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散文一经面世就成为文坛一大热点，虽然批评声不绝如缕，但读者众多，好评如潮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九十年代，余氏散文风行一时，其轰动效应在当代散文家中无人可比。面对余氏散文的热潮，我们不得不进行一番思考：这些散文究竟以什么力量轰动着读书界?余秋雨的文化魅力究竟在哪里? 对此人们也不同程度地论及到这个问题。但在这些分析和答案中，我认为余秋雨自己的分析和回答解决了实质性问题。他说：“想不到我做行政工作期间因做不成学问而陆续写的那些东西竟受到如此厚爱，仅《文化苦旅》在台湾一年之内就重印了十一次，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是一个清醒的人，知道这不是署了余秋雨三个字，而是标示着社会对某一文化态度的需要，而我恰巧碰到、迎合了这种需要。”①那么余秋雨在散文中究竟以什么样的文化态度满足了读者的心理需求?本文就其文化态度的基本内容、选择动机及现实意义给予分析探讨。
 
    一、以人类历史为价值坐标去对待各种文化现象
 
    长期以来，中国的价值判断、是非标准明显地受到民族的、政治的、地域的功利局限，在这种背景下，就特别需要出现一批具有人类价值坐标和国际文化视野的文化人。余秋雨以散文为载体昭示了他的文化态度，他说：“在我看来，现在的中国人特别需要寻找人类历史的整体坐标，以人类历史作为价值坐标去分析看到的各种文化现象。” ②《一个王朝的背影》，就用这样的文化坐标，深刻地批判了姓氏正统论和民族正统论。中国的姓氏正统论规定必须同族同姓继承王位，哪怕是昏君、懦夫、色鬼、精神失常者都是合法的继承者。而外族人若有觊觎，即使有一百条理由也站不住脚，真伪、正邪、忠奸由此划分。民族正统论视异族掌权为逆端，但作者明确指出汉族也有大量的污浊、昏聩和丑恶，他的统治者常常一再地把整个中国历史推向死角，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有可能做出超越汉族正统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未必是倒退。多少岁月里，汉人一提起满清王朝都有心理上的阻隔，但满族是中国的满族，清朝是中国的一部分，纵观全部中国古代史，清朝的皇帝在总体上是比较好的，而其中的康熙皇帝与唐太宗一样使我们现代汉族中国人感到骄傲。余秋雨对一直高卧在我们民族心殿上的集体无意识来个当头断喝，他否定“长城情结”，康熙皇帝不修长城而苦心经营避暑山庄“完全出自一代政治家的在精神上的强健。”振邦安民，与诸国修好则是康熙心中的“万里长城。”此外、作者还站在人类文明进化的角度去审视印第安现象。他认为我们有一千个理由谴责美国抢占了印第安人的家园，但印地安人拒绝接受现代文明将导致这个民族日趋萎缩。在《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这两本散文集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穿越人类历史而来的锐利的目光和价值判断。
    余秋雨的这一文化态度是如何形成的呢?作者归结为文革后的三年苦读，苦读原因是对当时学术界低层次论争的不满。他说：“我正式投入文化研究是在“文革”之后。当时学术界遇到大量关于观念的论争，我所在的戏剧界也是如此，动不动就有人问我：“你到底赞成哪一派?我认为他们把问题搞得太简单化，因此产生了怀疑。我用了三年时间，来研究人类两千年的思想流派，我想看看在那些问题上先哲们是如何回答的。”③于是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小村子里，作者从古希腊开始，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慢慢钻研下去，文史哲全在视野里，任何一个文化巨人都不放过：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的、莎士比亚、狄德罗、希勒、歌德、康德、黑格尔、伏尔泰、雨果……一路对话下来，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文化洗礼，终于形成了以人类历史为价值坐标去对待各种文化现象这一文化态度。中华文明缺乏人类整体关怀和终极关怀的命题，此外，中华文明好多价值系统构成的时间太长，空间太局限，这对中国文化的全球化十分不利。所以，余秋雨这一文化态度的选择，这一评判坐标的建立，为中国同世界的国际对话搭起了一个平台。
 
