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软实力传播过程中的输出性与渗透性研究——以孔子学院为例
周宇豪
摘要：孔子学院作为语言教育和文化交流的平台，其担负的重要使命就是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种传播不是“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的渗透，而是文化作为软实力重要组成因素的自觉输出及合理渗透。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魅力在于其不断促使人类追求善的力量和不同理想、观念、价值、传统等所形成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处及相互交融。
关键词： 软实力；文化；输出性；渗透性.
A Study Of The Output Force And Penetration Of Culture As Softpower
—A Analysis Of The Core Valu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Spread By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Zhou Yuhao
From: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hoo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Abstract:As Confucius Institute is a platform for language educ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its important mission is to undertake an heritage to transmit the core valu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spread is not "ideology" or "political system" penetration, but an active output and a reasonable penetration amid culture as an important compenentive factor of soft power. The char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uch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re values “precious harmony”and “hamony but not sameness” lies in it stimulates human to keep a constant pursuit of good ,and a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mutual integ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formed by different ideals, ideas, values, traditions.
Key words: Soft power; Culture; Output Force;Penatration.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传播和相互交融成为人类文明不断扬弃的基础和内在动力，而文化传播过程中呈现出的重要特征就是输出性和渗透性。无论何种文化，如果没有输出性与渗透性，就不可能在人类历史中得以有效的延续和发展。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了以儒家为内核，道教、佛教等不同文化表现形态为补充的反映中华民族特质和风貌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文化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不仅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世界上不同种族、肤色和语言的人们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重要思想理念。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孔子学院既是语言教育和文化交流的平台，也是公共外交中塑造“中国形象”的重要名片。国外特别是西方有关中国形象的研究与其所处的不同的文化发展阶段有着密切关系，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关于中国财富的种种传说和猜测，还是近代有关中国政治专制、经济停滞、社会无序、民族萎靡的论述，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他们以“本我”为核心的文化传统之上。近年来，孔子学院在国外的发展不仅为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系统、全面、客观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可能性，而且也已经成为普通公众了解和认知中国的重要渠道和窗口。孔子学院作为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地，它对于加强中国文化的输出力与渗透力以及提升中国软实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此，以下问题将成为本文研究和探讨的重点：(1)软实力与文化间的关系及作为软实力的文化因素所呈现出的典型特征；（2）作为文化品牌的孔子学院的主要特征；（3）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涵及其历史的、哲学的根源和现实意义；（4）传播学院视域下孔子学院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
一． 软实力中的文化因素及其输出性和渗透性
（一）软实力与文化间的关系
软实力作为当今世界民族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战略性作用的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性因素。国家软实力与民族国家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具有鲜明自身特色的传统文化及受这种文化影响积淀而成的民族精神风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就是说，文化是构成现代民族国家综合国力重要组成部分的软实力的资源基础及决定国家凝聚力强弱、反映民族精神状态的重要因素，其中合法性是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播的必要前提，也是构成软实力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在现代民族国家竞争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则是政治、经济或军事手段所无可比拟的，特别是在当下传播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时代更是如此。事实上，早在 1938 年，查里德·帕蒂针对美国充当世界领袖的梦想明确地指出：“政治渗透带有强制接受的烙印，经济渗透被谴责为自私和强制，只有文化合作才意味着思想交流和无拘无束。”
