要的题材领域。《诗经》是中国诗歌的源头，自然也是中国亲情诗的源头。翻开《诗经》，有关人伦亲情的篇目和诗句随处可见。“诗三百”中，表达亲情者不下20首，带有亲情的成分者更多。家族人伦亲情对“诗人”们来说，不只是提供了一种文化背景，更是一个重要的创作母题。在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礼义规范中，亲情一直处於“礼义”的严密框架之内，由情发礼止情感抒发机制而融铸的“温柔敦厚”诗教原则，於亲情之表达得到鲜明体现。

二

    夫妇人伦是周人的首重之情。“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2]（P143）。新婚是男女生活中幸福的起点，是人生的终身大事；男女两性的结合组成家庭，由此衍生出父子兄弟之家庭伦理亲情关系。《诗经》以《关雎》为首，即含有敦厚夫妇之意，正如《诗大序》所云：“风天下而正夫妇。”有夫妇始有人伦，《韩诗外传》卷一载孔子与子夏论《关雎》，借子夏之口云：“大哉《关雎》，乃天地之基也。”[6]夫妇乃是人伦礼义中极重要之一环，如《礼记·内则》云：“礼始於谨夫妇。”[7]（P759）《中庸》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3]（P23）《周易·序卦》曰：“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8](P294)只有夫妇关系和谐了，才谈得上其它。故《礼记·昏义》云：“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 [7](P1418)人伦造端乎夫妇，而后有五伦次序，从而构成君臣之国家关系。东汉荀爽延熹九年对策云：“夫妇人伦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经首《乾》、《坤》，下经首《咸》、《恒》。”[9]（p2052）所以，可以认为《诗经》以《关雎》始，即象征它对人伦的关切。夫妇间的道德，是平等相待，互相尊重，方能维系夫妇之间的关系。作为一首结婚典礼上的乐歌，《关雎》“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拟□□之好”[10]（《孔子诗论》10、14、12），既有在雎鸠关关和鸣的河边与淑女邂逅的一见钟情，又有“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的急切相求；既有 “求之不得”遭拒后对“淑女”情真意切的相思爱恋，又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中夫妇和睦的挚情美满。
    《诗经》写夫妇之义的诗篇尚未被后世儒家导向君臣国家的政治伦理轨道，而是充盈着浓浓的天然温情，从中可以领略到上古婚姻家庭生活的多彩图景。如《王风·君子阳阳》：
    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其乐只且！
    君子陶陶，左执翿 ，左招我《由敖》。其乐只且！
    此诗题旨，朱熹《诗集传》认为是妇人乐其夫不再行役之辞：“盖其夫既归，不以行役为劳，而安於贫贱以自乐，其家人又识其意而深叹美之。”[11](P43)诗人捕捉了一对情真意挚的夫妇奏乐舞蹈，相招相乐的行为片断：夫妇贫贱相守，心乐情爽，双双同歌共舞，自娱自乐，其形阳阳（洋洋），其情陶陶，於流美欢快的格调中，不难想象这是一对相敬如宾、鱼水情得的恩爱夫妻，和睦爱敬，其乐融融。如果说这里体现的是对“礼义”所倡导的夫妇之道的礼赞的话，那么《郑风·女曰鸡鸣》则恰似一幕夫妻家庭生活小剧，在率性朴质中表现出夫妇间温磬的爱恋：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闻一多认为此诗是“乐新婚也”[12]。全诗通过这对勤劳的青年夫妇维妙难肖的对话，以几个依次展现的特写镜头表现出二人世界的无限温情，夫妇间互敬互爱、互助互勉，和睦的生活、诚笃的情感和美好的心愿得以淋漓尽致的表现。春秋时期征战频繁，夫妇分离是家常便饭，《诗经》表现情深意笃的夫妇再次被宙斯之剑劈为两半时对当事人所造成的触及生存本质的深深挫伤，今天读来仍使人有心灵震撼之感。这方面以《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为代表。两首诗均为“妇人以夫久从征役而作”[11]（P40）。《伯兮》共四章：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首章夸夫，次章思夫，三章写思之切，末章写思之苦，聪明英武的“伯”（夫君）使她自豪，分离又使她陷入生活紊乱的无尽痛苦之中，“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愿言思伯，甘心疾首”，“愿言思伯，使我心痗”，对“伯”的刻骨相思丢不了、治不好，一层深似一层，委婉曲折，真切感人，活画出一个鲜明而生动的思妇怀人形象，堪称千古“闺怨诗之祖”。