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终结成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直接动因。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呈现出了与苏联及东欧巨变完全不同的自身鲜明特征，它不仅使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同时也对社会发生变迁、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在政治领域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在现代化发展关键时期的不断深化和完善是改革的主要成果和显著特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有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理论探讨应该建立在对本土优秀传统文化认知基础上，这个认知基础就是必须区分东西方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此外，民族主义在中国现代化改革过程中发挥了整合全社会所有力量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作用，突破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观。
关键词： 本土化 认知 民族主义

Abstract:The failur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is the direct cause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The practice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which beings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tical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appears to have totally different features with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 Europe Great Change.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reform, diversity under the authority -principled system is the main result and an obvious feature of this reform. All the theory investig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ogni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requires people to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riental thinking methods and Western ones. Nationalism, not the so-called ‘Narrow Nationalism’, plays a great role in integrating the whole social forces aiming at the rejuvenation of China.

 
Key Words：Political science, Localization, Cognition, Reform and Opening up, Nationalism

1978年召开的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伟大改革开放政策的开端。从那时起的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深刻变革已经成为进入21世纪后举世瞩目的重大事情。这些变革无论从其形式还是内容来看都无不深刻烙上了中国本土化的显著特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理论是建立在对中国本土化认知基础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理论概括。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实现中国本土化的现代化思想愿望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就已经出现并从那时起延续了整整100多年，但是这种思想愿望的真正贯彻落实则是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需要强调的是，借鉴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而非其思想一直是改革开放前一些有识之士寻求中国本土化现代化道路的主要思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表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理念以及社会治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其中包括对人类进步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思想等都可以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合理地尝试并加以改造。其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这种尝试和改造的主要内容必须建立在对中国本土化全面认知基础上，如此才能借鉴和学习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先进经验。那么，如何理解对中国本土化的全面认知？具体说，对本土化的认知并不仅仅简单意味着认识中国的国情，更重要的是如何对本土化认知中的内核—— 政治、文化传统中优秀成果进行改造更新，从而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积累的先进经验做出理性的安排，这是改革开放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理论和实践的核心内容。本文对此将做以下探讨：

1．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
一般来讲，文化大革命是在党内领导层中富有远见的政治家领导下，与那些持极左路线的野心家、阴谋家进行坚决斗争而结束的。但是，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说，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现代化发展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失败。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经出现一系列严重问题（尽管在1974-1975年的短暂时间里邓小平虽然尝试着全面调整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努力，但这种努力却遭遇到了极大阻力）。其中，政治上的极左路线和经济发展的近乎停滞使得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人们的思想变得盲从而无主见。显而易见的是，经济领域里农业产量的急剧下降、社会物质的严重匮乏、人民群众的极度贫穷和农村接连不断出现的潜在的改革要求以及党内部分精英关于现代化发展的争论等导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最终结束。实际上，毛泽东一生所追求的就是实现中国本土化的现代化，其现代化思想渊源于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 毛泽东把三人的现代化思想蓝图结合在了一起，从康有为那里他接受了乌托邦的思想理念，并吸收了梁启超关于专制主义国家思想和孙中山的民族独立、底层改革及强制教育的思想。他在三个方面对这些思想进行了补充：思想意识的动员和变革（通过政治运动）、作为历史发展动机的阶级斗争思想和社会军事化。毛泽东的这种现代化思想可以被看作是对“圣像”的破坏 ， 因为这种思想在当时提出了改造旧中国的要求 。“自力更生”、“不破不立”一直是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建新中国的指导思想，这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对国外先进经验的借鉴，也忽视了深深植根于中国本土的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也就不难理解他主导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思想根源了。
