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与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经验与启示

郑素侠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作为公共信息的传播渠道和社会舆情的建构工具，大众传媒理应为实现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大体平衡、帮助弱势群体实现利益表达做出努力。本文探讨了西方媒体在帮助弱势群体实现利益表达方面的做法与经验，如运用参与式方法，教穷人学会主动表达；改变报道视角，认真倾听来自弱势群体的声音；在报道策划中注重与社区互动，动员全社会参与等，以期对我国媒体如何报道弱势群体提供启发与借鉴。

 

关键词：西方媒体；弱势群体；利益表达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想（2011）06-0184-03

 

在西方国家，构成弱势群体的主要成员为低收入群体（在西方媒体中被称为“穷人”（people experiencing poverty）），如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或者失业工人等，这些低收入群体多数受教育程度不高，且工作环境恶劣，工作报酬较低，常与酗酒、吸毒、盗窃等越轨行为联系在一起。由于处于社会底层，这类群体常被排斥在社会主流价值之外，由此造成贫富阶层之间的积怨与对立[1]。

 

 

为了缓和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西方国家多通过法律手段来建立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保障他们能够享受到公共福利。但西方国家同时也意识到，大众传媒作为话语建构的强大工具，已经成为平衡社会矛盾、缓和阶层关系的一个非制度化的途径。在帮助弱势群体实现利益表达方面，西方媒体的主要做法有：运用参与式方法，教穷人学会主动表达；改变报道视角，认真倾听来自弱势群体的声音；在报道策划中注重与社区互动，动员全社会参与。本文对西方媒体的这些做法及经验进行总结，以期为我国媒体如何报道弱势群体提供经验与启示。

 

一、参与式方法的运用：教穷人学会主动表达

“参与式方法”及其相关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社会学界。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一些主要的援助机构如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的极力倡导下，“参与式发展”在全世界范围内蓬勃开展，参与式发展的领域亦从最早的农业、林业逐渐扩展到卫生保健、妇女、供水、教育等领域。作为对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传统发展理论的反思与批判，参与式发展理论是一种微观发展理论，它强调尊重差异、平等协商，在“外来者”的协助下，通过社区成员积极、主动的广泛参与，实现社区可持续的、有效益的发展，使社区成员能够共享发展的成果[2]。在参与式方法中，通过动员所有相关个体作为决策者参与到每一个过程中，并充分参与决策，各负其责，个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得到充分发挥，个人的发展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得到强化，从而实现“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

上世纪90年代末，由世界银行贫困问题研究小组开展的一项“参与式发展”课题曾在全球产生了深远影响。1999年，世界银行贫困问题研究小组在全球60个国家的60000多名贫困者中开展了一项大型的参与式研究——“与贫困人群对话”[3]。研究者认为，在解决贫困问题的活动中，穷人，而非援助者，应该成为活动的主体；让那些正在经历贫困的人们告诉未经历过的人们贫困是什么，通过穷人自己的声音直接反映他们生活的现实，比那些置身事外、隔岸观火，仅作出一些“专家”评论的研究更有益于贫困问题的解决。在研究报告中，穷人作为参与的主体，主要完成两方面的工作：（1）向人们讲述他们对贫困的切身体验，如他们的困难和最急迫的问题是什么?穷人们如何看待贫困和幸福?他们对于政府、市场和民间组织各项制度的体验是怎样的?等等；（2）参与扶贫方案的讨论与制订，以及实施过程中的方案执行和效果评估。通过这种参与式研究，贫困问题研究小组还发现了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如：穷人最需要的是获得资源的机会，而不是施舍；他们急切地呼吁能得到足够的而且是有保障的生存之道以及建立自己社区经济组织所需要的支持；穷人们要求我们倾听他们的声音并以他们的眼光来审视这个世界，等等。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将贫困问题与话语权的缺失、政治权力的匮乏，以及安全感和尊严感的丧失联系起来，为人们理解贫困问题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视角。该报告同时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贫困并解决这一问题，就应聆听那些正在经历贫困的人们的声音，并通过参与式方法与穷人一起来探讨贫困问题的解决之道。

在西方国家，为了帮助处于弱势的穷人学会通过媒体表达自己的声音，由媒体工作者倡导并参与的“参与式发展”项目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蓬勃开展。在政府的倡导下，由媒体工作者和志愿者共同组成的工作组有计划地在一些穷人聚居的地区开展活动，向穷人们讲解如何使用收音机、电视等收听/收看节目，如何使用电脑和访问网站；如何将身边发生的事情完整地记录下来讲述给媒体记者听，等等。通过这样的活动，不仅使穷人学会如何通过媒体获取生活和工作必须的信息，更重要的是，使穷人从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转变为主动思考、主动参与信息创造的个体，并学会如何通过媒体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发出自己的声音。