国家软实力的强弱与其民族文化品质的优劣及这种文化的输出力和渗透力之间存在着辨证统一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一方面，由于文化对民族的价值体系构建发挥重要的影响作用，所以一个国家的政治传统、行为方式及国民整体精神状态等软实力与其长期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有着难以割舍的密切关系。美国人类学家Ruth Benedict认为，“一种文化就如一个人，是一种或多或少一贯的思想和行动的模式。各种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特征性目的，它们并不必然为其他类型的社会共有。各个民族的人民都遵照这些文化目的，一步步强化自己的经验，并根据这些文化凝聚力的紧密程度，相应地给各种异质的行为越来越采取融会贯通的形态”（《文化模式》，1934）。一个国家如果有较好的传统文化体系并且这种文化体系对人类的文明进步起着推动作用，那么由这种文化外在表现出来的国家软实力相应就会增强。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及与这种价值观相联系的政治传统及其它非物质性力量具有吸引力，那么对异质文化传统支配下的行为就更具有吸纳力和融合力，同时这种文化的输出力和渗透力就比较强；同样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利用自己文化和价值体系的优势塑造世界秩序，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那么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就远比诉诸武力和经济方面的制裁被视为更具有合法性，而这样的合法性既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也是文化得以在更广阔范围内进行输出和渗透的合理前提条件。
另一方面，软实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民族文化在国际上的形象和传播。在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前提下，软实力就是一个国家的“商标”和支撑这个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参与解决人类重大问题的“门面”——拥有一定的号召力解决世界上的冲突和分歧。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好的国家软实力“品牌”，如果再加上华丽的“门面”——众多的拥护者和支持者，那么就很难想象，这个国家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输出和渗透还会遇到什么样不可克服的阻力。因为文化的输出和渗透更大程度上是靠传播对象即客体的自觉或自愿的吸纳与接受，当然文化强制性的输出和渗透从历史角度看虽然屡见不鲜，但总会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诟病”和不光彩的把柄。因此，软实力也是一个国家赢得其它国家的尊重及与此相关的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的自然增强。此外，构成软实力的其它因素诸如政治价值观和惯例、具有合法性和道德权威的政策等也会直接影响到文化的输出力和渗透力，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或制约国家软实力发展方面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它们与文化价值传统密不可分。换句话说，文化的交流与传播离不开国家在各领域、各层次与他国进行互动行为的政策方式，而这种政策方式则是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安排的结果。
（二）文化作为软实力的特性及其传播过程中的输出性与渗透性
对文化概念的界定和理解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会有不同的结论，但无论从哪个角度对文化进行定义，都离不开两种界定方法——广义和狭义的文化概念。狭义的文化概念重点考察人类的精神和思想倾向等方面的内容，而广义的文化则侧重于精神和物质的结合。美国传播学家罗杰斯认为，文化是一个群体成员生活方式的总汇，这其中包括规范、信念、价值观、世界观，以及有象征意义和文化含义的物品。这表明，文化的组成要素离不开由一定数量人口构成的群体及这个群体在长时间积淀中所形成的精神方面共有的情感和心理模式的总和。因此，从形成文化的主要因素看，虽然文化在一个时期内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文化的本质特征则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其中输出性和渗透性是这种本质特征的突出表现。文化的输出性建立在文化的自觉性与合理性基础上，没有自觉性与合理性文化就无立足之地，输出更是无从谈起。一种文化输出性的强弱一方面取决于该文化与人类实践活动的密或疏，另一方面则受制于其对人类文明影响的程度。渗透性是文化特别是优秀文化合理存在的本质表现，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其具有较强的包容性，更重要的在于其有对其它不同背景的文化进行渗透的潜质和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与世隔绝和封闭存在的，所有的文化之间都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因此，开放性是所有文化的共性特征。此外，适应性和扩张性也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特性。从某种程度来说，正是由于文化的输出性和渗透性才决定了文化的适应性和扩张性。因为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讲，输出性和渗透性既可以在传播主体有目的的主观操纵下以和平或非和平的方式进行，也可以在传播主体无意识的状态下以其文化自身的优势特征使传播客体自觉接受其它文化中符合自我发展需求的合理内容。
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资源即国家的软实力，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行为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亚历山大-温特认为，国际关系体系主要由包括共有知识、物质因素和行为体的实践三个要素的社会关系构成，是行为体之间在实践中形成的文化或观念而不是物质结构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物质要素只有通过观念结构才会对行为体的行为产生有意义的作用。可以说，不同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不同国家的战略选择，即通过和平的、自觉的方式还是暴力的、强制的方式实现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目的。一种文化如果不能进行传播或不具备对其它文化的输出力和渗透力，那么这种文化就不能被作为同化其它文化背景下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无形资源而使用，更不可能满足实现其国家目标的需要，这样文化就构不成国家软实力。因此，输出性和渗透性是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根本特性，与之相关联的适应性和扩张性则是文化传播过程中输出性和渗透性的重要体现。当然，一个国家文化传播过程中的输出力和渗透力并非生而俱来，它需要借助于国家在整个国际体系的综合国力并根据这种综合国力决定文化输出和渗透的方式。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看，一种文化越是具备符合人类文明进程的要素，那么这种文化和平的、自觉的输出力与渗透力就越强。相反，肤浅的文化即便经过强制的、暴力的方式进行输出和渗透，其影响力和被接受程度也不会达到其预期传播目的。近代以来，企图通过战争手段改变他国政治制度及其传统和文化是这种愚蠢传播的最具代表性的方式。
二． 作为文化品牌的孔子学院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