尽管如此，毛泽东所追求的中国本土化的现代化愿望最后仍然被邓小平去重新设计路线图。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初期，党内的最高领导人听不进一些抛弃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见和建议，使领导层中在关于未来发展路线、方针和政策等方面形成了真空，从而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混乱和困惑。显著的例子就是，他们拒绝给予农民自由发展的空间。于是一些地方的农民便像在20世纪50年代那样开始采取自发的本能的行动：在中部和南部的贫困地区土地被悄悄地被承包给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实行后来政策上正式允许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党的领导层了解到农民土地使用权这一划时代变革的情况时，党内高层引起了关于“农村经济改革”的激烈争论，于是文化大革命理论在领导层思想观念中也宣告彻底结束。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便是给成千上万的以广大老干部为主体的“政治犯”以及“阶级敌人”、“右派”、知识分子进行平反并且恢复名誉。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较大的政策调整就是：在经济上不再割所谓的“资本主义尾巴”并逐渐开始提倡多元化经济成分的存在，允许私营经济体雇佣劳动工人（最初对雇佣人数有明确的限制，后来这种限制被废除），同时对国外和世界市场进行开放；恢复并进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的法制建设；给老百姓提供相对宽松的言论空间和社会活动环境。也就是说，必须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那就是党和国家利用专政机器对社会生活无所不在的控制。文化大革命同时也提供了另外一个教训，即：革命不能作为社会变革的日常工具，现代化的实现虽然要走本土化道路，但是离不开与世界市场经济的接轨与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一场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以改革开放为主要实施手段的革命代替了另外一个从战略上不利于或者说从理论和实践上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战略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2．中国特色变革发展过程中的本土化特征
中国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不仅经济领域相对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和政治生活领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与东欧和原苏联发生的巨变是不一样的，这是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变化。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创伤使精英分子和人民群众在变革中发挥了作用，同时也削弱了旧的精英分子和反对改革者的力量。但是在政治精英分子和人民群众中间仍然害怕政治的动荡不安，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由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政治动荡总是和乱七八糟的无序状态相联系。
另外，在东欧和原苏联发生巨变的重要前提下，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却在稳步推进，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区别于苏东巨变的重要特征。从历史角度进一步观察和思考，在传统政治文化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中国特色改革开放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实践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19世纪西方列强用武力强行打开中国大门及由此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集体创伤和作为这种创伤的结果导致19世纪40年代以后开始进行的关于现代化的讨论，其中20世纪头二十年中有关科学（赛先生）和民主（德先生）的讨论和呼吁最具代表性和启发性；
（2）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形成了中国革命及其领导主体——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特征。这种特征不仅仅是影响到了要寻找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而且这种发展首先必须依靠全民族的各阶层精英，因为这些精英有使中国走上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和强国道路的愿望；
（3）不是通过国外的——特别是原苏联的革命输出，而是由“土生土长”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以此夺取民主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起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基础的国家政权机器，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宣告了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屈辱的时代一去不再复返；
（4）寻求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而非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可供照搬的主要模式有：建国初期是原苏联模式，改革开放以后是西方走过的现代化道路）。从更深层次讲，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战略、20世纪50年代末期当时的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对中国的“断奶”、“大跃进”或文化大革命等都必须作为这种内生的过程来理解。另外与东欧国家相比，中国自古以来的主权独立及自我发展的传统从未在根本上受到过挑战，因此没必要照搬外国现成的“模式”；
（5）另外，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像原苏联那样强制剥夺农民的权利。在中国，集体化运动(1957年,1961-1962年,1975-1978年)在社会底层——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总是遭遇阻力。这种国家和农民之间持续的紧张和冲突最终以农民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的“胜利”(农村经济改革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国范围内的实行)而告终；
（6）左倾冒进的大跃进建设发展战略及文化大革命的创伤对精英分子和人民群众提供了反面的经验并导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现代化建设路线的终止及改革开放政策的最终确立和实施。改革开放前持续的政治斗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党内有关的高层领导强烈地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对党和国家进行经济和制度上的改革。因此党的领导层逐渐达成共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不能再重演了；
（7）文化大革命中极端左派中的激进者和反对改革者，分批失去了在权力结构中的领导地位，这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奠定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基础。从此，发展经济和改革党的领导体制特别是废除领导干部的终身制成为人心所向。不仅如此，人们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一种新的变革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8）本土化的社会文化因素(如主导改革的精英分子的存在以及特殊的经济心理学和企业文化)为改革开放的实行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将中国传统的本土化文化称之为一体多元的中华文化，这种文化的典型特征就是对“和合”文化的仰赖。其中“和”指和谐、和睦、和善等；“合”指汇合、联合、融合等。和合概念与和合文化是在对中国本土化认知基础上独创的精神财富和文化传统，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在历史传统中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任何相对独立的利益主题都必须服从国家和民族发展战略的整体利益；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及社会的良性循环关系，最终实现人的自身价值。 [①]