2005~2008年，由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资助、多家媒体参与的项目“Finding a Voice”在印度、印尼的斯里兰卡及尼泊尔共15个贫困人口聚居的社区开展，为实现媒体与贫困社区的互动、帮助穷人发出声音做出了努力[4]。如在向当地居民讲授如何完整地叙述身边发生的事情时，工作人员运用新闻学的相关知识，告诉他们，如果要把一件事情的起因、经过等讲述清楚，就要使用“5W”，即：事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当事人是谁？事件在何时、何地发生？你为何认为此事值得一讲？接着，工作人员还让当地居民就如下问题展开讨论：所讲的故事最容易引起哪类听众的兴趣？为了引起这类听众关注，讲述者应该强调哪些关键信息？等等。

除此之外，工作人员还在探讨如何通过媒体建立贫困社区与政府之间的有效沟通作出了努力[5]。在尼泊尔的蓝毗尼（Lumbini），工作人员通过走访发现，当地居民对政府的一项世界文化遗址开发工程十分不满，认为该工程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且政府没有兑现诺言，给予他们合理的赔偿。工作人员经过分析认为，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紧张，是由于双方缺乏沟通所致。2007年初工作人员开始通过走访和问卷调查的方式征集当地居民的意见与想法，如世界遗产开发项目对你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你对政府有什么要求？等等，工作人员使用便携式录音机收集当地居民的意见，并向居民讲授如何利用音频编辑软件进行后期制作，如添加画外音等。通过与当地广播电台协调，工作人员在电台开播了一档节目，将制作的内容在节目中播放，并号召人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其中既有来自当地居民的声音，也有来自媒体和一些专家的看法。

节目播出后，政府立即在当地社区中进行了有关世界文化遗产工程的宣传，如该开展项目的重要性，可能为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带来好处等。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动员当地居民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参与到此项目建设中来。

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召集当地居民讨论：就这个活动而言，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人们的回答包括：

●节目中，关于本地居民的声音剪辑应该做得再好些，应该再清晰些，以使节目显得更为专业。

●本次讨论仅限于世界遗产工程事件，以后可将讨论的话题扩展至其他与公共利益有关的社会议题。

●关于社区发展的事务，亦应列入以后讨论的议题。

●节目播出时间不应仅限于每周一次。

●不仅仅为了解决社会问题，亦应努力发现潜存的问题。

通过这样的讨论，不仅让社区居民学会如何表达自我、发表见解，亦培养他们主动参与的主人翁意识，并充分发挥他们在决策中的作用。

二、报道视角的选择：倾听来自穷人的声音

公众对贫困现象与贫困问题的有限了解，多来自媒体的报道；媒体的报道建构了人们关于贫困的认知。如何改变人们对贫困问题的有限认知，动员人们积极参与到反贫困中来，同样需要媒体做出努力。对于媒体记者来说，最有说服力、最能给受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报道，莫过于让当事人站出来说话，让当事人讲述自己的经历、看法和感受，而非仅仅援引所谓的专家观点或统计数据。因为相对于其他人来说，正在遭受贫困折磨的人们对贫困的感受最为真切，他们的讲述最有可能引起公众的共鸣。

如美国奥伦杰县的地方报《The Orange Country》记者莎莉和安德森于1998年在完成特别报道《汽车旅馆的孩子们》的过程中，他们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些汽车小旅馆附近宿营，与孩子们聊天，以获得孩子们及其父母的信任。报道大量引用这些孩子们自己话，向公众描述了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孩子们在满是蟑螂和跳蚤的破旧旅馆里的艰难生活[6]：由于经常搬家，他们没法上学读书；日常生活中，他们要尽力为自己创造一个私人空间以避免周围的嘈杂；没有玩具，他们常常去垃圾箱里捡富人们搬家时扔掉的玩具……。报道中这样描写孩子们的饥饿：

克里斯蒂娜说：“妈妈没钱给我买早餐，我好饿。”

鲍比说：“卖面包的大叔什么时候来？”

埃韦尔摇晃着妈咪的臂膀哭着：“我要炸玉米饼，我要炸玉米饼……”

《汽车旅馆的孩子们》一文没有给予政府官员机会以辩解他们本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因为它几乎没有引用政府官员、社会工作者或房屋管理部门官员的话语，而是把所有的表达机会都给了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孩子们。