（一）作为文化品牌的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是政府主导的、在全球范围内以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孔子名字命名的、以推广汉语言教学和推动文化交流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机构。孔子创立的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内涵丰富，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发展影响深远而且广泛。它不仅成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阶级得以维系的道德价值观和伦理观，而且渗透到了中国人思想灵魂的深处及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和重要“门面”。儒家思想或儒家文化不仅影响了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发展，而且对东亚地区其它民族文化也发挥了极为深刻的促进作用。一般来讲，国外学者有关对中国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把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代言人，把研究孔子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作为研究中国的切入点。这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把在世界范围内以教授汉语言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非赢利性组织命名为孔子学院。换句话说，孔子及其学说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了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品牌。这个品牌所蕴含的潜在能量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东亚地区发挥作用，至今仍是长盛不衰。孔子学院作为文化品牌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孔子学院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和世界性。这种民族性突出地体现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提倡的“仁”、“和”等独特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而且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独到见解更是区别于其它文化的显著特征。世界性指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也对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特别是东亚地区国家和民族和发展显示了极强的促进作用。孔子学院作为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名片，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发展多元化的格局下会更加凸显其现代价值，从而推动人类文明向更高程度发展。
其次，孔子学院通过汉语言教学继而推广和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广泛性和典型性，这种广泛性和典型性充分体现了语言在文化传播中的独特地位。语言是文化表达和沟通交流的重要符合工具，任何文化都离不开语言的阐释，否则离开语言谈论文化就成为了“谎话”。因此，作为文化外在表现形式的语言，其作用不仅仅在于表达观念和思想或描述客观事实，更重要的是语言构建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其中包括群体共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个人的身份通过语言在社会关系中得到体现。从国际关系角度看，不同国家领导人的言行举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间关系。如二战后初期，美苏两国之间对由对方导致的安全防备和忧虑在一定程度上是被两国领导人经常性语言中夸大对方威胁而日积月累出来的。最后，不仅两国领导人，而且两国国民也认为这是一种事实，甚至整个世界都被染上了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并逐渐被客观化，最终导致了冷战的爆发。语言作为构成文化的重要因素，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没有文化支撑的语言很难延续和发展。就此而言，语言学习就需要一定的文化背景作为辅助，特别是对于完全陌生文化背景下的语言学习，如果不了解这种语言所处的文化环境，即便是在学习过程中努力了，最后收到的效果也难免是“鹦鹉学舌”。因此，孔子学院不仅提供了学习汉语的文化氛围，有助于学习者快速达到掌握汉语的目的，而且也为学习者提供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平台。
再次，孔子学院突出服务性和综合性的特点，从而为其在海外迅速发展提供了条件。从孔子学院在全世界的运转情况看，由于其灵活的办学模式，不仅为所在国的汉语爱好者提供语言学习，而且还向社会其他人士提供中国文化、历史、旅游等方面的知识性服务，有的还提供如何在中国开展商务活动的知识等，以满足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人士对中国了解之需要。孔子学院与其它国家如德国“歌德学院”、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及法国“法语联盟”等在海外推广学习本国语言的模式不同，因为这些办学模式基本上都是由本国政府在国外全面投资兴建办学场地，因而收效虽然明显，但是投入比较大，周期也长。而孔子学院在不改变推广汉语学习和文化交流这种根本办学目的情况下，坚持“按需设立、应运而生”的理念，使得孔子学院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在全世界得到快速发展。孔子学院诞生和快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及国际地位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世界的现实价值和吸引力。
（二）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以“仁”、“和”等为代表的儒家政治伦理道德思想体系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其中，“和平主义”是这种文化的外在价值取向。具体讲，以“和平主义”为外在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哲学基础即是“和合”思想观。“和”指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等；“合”指汇合、结合、联合、融合等。和合连用，体现团结、协作、向心、凝聚，特指实务与它所处环境和相联系的总体结构实现融合统一。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其所著《中国问题》一书中曾经指出：中国人向以博大精深的文化为荣，而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在于追求自由而非支配别人。正如罗素所言：“它们追求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中国虽是两千年帝国的后裔，然而对帝国的热衷却已极其淡漠了。”罗素的观点无疑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中崇尚和平理念的精辟概括。对此，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论述。他说：“尽管中国战事频繁，但进入历史时代后，即逐渐成为和平化的世界帝国。”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充分表明：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崇尚和平的民族，和平主义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其中“和为贵”、“和而不同”、“以人为本”是这种和平主义精神的突出表现。这种以“和平”为核心价值观念的传统文化精髓，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而沉淀下来的精神财富，它已经深深地镶嵌在民族大众的心理的、知识的、生活的结构中，并不断通过人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而得以延续。不仅如此，从历史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发扬光大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且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传统影响的魅力就在于促使人类追求善的力量，追求不同理想、观念、传统和文化的和平共处及相互交融。总体上，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和为贵”所体现出来的和合文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思想精髓和显著特征，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整体思想系统。所谓“和”即和睦、平和、和谐等，同时“和”也是涵盖自然、社会、心理等层面与各领域的基本原则，是理性原则的集中体现和一种崇高的民族精神，反映了中华民族追求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以及将实现天下太平作为终极目标的美好愿望。千百年来，以“和为贵”为核心的文化体系衍生出了“与人为善”、“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等渗透于中国不同文化派别的主流思想之中，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同的思想文化规范和社会道德原则。