    二、用诚实的、理性的方法去进行历史文化的逻辑推演
 
    诚实就是凭着客观的事实依据，对错综复杂的事物作出尽可能公正的评判。理性则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和理论的高度，其判断具有历史的逻辑性和人生的逻辑性，定性适度，不随意拔高，也不随意贬损。余秋雨散文不同于以往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理性审美意识所支撑起的恢宏气度。他说：“对历史上的反面人物，我们应该重新给于一个逻辑的梳理，使他们有一个声辩空间去完成自己的逻辑推演过程。”④这需要一种文化气度、一种诚实的心灵。在《道士塔》中，面对挥霍敦煌文物的千古罪人王道士，余秋雨还是给他留下一定的申辩空间：“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全然背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那些掌管文化的朝中要员，那些管辖着敦煌一带的大小官员其责任恐怕要在王道士之上。历史上的秦桧是南宋奸臣，没有人为他说话，但余秋雨还是尽可能留出空间让他申辩。“有时人品低下、节操不好的文士也能写出一笔矫健温良的好字来，例如就我亲眼所见秦桧、蔡京的书法实在不差。”(《笔墨祭》)。这是历史应有的逻辑，因为秦桧不差的书法无论如何也不会反过来证明他是好人，同理我们也无法用他人品恶劣来证明他的书法差．对历史人物尤其是历史反面人物，不妨多从几个角度去想，过去我们往往从大的历史背景和大的历史走向去推理，而事实上，这事的起因更多的是因为小环境的恶化所致。譬如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与其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所虏有直接关系。因此，余秋雨说：“有没有可能在一个硬性的历史事件中，寻找到属于个体的软性理由。”⑤对于历史上的正面人物余秋雨并未因其声誉显赫而护其短。比如在散文《苏东坡突围》中，他特意提到苏东坡的好朋友沈括-——中国古代著名的科学家，也因妒嫉而陷害过苏东坡，他所检举的诗句，正是苏东坡分别时送给他的诗句。通过这件事，王安石称沈括是个不可接近的小人。当然余秋雨也声称在人格人品上的不可亲近并不影响我们对沈括科学成就的肯定。这就是余秋雨所倡导的理性精神，实事求是、功过分明。
    余秋雨为什么极力倡导诚实的理性这一文化态度呢?在他看来是因为其一、在我们的文化界对理性重视不够，有的命题，提出时很具理性，但是往前推进的过程中往往失度，其判断大受情绪的制约，缺乏理性的高度。其二、我们的生活里，容易有谣言传播，究其实也是理性没有普及所使然。带着现实的困惑，作者返身叩问康德大师，在灵魂与灵魂的沟通中，深得大师《纯粹理性批判》的精髓，使这一文化理念进一步得到了提纯。总之，余秋雨在散文中所持的这一文化态度，对长期以来中国情绪式的评判方式无疑给了一个有力的反拨。
 