作为西方新闻界的一项最高荣誉，普利策新闻奖多将奖项颁给以社会底层作为报道视角来反映现实问题的新闻作品。较早的获奖作品中，如1986年的特稿奖作品《土地上的生活：一个美国农场家庭》，就是一篇以农场工人作为报道视角，以小见大地揭示19世纪晚期美国农业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就的过程中，持续二三十年的农业危机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与冲击。该作品由5篇系列报道组成，按时间顺序记录了美国一农户一年来的春耕秋种，展现了美国农场在经济萧条下的困顿与惨淡。在这篇反映农业危机的报道中，作者没有罗列数字和专家观点，更没有给政府官员或相关部门任何的笔墨，而是着力描写农场主人四季的生活和工作，以及农场主人的担忧、迷茫、不满及无奈，以揭示出农业危机对底层穷人所产生的冲击[7]：

“世界上有些地方5英亩土地就可以养活一个家庭。而生活在上帝赐予人类的1000亩肥沃的土地上的人们无论多么辛苦地工作都无法养活家人时，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拉默斯说：“工作很光荣。它是一件光荣的事。但如果人们怎么努力工作都无法生存时工作还有什么意思呢？圣经中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在土地上劳作却颗粒无收。最终他们的土地都被风吹走了。如果我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这里也会发生这种事情。”

仅仅工作是不够的，但本森夫妇在工作。

在灼热的阳光下，萨利—安妮本森在清除地里的加拿大蓟，虽然她带着草帽，脸仍被晒得通红；戴维·本森开着耕耘机驶过无垠的豆地，他五个小时只休息了一次。热风把尘土吹入他的眼睛、耳朵和牙齿……

在2003年普利策奖获奖作品中，《洛杉矶时报》获得3项普利策奖——国内报道奖、专题报道奖和专题摄影奖。其中专题报道奖由《洛杉矶时报》的记者索尼娅·纳萨里奥（Sonia Nazario）的系列报道《被天堂遗忘的孩子》（又名《恩里克的旅程》）获得。在该系列报道中，纳萨里奥讲述了一名来自洪都拉斯贫困地区的17岁男孩寻找移民到美国的母亲的艰辛历程，评委们认为这是“感人的独家报道”。

42岁的纳萨里奥跑了多年的都市社会新闻，她很久以前就开始接触恩里克母子这样的来自拉丁美洲的偷渡客，了解到非法移民潮背后一个个破碎家庭的悲欢离合。

在长达5个月的采访中，纳萨里奥和洛杉矶时报摄影记者唐·巴特雷蒂沿着偷渡者的路线穿越了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国境和墨西哥31个省份中的13个，先后搭乘长途汽车、货车、油罐车、卡车，和偷渡客一样躲避沿途的检查站、警察和专门袭击偷渡客的匪帮。

两位记者在美国边境附近的墨西哥城市新拉雷多遇到恩里克，当时他正在第八次偷渡美国的途中。纳萨里奥对恩里克追踪采访了两周，待他成功潜入美国后，记者又多次前往母子两人所在的北卡罗莱纳州采访，从恩里克的描述中勾画出完整的偷渡路线。然后，两位记者奔赴恩里克的家乡洪都拉斯，从他的起点开始，一步步地重复他的偷渡实践。

最为牵动读者神经的，是纳萨里奥对恩里克的寻母经历进行的描述：……在这里讨饭可没人给，每天晚上，提着一桶水，拿着两块破布在饭店门口为人擦车，可是这生意不太好干，问几十个人才能有一个人擦，一天能挣30比索就很不错了，除去吃饭后就所剩无几了……为了能挣够给妈妈通电话的钱，恩里克在这里一待就是47天。5月19日，终于拨通了妈妈的电话。……5月28日晚上10点，在走过了19300多公里、度过了122个日日夜夜后，恩里克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妈妈。这个场景恩里克已经想象了1000遍，但还是觉得现实中的情景比想象中还好。

系列报道以恩里克精彩而又惊险的偷渡经历作为主线，报道了一个渴望母爱温暖的少年在穿越墨西哥的过程中，面临的黑帮追杀、警察敲诈、收押遣返等种种磨难。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他们在读这则系列报道时，感觉是在“读自己的故事”，因为他们或者他们的祖先都是从其它国家通过移民来到美国的——为了在这片新土地上找到更好的生活，他们经历过艰难的旅程，忍受过与家人的痛苦分离。或许正是这则新闻报道对美国人及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震撼与影响，2010年4月《被天堂遗忘的孩子》入选美国中学生课本。