第二，“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又一个重要理念，它建立在思想文化多元化、多样性的基础之上，体现了中国文化尊重自由、个性以及相互交流的本质和传统。它强调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重视吸收其它文化的有益成分，不断创新、发展和形成符合时代需求的文化理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将，“和而不同”中的“不同”是客观存在，“和”是多样性的统一、是融合与创新。因此，“和而不同”既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形成的重要思想基础，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吸引力所在。
第三，“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核心与精神实质，它既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它强调调整天人关系、人际关系和各种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建立起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秩序。天人合一思想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表明中华民族追求完美的进取精神。它与西方利用发达的科技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的思维模式截然不同，而认为人作为天地万物的一部分，与自然息息相通、融为一体。这种思想还表现出中国人对自然环境及其规律的尊重，反映了人对天道和永恒的感悟，从根本上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宇宙中万事万物都要遵从宇宙的特性及其永不停息的运行规律。
第四，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就在于从哲学的、科学的角度揭示宇宙、社会、人生的本质和意义。这就使它与宗教文化明显区别开来，一般宗教都要借助于一个虚幻的主观世界对比现实社会，从而激发人的信仰虔诚。而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并扎根于可以实证的客观规律并符合人类思维逻辑，因而其自觉柔性教化社会的功能就更加强大。
三． 孔子学院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学思考
（一） 孔子学院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性与必要性
孔子学院作为中国文化活跃在当今世界上的一个品牌，既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也是沟通世界不同文明相互借鉴、吸纳不同优秀文化成果的重要平台。孔子学院自身蕴含的文化魅力已经远远超越了国家与地域的界限，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朵奇葩。也就是说，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人类共享的思想精华。但是，任何文化只有与外界保持持续的接触和交流才会产生吸引力。从深层次讲，能否保持文化的先进性和创新能力，对文化能否产生和保持吸引力至关重要。由于历史传播手段及现实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承仍然非常有限，这既与这种文化自身所具有的优秀品质不相符合，也与拥有这种文化的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发挥作用的地位不相符合。同时，语言的传播和发展同样离不开文化的输出和渗透。全球化作为世界发展的趋势，在人类经济不断融合的同时，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交融也是大势所趋，只不过这种融合是多元性基础上的融合。此外，这种交融也必须建立在尊重不同文明成果、民族传统、自觉接受的基础之上。因此，孔子学院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这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既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共享文明成果的需要。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孔子学院在对外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也会吸纳其它文化中的精华，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内涵，真正达到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所以，孔子学院在教授语言学习的同时，也有必要和义务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益于全人类共同发展的核心价值观。
与此同时，孔子学院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是自觉的文化输出和渗透。首先，这种输出和渗透是异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的其它文化的需求。伴随开放而导致的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利益攸关方”，世界需要了解中国，而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文化交流，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核心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方式。从传播学角度说，孔子学院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满足了传播客体的客观需求和自觉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输出力和渗透力。其次，孔子学院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尊重异族文化传统、满足世界全面了解中国愿望的基础上实施的。因此，这种传播无论从主体还是客体及传播手段来讲都是一种理性的自觉行为，与通过暴力或强制性的文化输出及渗透完全不同。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通过殖民或战争形式输出并渗透其文化传统的事情屡见不鲜。而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体的今天，如何避免西方传统的文化输出方式，孔子学院的创立和发展给出了理想的答案。正如孔子学院海外合作者普遍反映的，孔子学院不仅为他们提供了汉语学习教育的平台，同时也为他们了解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和当代发展中的中国及未来中国的发展，包括如何掌握与中国进行经济、贸易往来等方面的知识提供了令人满意的渠道。
（二） 孔子学院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学思考