以上这些因素使得中国有可能走上使它与原苏联及东欧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并且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经济改革的成功，而且这种成功是在没有引起经济或政治动荡前提下取得的。可以说，这是一种在没有诱发大的社会动荡情况下进行史无前例的变革而在短时间内取得成就的成功范式。这种改革的成功同时驳斥了一种观点，即：如果不废除一党主导下的威权体制，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尝试就会陷于失败。究其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改革是建立在对本土化进行全面认知基础之上的，即：既没有抛弃本土化中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或者闭关锁国，也没有将外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毫无区分地全盘拿来。
3．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和政治变化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现代化发展战略不仅使中国经济取得了惊人的发展，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使社会和政治走上变化之路。首先，经济的变化促使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形成；其次，人民群众对公共事务参与的渠道越来越广泛；再次，新的精英群体成分不断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具体来讲，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和政治领域发生核心的变化有如下几点：
（1）市场经济结构的形成。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计划经济体制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基本上由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市场成为了调节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指令性计划虽然在个别经济领域仍发挥作用，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市场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影响成为中国经济成功融入世界经济发展轨道的助推器；
（2）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其中，私营经济的迅猛发展成为了社会主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重要载体，特别是保护私有财产的规定在宪法中得到了明确的确认。三十年来，私营经济所发挥的经济效益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40%。 [②]
（3）新的社会阶层和精英分子的产生。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和精英分子试图通过各种渠道参与政策的决策过程中。而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的分化及各阶层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对于具体政策所持不同的政治态度和观点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值得一提的是，新社会阶层的政治态度及其价值趋向和判断必须经过一个漫长的时期才能基本确定，而这种政治态度和价值观趋向是发展和完善有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体制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
（4）政治的经济化。经济在政治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显著特征，它不仅意味着经济的发展绩效成为衡量官员政绩和选拔干部的重要指向标，同时也意味着那些在经济领域里成功的精英分子能够以他们的经济管理才能用来证明他们在政治和公共事务领域同样具有参与决策或治理的能力。很显然，这些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孕育了腐败滋生的土壤；
（5）价值观的变化。经济发展导致的不仅是现代化的变革和实践，而且也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进行转变。换句话说，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既包括了人们物质消费形式的变化，也包含了内在思维方式的变化。其中，多元化的思维模式提供了人们价值观变化和选择的基础性前提条件。对传统的背叛和继承及与现代的接轨成为思想领域价值观选择的矛盾点和结合点，而本土化思维模式和传统的思维定势决定了人们的思想及价值观念不可能从根本上背叛民族的优秀成分，同时外来思想意识的挑战也在诱惑着人们的心理认知；
（6）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不断产生和形成。毫无疑问，社会组织作为一个历史范畴首先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的结果。 其次，人们的私人财产权得到了法律保护，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需要更多的利益诉求渠道和机制，为了协调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中的关系，社会组织就应运而生。最后，市场经济机制本身的缺陷也为社会组织的诞生提供了必要性。在当代中国， 各类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部分中介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团队，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也为公民社会的孕育提供了必要的元素；
（7）农村居民的迁栖。城镇化的扩张和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是现代化的典型特征之一。其中，大量劳动工人的需求成为了必然。在中国农村，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为这种需求提供了天然的保障。这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股新的劳动力量——农民工。这些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民为了自身的发展以及家庭的团聚，他们很自然地将定居地从农村向城市迁徙。不仅如此，商业和贸易的发展也强烈地将那些世代以土地为生的农民眼光吸引到了城市。大量农民向城市的迁移一方面为城市的扩张提供了新鲜的人力资源，同时也严峻地考验着城市的接纳能力及综合应对能力。
4．需要澄清的问题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虽然走上了市场化（国外有学者称之为自由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但是在政治领域却没有足够的言论自由和人权保障及社会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广泛权利，特别是决策过程中的暗箱操作成为政治体制变迁的最大阻力。实际上，这种观点不仅忽略了中国政治领域的变化(政治上意识形态作用的淡化、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的事实、强调经济发展不能用意识形态衡量以及政治的经济化在形式上重于经济的政治目的等)，而且也忽略了社会和党内不断发展民主和建设有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体制的讨论和尝试。准确地讲，那种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的改革开放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的观点，不仅忽略了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理解和实现建立在对本土化认知基础上的现代化战略意图，而且也是对三十年来中国政治体制领域内发生变迁的严重忽视。产生这种错误观念的原因自然有许多，其中最为根本的就是中西方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华文化的核心就是和谐、和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天人合一”）；而西方文化则是寻求一个政府的存在来确保个人的自由与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他们强调人类征服自然，主张天人二分。不可否认，文化背景的差异直接影响着经济活动的方式、规模与层次。