三、与社区互动：引发全社会关注

政府的政策、新闻媒体的报道社会以及公众的认知共同形成了关于贫困的议题。在如何解决贫困问题上，除了政府及媒体的努力外，社会公众亦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动员公众参与到反贫困工作中来，是改变全社会对贫困问题与贫困阶层的刻板成见，促使全社会对贫困问题的严峻现实产生深刻认知的重要一步。

在与社区居民的互动上，西方媒体的做法主要是动员社区居民参与相关议题的讨论，号召全社会参与到反贫困工作中来。下面主要考察西方媒体以社区互动的方式报道穷人及贫困问题的三个经典案例，以此管窥西方媒体如何动员社区居民关注贫困并参与贫困议题的讨论，进而动员他们为反贫困运动贡献力量。

（1）“生活在嘈杂与混乱中的孩子们”

较早的与社区互动的新闻报道，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90年代。早在1993年底，美国一家地方报纸《代顿每日新闻》就派出记者对活跃在代顿地铁内的来自贫困家庭青少年犯罪问题进行了长达6个月的追踪报道。1994年4月份，在该报的社论版，报社主编呼吁：为了拯救我们的孩子，所有社会成员积极行动起来，建立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行动网络。同时在社论中，报社还向所有读者发出邀请，邀请读者就报道中所涉及的青少年犯罪问题展开以社区为基础的“圆桌讨论”。报社动用了6个编辑室的全体记者、编辑和摄像人员来组织这场大型的社区讨论，并就一些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为了吸引更多居民参与，报社还为参与者提供免费的皮萨饼。整个活动共组织了200个讨论小组，3000多位居民以及来自司法领域的专家们参加，参加者在活动结束后还就如何预防和解决贫困家庭青少年犯罪问题提出了对策和建议。1994年5月，报社将讨论结果刊登，当地的电视媒体也以特稿的形式播出相关报道。这次活动还促成了报社与当地的慈善机构——凯特林基金会的合作，两家机构计划为救助因贫困而犯罪的青少年做出持久的努力。

（2）“黑人与白人：我们可以融洽相处吗？”

1993年初，美国印第安纳州首府所在城市——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地方报纸《星报》针对当地的种族歧视问题策划了系列报道。报社首先委托当地一家调查机构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民意调查，获取了当地人对种族问题的态度与看法；接着报社就以下8个主题进行了系列报道：（1）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种族关系历史；（2）学校教育；（3）工作环境；（4）居住问题；（5）社交形态；（6）经济往来；（7）城市管理；（8）种族关系的未来。围绕每个主题，都配有记者采写的4~6个发生在读者身边的真实故事和大量生动的图片，同时配以民意调查的统计数据。

呼吁人们关注种族关系的议题，并鼓励人们积极寻找解决种族问题的方案，例如：如何有效促进黑人与白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如何解决黑人（穷人）的住房和工作问题等，是《星报》策划这组系列报道的初衷。

报道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系列报道一见报，就有读者通过热线电话表达自己对种族关系的看法。报道结束后，热线电话暂停，人们还是非常热情地通过报社的“读者反馈热线”表达自己的观点。根报社编辑人员Nichols介绍，报道结束后的4天内，共有600多人打进电话。为了考察报道效果，Nichols去社区走访，听到人们这样说：“我第2天与一位白人小伙子谈论这个话题了，而以前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读了报纸的报道后）我与这位黑人小伙子共进晚餐了。”Nichols总结说，对于白人来讲，或许他们看到的黑人（穷人）的生存境况令他们感到不舒服，但无论如何他们已经开始交流了，这比什么都重要。

（3）“贫困就在我们身边”

1998年，美国《圣保罗先驱报》成功地策划了一个关于“贫困就在我们身边”的系列报道。该系列报道持续7个月之久，主要关注美国明尼苏达州低收入群体的贫困问题，采访对象有没有子女照顾的孤寡老人，做家庭陪护每月收入不足1000美元的单亲家庭的父亲，在快餐店每天工作11小时的妇女，还有身体有疾病但迫于生计压力不得不外出工作的钟点工。该系列报道旨在告诉人们：在以前，造成贫困的原因是失业问题；而现在，即使政府为人们提供了很多工作机会，但仅靠这些工作却难以养活全家。

向读者讲述这些贫困者的故事，以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共鸣，并引发人们关于贫困问题的关注和讨论，是《圣保罗先驱报》策划这组系列报道的初衷。为此，报社采取了如下措施：（1）在网站上开辟了专门的论坛，让读者就自己身边的贫困现象展开讨论；（2）联系对贫困问题感兴趣的社会组织，共同探讨贫困问题；（3）组建社区行动小组，与志愿者组织合作，为他们的社区活动提供信息资源和联系慈善机构。（4）邀请多个社团组织参与由报社主办的座谈会，就一些社区工作进行讨论，提出具体实施思路和操作办法。