《君子于役》共两章：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见景怀人，情思悲切，日落黄昏，这位思妇独自依门而望，鸡栖于窠，牛羊归栏，行役夫君，还未还家，“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一声深情的叹息，感人至深；“君子于役，苟无饥渴”，默默的祝愿中更见思之切、忧之深，在带有某种朴野色彩的情性表达中，显示出对自己生命要求的尊重，呼唤着生命性灵的完整；同时也以对“最难消遣是昏黄”的国人共通心理的敏锐捕捉，唱出了千载以下人们的共同心声。《邶风·绿衣》抒发对亡妻的深切怀念，他穿上妻子生前亲手缝制为自己的绿衣黄裳，睹物思人，不禁悲从中来，启后世“悼亡”诗之先河。《邶风·击鼓》写一位“从役者念其家室，因言始为家室之时，期以死生契阔，不相忘弃，又相与执手而期以偕老”[3]（P19）感真情惋，动人心魄；《豳风·东山》写一位九死一生的戍卒在细雨濛濛的归乡途中思念家室的内心活动：“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心心相印，心灵感应，将征夫、思妇相互怀恋的真切感受和盘托出。此外如《邶风·谷风》、《卫风·氓》，虽写弃妇之怨，不能算是亲情诗，但其中有很多对过去夫妇家庭生活的回忆，把那种爱恨交织的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或哀怨或决绝，均表现出在合法婚姻家庭关系恶化破裂时对周礼所规定的夫妇正道的渴望。
    “父母者，人之本也。”[13](P2482）父母子女间有着直接的血缘的关系,存在着最为浓烈、深挚的亲情。中国古代，父母子女之间天然的至性至情，既关联着人伦理常也关联着国家社会的治乱兴衰，成了中国古代诗歌重要题材之一。《诗经》中出现一些关於父母子女亲情的篇章。如《邶风·凯风》：
    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
    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
    睍睆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毛诗序》云：“《凯风》，美孝子也。”父母作为子女的直接养育者，“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豳风·鸱鸮》），是子女终生难以报答的。全诗表现母亲抚育子女的辛劳和子女的感激之情，而为不能回报母亲养育深恩和期望而自愧自责。无私的母爱像长养万物的“凯风”（夏日的南风）一样，温润哺育着年幼的儿女，儿女长大成人母亲负出了多少辛劳，耗费了母亲多少心血！而自己却未能报效母爱以慰母心,“其自责亦深矣” [11]（P19）！全诗用的是《诗经》中常见的比兴手法，以凯风、棘树、寒泉、黄鸟起兴，兴中有比，在有声有色的夏日图景中蕴含无限温暖的母爱亲情，“寄意远而感慨深，婉而不露，微而甚切”[14]（卷一），在重章叠句的复沓中，贴切地表达了对母爱的深情赞美和反躬自责的愧疚，“悱恻哀鸣，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与《蓼莪》皆千秋绝调。”[15]相比起来，《小雅·蓼莪》中的情感表达更为直接和强烈。父母生我养我辛苦劳累，恩深似海，而自己长年行役在外，未能慈乌返哺以尽孝心，返回家中时，父母竟然逝去，他看到家里野草丛生，想起“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父母的无微不至的养育之恩象昊天一样浩大无私，而自己却不能报答于万一。这些呼喊与痛哭，读之几令人泣下。《孔丛子·记义》载孔子语：“于《蓼莪》见孝子之思养也。”全诗抒情跌宕起伏，回旋往复，艺术感染力强烈。“咏《蓼莪》则孝子悲”[16]（卷五五）“蓼莪”成了后世表达悼念父母之情惯用的意象。西晋初王裒父母逝去后（裒父王仪任司马时为司马昭所杀），“及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三复流涕，门人受业者并废《蓼莪》之篇。”[17]（Ｐ２２７８）曹植《灵芝篇》：“蓼莪谁所兴，念之令人老。”唐人牟融《邵公母》：“劬劳常想三春恨，思养其如寸草何……伤心独有黄堂客，几度临风咏蓼莪。”《翁母些》：“独有贤人崇孝义，伤心共咏蓼莪诗”。清人杨贞《闻鸦喧忆亲抒怀》：“三复蓼莪诗，叹息欲废书。”张梦莲《忆亲》：“幼累爷娘长适他，伤心生女负恩多。风诗不少闺人泪，只有男儿赋蓼莪。”《凯风》、《蓼莪》是《诗经》中表达对父母深情的最感人的篇章，此外，《豳风·鸱枭》以禽言形式表现母亲不畏艰险保护子息，《周南·葛覃》描写已出嫁的女儿将回娘家前的喜悦，《唐风·鸨羽》写儿子因服役不能亲自侍奉父母的痛苦，《小雅·四牡》写外出为官的儿子思念父母而不能相见的苦闷，均真切感人。