    三、关注群体文化人格
 
    余秋雨之所以格外关注中国群体人格，是因为他对现实的人格层次和人格结构很不满意，他希望在群体人格大转型的过程中，能加进他的一份思考、一份建议，并通过散文载体，来体现他对中国群体人格的关注和思考。
    第一、揭示那些高贵而苦闷的灵魂，鞭笞历史上的卑鄙小人，以此探测中国群体人格的上限和下限的存在状态。余氏散文中所提到的屈原、陶渊明、李白、范仲淹、王国维等无疑都是具有“高贵而苦闷的灵魂”，不过着墨最多的是柳宗元(《柳侯祠》)、阮籍、嵇康(《遥远的绝响》)、苏东坡(《苏东坡突围》)。但无论用墨的轻重都表现出这些文人在任何屈辱险恶的环境中都不变节的文化良知，同时作者也不掩饰在强权专制下，中国历代文化精英相对脆弱的个体生命和弱势的生存状态，例如他们中有的被杀，有的自杀，有的郁闷而死，有的忍辱而活……所以知识分子在保持自我人格的同时，又如何增强这个文化群体同各种恶势力相抗衡的能力是作者一直所思考的问题。余秋雨在散文中，还描写了一群“小人”形象，这是和上限人格相对应的下限人格。舒直、李定、王圭(《苏东坡突围》)。这些皇帝身边的小人围攻诬陷苏东坡，致使他被贬流放。《历史的暗角》、《谈“小人”》专门剖析了小人这一群体人格丑恶嘴脸，提醒人们如何防范小人、消解小人。余秋雨认为高层文化人格被损耗，下层文化人格活跃是很常见的悲哀的事。所以，探讨中国群体人格结构的上限和下限对优化中国群体人格、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二、探索科举制对民族心态及知识分子人格取向的影响。《十万进士》洋洋数万言对科举制的兴衰利弊及对中国人尤其是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塑造作了全方位的审视。作者认为科举制最大的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氏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开放，无论贫富贵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选拔上来，但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使人们把家族的荣辱、个人的成败全部押在能否金榜题名这个独木桥上，所以苦读、及第、做官、光宗耀祖成了人人所选择的最佳的人生走向，由此形成了中国官本位的民众心态和古代知识分子独特的人生景观、价值取向。余秋雨认为科举制要远比先秦诸子学说更强悍地决定着他们的人格形成。那些学子们一旦及第而且仕途通达，便失落了文化本位，淡化了文人良知，而吟咏便成了一种消遣，一种点缀。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上也是无足观的，但如果落第、遭贬且怀才不遇的诗人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所以科举取士的成败得失便形成了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悖论，即亲近政治又蔑视权贵、愤世嫉俗又标榜与世无争。这种人格遗传在当代知识分子身上时有体现。因此余秋雨说：“科举制度我觉得它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塑造”。⑥
    第三、关注地域群落的生存状态。中华民族根深叶茂，诸多的历史文化因素，形成了诸多的居住群体，这些群落既有共性、又有差异，余秋雨非常关注这些群体间的差异。《上海人》入木三分地剖析了这一特殊群落的文化性格：个性上的自由追求和文化上的兼容并存、平等开放的国际交往心态、过分对实际利益的精明估算、始终处于第二线的职员心态，同时作者更加关注如何调整上海人的人格结构，使其突破职员心态的束缚，不仅具有国际视野，而且还要具有大将风范及纵横世界的气概，从而使上海人的人格走向更自由、更强健、更浩大。另外《五城记》、《江南小镇》、《抱朴山西》等通过对地域文化景观的描述，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各个群落的人格特征、价值取向。《华语情结》、《漂泊者们》则把笔触伸向海外游子群落，诉说了他们在异国他乡的孤独、无奈、尴尬的艰难处境和永远割不断的中国情结。海外华人把整个民族几个世纪来的屈辱和萎靡驮着、背着行走在西方的闹市上，走出一条勉强可以跨步的人生路，现代的喧嚣和故家邦国构成两种相反方向的磁力拉扯着他们。拉得他们步履踉跄、心神不定，最终成为中华民族一个怪异的群落。
    余秋雨关注群体文化人格这一文化态度无论对扭转散文的走向，还是健全民族人格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其一、传统散文一向注重表现自我生活空间和精神寻觅。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散文创作，出于对五、六十年代散文政治抒情取代个人抒情的反拨，对个体灵魂的张扬又进一步推向深入，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后期，“新潮散文”的加盟又把散文的“向内转”推向极致，一时间，表现自我感觉、梦幻、意识流等内心体验成为散文创作的主流，散文的社会功能日趋弱化。在这种背景下，余秋雨散文对群体人格的关注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使散文创作从自家小院走向了中国大地，走向了历史文化。其二、中国先哲们重视集体利益，强调个体向群体高度认同。由此形成了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群体价值取向和心理品行。但一直面临的问题是我们的文化人格等级不明显，文痞和大师以同一种形态出现，高层文化人格被耗损，低层文化人格活跃，从而影响了高层文化人格的塑造。余秋雨对群体人格的关注和研究，对调整民族的人格结构、塑造健全而响亮的民族形象具有积极的作用
 