该系列报道共吸引了约2500人参与正式或非正式的讨论，将贫困问题变成一个全社会关注的公共议题，并从中收集到大量有价值的、来自民间的反贫困建议与策略。

四、经验与启示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低收入群体构成的弱势阶层与拥有较高经济社会地位的强势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社会地位的悬殊，以及由此造成的利益分配失衡，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基于以上对西方媒体如何报道弱势群体，以及如何实现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考察，结合我国当今的社会现实，笔者认为西方媒体的以下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教弱势群体学会如何表达。弱势群体的共同特征，是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及文化教育程度均较低。较低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他们进行表达的机会与可能；较低的文化教育程度，使得他们在想要表达时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方法，或者不知道如何去表达。西方媒体与志愿者或公益组织合作开展的“参与式扶贫”活动，其目的就是教贫困群体学会如何表达——如何使用媒体，如何向媒体记者完整地讲述一件事情，如何参与媒体节目，向媒体反馈自己的想法等等。“参与式方法”的要旨在于培养弱势群体主动表达、主动参与的意识与能力，这与当前我们倡导的“媒介素养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处。

第二，学会倾听来自弱势群体的声音。在报道有关弱势群体的议题时，弱势群体应该成为新闻报道的主体；弱势群体的经历与遭遇，以及他们的声音，而非政府官员或专家们隔岸观火式的发言，应该成为媒体记者进行新闻报道时的视角选择。因为作为当事人，弱势群体的亲身体验最接近问题的真相，他们的感同身受最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而在我国当前的媒体实践中，对弱势群体“送温暖”的政绩报道较多，以弱势群体为报道视角、让弱势群体站出来说话、从弱势群体自身经历切入的报道少之又少。这一点，已经为诸多实证研究所证实，如即使像《人民日报》这样的国家级权威大报，其关于民工报道的新闻线索来源主要是官方和意见领袖，而作为报道主体的农民工不到新闻信息来源的20%[8]；以“深入成就深度”而著称的《南方周末》，其对农民工的话语建构，亦主要通过文化或政治精英来“代农民工立言”[9]。众多关于农民工议题的新闻报道中充斥着政府、官员和专家的叙述和论断，农民工的声音却难以通过媒介表达。

第三，不仅仅报道新闻，还应让新闻与居民互动。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境况及权利维护问题，不仅仅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亦是全社会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因此，改变人们对弱势群体的刻板成见，并动员他们参与到帮助弱势群体的行动中来，是西方媒体与社区居民互动的初衷。在这方面，我国媒体做得远远不够。在新闻报道中与社区进行经常性的、持久性的互动，需要媒体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更需要我国媒体在新闻报道理念与方法上进行革新。

 

注释：

 摘译自2002年10月《洛杉矶时报》的系列报道：Enrique’s Journey。

《被天堂遗忘的孩子》书中的“媒体评论”，作者：爱德华•詹姆斯•奥尔莫斯（Edward James Olmos）。

 Civil Practices Network:http://www.cpn.org/topics/communication/dayton.html。

 Civil Practices Network::http://www.cpn.org/topics/communication/indiana.html。

 此部分内容由作者编译自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2001,Jaunary/feburary。

 

参考文献：

 

 

[1] Albert C. Gunther.Biased press or biased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media coverage of social groups[J].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92,36:147-167.

[2] Eileen O'Keefe BA ,Christine Hogg BA.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marginalized groups: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model.Faculty of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Studies[R]. University of North London,UK,1999.

[3] Jo Ann Tacchi. Voice and poverty[J].Media Development,2008,(1):12-16.

[4] Andrew Skuse, Joann Fildes, Jo Tacchi Kirsty Martin, et al. Poverty and Digital Inclusion: Preliminary Findings of Finding a Voice[R].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 Cultural Organization，2007.

[5] Jerry Watkins, Jo Ann Tacchi. Participatory Content Creation for Development: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R].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 Cultural Organization，2008.

[6] 马莉莉（编译）.贫困群体，美国媒体的一个报道主题[J].新闻实践，2002，（5）：63-64.

[7] [美]戴维•加洛克编.《普利策新闻奖（特稿卷）》[M].多人译/李彬校，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252。

[8] 王芳，刘海霞，李卓琳.大众传媒与农民工的关系研究——以人民日报对农民工的报道为例[J].开发研究，2007，（1）：46-48。

[9] 丰帆.我国媒体对“农民工”报道的内容分析与话语探讨[D].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本文发表于《河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