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对那些特殊年代的经济报道做出怎样的概括和评说，其最本质的原因还是在于受制于政治的需求，如是，经济报道的目的完全倾斜于宣传的导向，旨在上对下政令的传达，或者树立各级领导者“良好的”政治形象。受制于政治的需求以及传播价值取向（宣传）的单一化，使得经济报道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脱离政治的视角来操作，而极“左”时代充满了“假、大、空”的政治术语、流淌着浓厚说教味的“浮夸” 报道，则政治领域的狂热运动在经济报道领域的反映。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著名的文章《郑州卫星社坐上了卫星，五亩小麦亩产2105斤》，紧随其后的《红光赶超卫星，小麦亩产3605斤／永胜胜过红光，亩产3664斤》、《青海小麦亩产8585斤》等报道掀起了中国新闻史上的‘浮夸风’。随后，花生、茶叶、棉花超产的经济报道四处开花，大量虚假经济新闻被炮制出来。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经济报道讲究实用，热衷为人们克服经济、生活困难提供方法。如报纸津津乐道于《一斤油炸出五十一斤油条》以及如何做好红薯、窝头等。还有‘以钢为纲’的宣传，如《破釜沉舟全力以赴，9月破万吨，10月过两万，河北力争生铁扶摇直上》，以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醒目标题放在显眼版位”。[6]诸如此类的“浮夸”报道被史学家赋予一个荒诞的称谓“真实地记录着虚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