    四、关注处于隐秘状态的文化现象
 
    隐秘文化是与显性文化相对而言的，它多指过去曾是主流文化，但随着历史的流变，逐渐被挤向文化的边缘，甚至被历史的尘土掩埋得不见踪影，使后来人知之甚少，可一旦拨开尘封的厚土，你会惊讶地发现现代人的思维观念及物态化的生命本体与之有着割不断的血脉相连。所以要揭示人类文明的精神实质，哪能置隐态文化而不顾呢?文化史学者余秋雨也许正是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才不畏劳苦与艰险跋涉于千山万水之间，去考察那些过去曾经流光溢彩、显赫一时而今已成为废墟的文化遗址，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文化苦旅。
    余秋雨真正开始他文化考察的第一站是安徽贵池山区的傩戏的演出地。那是1987年的寒冬腊月，作者为了对傩戏进行实地考察，跋山涉水，一路风尘，一路劳顿，终于目睹了作为活化石存世至今的傩戏的演出实况，后来写出了散文《贵池傩》。傩的普通意义是指人们在特定季节驱逐疫鬼的祭仪。在汉代，一次傩祭是牵动朝野上下的全民性活动，主持者和演出者数以百计，皇帝、大臣、一般官员都要观看，市井百姓也允许参加。宋代，一次这样的活动已有.....以上参加，观看时山呼海动。明代，傩戏演出时竟出现过万余人齐声呐喊的场面。而今傩戏几近绝迹，傩字也进入生僻字的行列，说不定哪一天会从现代青年知识的词典里消失。余秋雨之所以对傩文化特别关注，是因为傩祭傩戏中，却有许多东西可以追索到我们古老的灵魂，而且其中潜伏着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几个侧面。所以作者说：“要触摸中华民族精神史，我们哪能置傩于不顾呢?”除此之外，《白莲洞》、《寂寞天柱山》《抱愧山西》、《狼山脚下》、《牌坊》、《流放者的土地》、《脆弱的都城》等都从不同方位揭示了处于隐秘状态的中国文化。余秋雨声明他关注隐态文化绝不是去为了猎奇，而是想想中国人格和心理的组合状态，看看我们社会现实千丝万缕地和这些文化有着多么深的契合。
    余秋雨在关注本土隐态文化的同时，还以极大的热情挖掘亚洲其他民族的隐秘文化。《这里真安静》聚焦的是日本人的一个隐秘的墓地，它位于新加坡一个偏僻的地方，许多新加坡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侵略东南亚的日本“皇军”和军妓骨灰的埋葬地。这个一度把亚洲搅得晕晕乎乎的民族将自己的眉艳和残暴挥洒到如此遥远的地方，然后又在这里划下了一个悲剧的句号。多少倩笑和呐喊，多少脂粉和鲜血，终于都哑然了，凝结了，凝结成一个角落，凝结成一种躲避，躲避着人群，躲避着历史，只怀抱着羞愧和罪名，不声不响，也不愿让人靠近。作者凭借自己丰厚的历史资料和深厚的史学功底，从日军的坟墓中挖掘出几堆日本史，几堆南洋史，几堆风流史，几堆侵略史。
    从新千年始，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重心转向了对世界古文明的现代形态的实地考察。《千年一叹》散文集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从希腊、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直到印度、尼泊尔的考察历程，几乎囊括了人类早慧的文明古国。他们的文明曾与中华文明一起辉煌过，辉煌的程度一点也不比中华文明差，但在今天都已衰落，无一例外。昔日的辉煌已被历史的风雨侵蚀得黯然失色、面目全非，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供后人凭吊。《行者无疆》散文集的主旨则是专门对欧洲古文明遗址的寻访考察，所以余秋雨每到一处，多是避开繁华热闹之地，寻访古堡、神殿、陋巷、陵墓这些处于隐秘状态的文化废墟，以此探究文明兴衰的原由，引发对人类命运的思考。
    探究处于隐秘状态文化的实质是用实证精神考察和研究本土和域外的各种文化现象，余秋雨的这一尝试，对探讨中西文化的深层意义无疑具有示范作用。对散落在民间的本土文化，中国的文化人很少涉足，更不用说去实地考察世界文化。博览群书的学者们，关心的只是书面文化，仅仅有那么两个人稍有提及，如王国维，又因时代关系，他很难到各地走走，他的文化探索缺少深度和广度。所以，余秋雨对中西深层文化异常关注的文化情怀是难能可贵的，是值得发扬光大的。
 
       余秋雨在散文中表现出的文化态度和文化关怀所形成的正面影响是值得肯定的，同时他所采用的传播手段也极具有效性与普及性，他借用散文这种富有亲合力的交流方式与读者沟通，把学理融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并以侃侃而谈的文风赢得了世俗社会的厚爱，从而沟通了雅和俗相距遥远的美学层面。但其文化态度的局限性也是不容置疑的，他的散文缺乏传统知识分子的自我解剖精神和抨击时弊的勇气，其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注释：①②③④⑤⑥周岩森《余先生的自我表白》，《文论报》1995.1.15

(本文发表于《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作者简介：王萍，女，一九六二年生，河南许昌人，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