早在19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利用文化心理的变迁解释经济体制的演变。他首先强调西方新教的伦理思想孕育了勤奋、节欲、善于创造和积累财富的人文主义精神，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发挥它的高效率，取得工业文明的辉煌成就。他用同样的认识方法对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进行评述，认为正是由于儒家和道家的传统观念阻碍了中国工业文明思想的萌芽和产生，导致了中国没有能够走上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 [③]但是，实践证明：中国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一味模仿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而是在经济实践中不断摸索自己的道路。具体来说，中国经济领域的发展模式和政治文化传统对西方的民主、人权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提出了挑战。换句话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是注重权力分配以实现个人自由主义式的民主，而是强调权力集中以达到实现社会政治有序发展的目的；在经济增长与发展民主问题上，中国力求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有步骤、分阶段地逐步建立起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那种要求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同步现代化的观点一直在不断增强。现代化，成为越来越多政治和经济精英及知识分子讨论的话题。而这些话题与那些作为“不同政见者”所关注的是不同的，他们希望的现代化是将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都捆绑在一起并且全盘接受西方体制而完全抛弃本土化传统的全盘西化。不可讳言的是，只要共产党的统治不作为一个根本的问题提出来，这样的声音就会一直存在。但是，这种蛊惑人心的观点不会从根本上动摇符合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现代化战略。从总体上看，在有关当代中国现代化讨论中有如下几种不同的趋向：(1)剧烈型，要求中国发生剧烈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西化的现代化变化。那些所谓“不同政见者”代表了这样的观点。(2) 保守型，希望现代化和政治变化通过共产党和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进行自我改造完成，而将西方所有的东西都排除在外。(3) 传统型，希望走“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既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又继承和保留本土化中的优秀成分。(4)多元化型，他们希望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出现新兴的阶层，并且使得这些阶层中的精英分子能够有机会参与到决策和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中。多元化的过程，在不同现代化模式中也能表现出来，一党执政的威权体制下也可以实现多元化。二战以后，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并没有妨碍其国内和党内的多元化现象就是一个很好例子。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实践中也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在21世纪之初，中部的河南省有一个县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一个村在高新技术的基本领域只谋求走集体发展的道路而禁止发展私营经济；仅仅几公里之外的另一个村，其发展模式与此完全相反：所有的集体经济全部废除，全部的经济行为都是私营的。但是，由此不能说在中国大陆有两种制度，应该说在大陆有上千种差别细微的发展“模式”。一个事实是，这种现象在政治学文献中被认为是 非整合的 威权主义。
在当代中国有关现代化的讨论中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就是 民族主义。它应该包含着现代化和民族主义整合的功能：动员全社会并整合一切力量实现中华民族在全人类的复兴。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加快了自己内部的发展步伐。其中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结合在根本上不会有什么矛盾，尽管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如越南、朝鲜、老挝)一样在意识形态上必须坚持共产主义，但是也必须为自己民族的利益和现代化而考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共产党才强化了加快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因此，党必须作为民族利益的优秀代表而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国家的积极性，这成为了党内首要的基本共识。同样如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党的意识形态方针也有所变化：从革命性特征的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向有强烈民族特征的现代化意识形态转变，这种转变要求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和民族利益的有机统一。党的领导层事实上也清楚，无论实现民族目标(现代化)还是外交领域里的任何失败都是与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的，其结果都将导致党的领导能力受到质疑并面临严峻的突变形势。因此，党致力于把一些有关国家统一的敏感问题（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作为最高的民族利益来处理。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一方面坚决反对将这些问题国际化；另一方面，也避免这些问题被当作民族问题来处理；同时强化共产党作为民族利益代表合法化的特征。一旦统一（主权）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南中国海上的岛屿问题或针对西方的外交政策问题(尤其是美国)发生大的震荡，就有可能不仅导致外国的入侵，而且也会导致内部的政治压力(如谋求不同政见或西方思潮的泛滥)。
总之，尽管中国三十年来的发展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腐败问题一直在损害着党的领导形象，成为了广大人民群众不满的主要问题之一。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反腐败斗争不仅没有松懈，反而逐渐向纵深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著名学者——他们决不是“不同政见者”，呼吁解决这个问题要实行舆论自由、加强与民主党派的合作、更多的司法公正和范围广泛的公平选举。此外还有大量负债的国有企业、大量的群体性事件——特别是农村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的下岗贫困人员、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不断增加的刑事犯罪等，都是必须面临的严峻问题。在对中国的发展进行评价时，如果把产生这些问题的背景仅仅归结为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结果，显然这种思维逻辑是不尽全面和科学的。从总体上讲，尽管中国三十年来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但它还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仍像以往那样期待着能够尽早实现。无庸置疑的是，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不仅是光明的，而且其前景选择的余地也是多方面的。

[①] 参见沈福伟著：《西方文化与中国》，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第 1224 页。
[②] [②] 参见中国网：《私营企业主阶层：成长过程中的政治参与》，2008年4月2日，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zhuanti/08zgshxs/2008-04/02/content_14124983_2.htm，2008年4月2日。
[③] [③] 参见沈福伟著：《西方文化与中国》，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221-1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