    一母同胞，情同手足；同宗共祖，血缘情深。《尚书·君陈第二十三》：“惟孝友于兄弟。”孔疏：“言善事父母者必友于兄弟。”[18]（P270）父子、兄弟同属天伦，兄弟之间友恭相处，也是对父母的孝行，因此兄友弟恭，就成了协调家庭内部兄弟之间横向关系的伦理规范，推而广之，则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从而形成“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理念。《诗经》中涉及兄弟之情者，如《唐风·杕杜》、《王风·葛藟》，都是写流浪异乡无兄弟相助的孤单和哀伤，《邶风·燕燕》写卫君作为兄长涕泣送别远嫁的妹妹。聚族宴飨是周人“亲亲”的重要方式，《周礼·大宗伯》：“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大雅·行苇》是一首周王宴飨族人的诗歌，以丛生聚居茂盛的芦苇起兴，引入此次宴飨的对象“戚戚兄弟”，以宴飨礼仪之隆重来歌咏兄弟之情。《小雅·頍弁》展现了一幅宴请兄弟亲戚们的和乐场面，十分热闹，最后又有一些伤感和及时行乐的思想透露出来：“死丧无日，无几相见。乐酒今夕，君子维宴。”《小雅·六月》亦云：“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饮御诸友，炰鳖脍鲤。侯谁在矣？张仲孝友。”兄弟共享美食，孝友亦体现于其中。而《小雅·常棣》更是专写兄弟亲情的名篇：
    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
    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
    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
    宜尔室家，乐尔妻帑。是究是图，亶其然乎？
    《诗补传》：“言兄弟之相亲出於自然也。”表达的是兄弟在一致对外、平定丧乱之后相聚宴会的情形。以常棣华则覆萼，萼则承华喻兄弟间之自然亲情，以常棣花盛开之明艳起兴，赞美族人兄弟之亲近美好，极写兄弟欢宴，敦睦和好，张扬兄弟之情以巩固宗族。全诗共八章，从多个角度和层次来表现兄弟之情，朱熹《诗集传》对此诗的解说较为透彻：
    此诗首章略言至亲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测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难，则浅於死丧矣。至於四章，则又以其情义之甚薄，而犹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丧，然后相收，但有急难，便当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犹必共御外侮。其所以言之者，虽若益轻以约，而所以着夫兄弟之义者，益深且切矣。至於五章，遂言安宁之后，乃谓兄弟不如友生，则是至亲反为路人，而人道或几乎息矣。故下两章，乃复极言兄弟之恩，异形同气，死生苦乐，无适而不相须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覆穷极而验其信然。可谓委曲渐次，说尽人情矣。读者宜深味之。[11](P103)
    “常棣”、“脊令”已成为兄弟的代称，被后世诗文广泛运用。如薛稷《饯许州宋司马赴任》：“令弟与名兄，高才振两京。别序闻鸿雁，离章动脊令。”孟浩然《入峡寄弟》：“泪沾明月峡，心断脊令飞。”《洗然弟竹亭》：“俱怀鸿鹄志，共有脊令心。”杜甫《得弟消息二首》其一：“浪传乌鹊喜，深负鶺鴒诗。”《喜观即到，复题短篇二首》其二：“待尔嗔乌鹊，抛书示鶺鴒。”《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其一：“鸿雁影来连峡内，鶺鴒飞急到沙头。”戴叔伦《舟中见雨》：“功名何卤莽，兄弟总凋零。梦远愁蝴蝶，情深愧鶺鴒。”宋范成大《山会同馆兄弟南北万里感怅成诗》：“把酒新年一笑非，脊令原上巧相违。”明冯惟讷《秋日寄懐家兄》：“明月双悬江海泪，秋风一寄脊令诗。”
    以上所述的是《诗经》中有关夫妇、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的亲情诗，另外一些篇章涉及到祖孙、姑侄、甥舅等亲情，兹不一一述及。《诗经》中还有很多篇章虽不全然是亲情诗，但也有涉及到人伦亲情的地方。如《邶风·击鼓》写戍卒思归，其中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数句，抒发对家中妻子的深深思念，非常感人。还有一些诗里面涉及不止一种人伦关系，如《常棣》中既有“脊令在原，兄弟急难”，也有“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还有“虽有兄弟，不如友生”，更涉及到朋友一伦。《魏风·陟岵》中既有“瞻望父兮”、“瞻望母兮”，也有“瞻望兄兮”，这首诗中父子、母子、兄弟间的三次对话虽然简单，但“犹来无止”、“犹来无弃”、“犹来无死”深切叮嘱，其“父子兄弟相望之真情”[14]（卷一），足令全诗生出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其它篇章中如《邶风·泉水》写外嫁别国的女子思归，回忆起当年出嫁的时候：“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问我诸姑，遂及伯姊”，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大家族间的浓浓亲情。

三

    家庭伦理是道德生活的核心，个人道德之养成以家庭伦理为基础。尊老爱幼、赡养父母、兄弟友爱、夫妻和睦是家庭道德的伦理规范，以此来协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形成亲爱和睦的家庭氛围，从而缔造全社会的和谐。家庭亲情是生命存在的最基本形式，作为一个特定的生存空间，是个体身体与灵魂的栖居地。在中国文化中，家与国具有同构性，“‘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是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它的一切。”[19](P51)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家”是“国”的起点，“国”是“家”的扩大，从家庭、亲戚到乡党、同窗，从社团、族群到社会、国家，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以血缘亲情为主轴联结起来的，“家”不仅组织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而且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结构和价值指向；从个体来说，“事亲”又关联着自身的社会声誉与社会地位，所谓“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13]（P3295）因此，人伦亲情不但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而且是保持社会和谐安定减少纷扰的重要精神力量。作为一部最具奠基意义的文化典籍，《诗经》以形象而质朴的语言写出上古时代的浓浓亲情，体现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敬妇爱的人伦理想，并由此而形成爱国爱家的乡土情结，忧国忧民的思想意识，以孝为本的伦理观念，礼乐相配的文化制度，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对培育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精神，构建鲜明的民族性格，以及民族的融合统一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诗经》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渊薮，而且对中国文学而言也具有某种文化原型的意义，这是任何一部后代文学作品都无法与之相比拟的。“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20]（P65）血浓于水的亲情，形诸语言，协以音律，便成诗章。《诗经》以下，亲情诗不绝如缕，蔚为大观，历代以“思亲”、“省亲”为题的作品每每见诸载籍，脍炙人口，一曲“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把充盈于天地人间万物的伟大母（父）爱予以艺术定格，给万千儿女以强烈感染，给人间众生以亲情的滋养。不胜枚举的亲情佳作，凝结着丰富深厚美好淳真的至情至性，其中所体现的天伦亲情，“家”、“国”同构的伦理观，维系着国家与民族血脉的传承，维系着五千年中华文化的辉煌，也构成了中国文学的华彩乐章。除直接在题材上开启后来的亲情诗外，《诗经》中一些有关人伦亲情的诗句、词汇，后来还变成典故、代称以及成语，在后世诗人的诗句中反复出现。如“凯风”、“寒泉”以喻母爱，“琴瑟”指夫妇（《郑风·女曰鸡鸣》），“脊令”或“鹡鸰”指兄弟（《小雅·常棣》），“渭阳之思”指对舅氏的思念（《秦风·渭阳》），伤父母辛劳则曰“哀哀”（《小雅·蓼莪》），祝夫妇和谐则曰“偕老”（《邶风·击鼓》、《郑风·女曰鸡鸣》、《鄘风·君子偕老》），说新婚则曰“于归”（《周南·桃夭》、《邶风·燕燕》）。这些都表明《诗经》中的亲情诗对后世的巨大影响 。此外，《诗经》中的比兴手法、美刺意识、复沓叠章的表现方式等，也为后世亲情诗创作所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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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于《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