目前，西方关于中国研究的机构和学者中多数是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为始，逐步拓展和深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和研究，并将研究重心转向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宗教、民族和对外政策等方面。其中比较著名的研究机构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和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所以及以法国、英国、瑞典为代表的欧洲东方学研究重地等。而最近二十年来以研究当代中国问题著称的海外学者有：美国的何汉理（Harry Harding）、兰普顿（David M. Lampton）、德国的海贝勒（Thomas Heberer）、英国的戈登.怀特（Gordon White）等。上述机构和学者将研究视野重点放在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变迁方面，并且成果丰硕。但是，这些研究成果没有就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内容及其对多元文化并存和发展的历史及现实意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对解决世界上由于不同宗族、信仰、文化背景造成的分歧和冲突所提供的有益启示进行深入探讨，而孔子学院的建立为弥补上述不足提供了平台。一方面，孔子学院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向世界更加明确表达了中国对构筑和谐世界发展理念的基本立场；另一方面，也为世界理解中国为什么要构筑和谐世界及构筑和谐世界的历史的、哲学的传统文化背景提供了可供世界及中国相互对话的舞台。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国外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利用孔子学院对外进行变相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输出。这种论调产生的原因有：一方面是这些人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不甚了解，所以思想深处存在着对中国根深蒂固的敌意和偏见；另一方面反映了这些人仍然利用冷战思维对中国进行攻击和围堵。实际上，孔子学院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进行传播绝非是变相的进行所谓“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的输出和渗透，而是让世界更多人从根本上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等优秀价值理念及这些理念对于解决当今世界存在的问题和分歧所提供的有益启示，以便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愿望及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支撑基础和现代化发展战略。众所周知，近2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海外所谓“中国威胁”的论调一直不绝于耳。《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作者保罗-肯尼迪曾在《时代周刊》撰文，称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获益将威胁到美国的利益；耶鲁大学商学院教授Jeffrey Garten在《商业周刊》曾撰文指出，美国经济的“生命线”一旦因为中国经济受到战争、社会动乱、自然灾害的打击就可能被掐断。毫无疑问，这些论调是对中国“和平崛起”发展战略及构建“和谐世界”理念的错误理解和严重歪曲。从根本上说，“中国威胁论”的出现反映了国外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知或狭隘的理解，他们墨守“国强必霸”的传统思维模式并依此来揣测中国的发展。
因此，孔子学院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不仅为中国和世界搭建了一个相互认知和了解的平台，也为中国更好走向世界探索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从传播学角度看，这条路径既反映传授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平等互利关系，也在传播路径上开辟了一条传播主体与客体同时互动的模式，避免了常规传播中客体被动接受的局面。从现实情况看，孔子学院将传授语言学习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能够使学习者从中更好把握中国文化的人文思想根源。从传播效果看，与传统传播模式不同，孔子学院作为一种文化品牌，实际上构成了中国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与中国日益强大的硬实力相得益彰，是中国硬实力在文化传承领域的必然反映。尤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孔子学院以语言教育的形式在一些曾对中国持有偏见的国家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使当地民众对中国文化从不接触、不了解的状态中逐步建立起对中国传统文化好奇、兴趣及主动学习的状态，这种潜移默化的变化正是中外民间交流不断增强、进而促进相互理解的体现，为民间外交注入了新的内涵。由于孔子学院采取外方作为办学主体，中方合作承办的模式，所以对于调动所在国地方政府、社区居民及当地华人社会的力量有着重要意义。它突出了以文化的功能促进和改善中外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不可忽视的是，个别对中国持极具异议或别有用心的人将这种文化交流错误解读或故意渲染成所谓中国的“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的输出与渗透。因此，如何发挥孔子学院文化品牌优势，在尊重所在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因材施教，有效开展海外汉语教育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仍是目前孔子学院发展壮大并保持良性运转的关键。
四． 结论
孔子学院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和重要通道，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国外的有效传播发挥了独特作用。它已经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以自觉、合理的方式对外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为正在崛起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而树立独特的国际形象。孔子学院在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与不同背景、不同内容的异族文化相互交融、取长补短，使得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过程中不断吐故纳新。从传播学意义上讲，孔子学院既是传播的主体，也是传播的客体。作为传播主体，注重民族文化在对外传承过程中的自主性、选择性和完整性；作为传播客体，自觉尊重所在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对所在国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自觉吸纳并扬弃。这种传播模式在传播技术迅猛发展、全球化发展日益密切的时代背景下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凸显了中国文化日益增强的输出力和渗透力，为贯彻落实中国“和平崛起”、构筑“和谐世界”的发展战略发挥了独特作用。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模式，孔子学院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和困难，这些问题和困难不是因为文化自身的输出性和渗透性所引发，而是传播的方式和机制不能有效满足文化的输出和渗透。因此，孔子学院在对外文化传承中要想达到更高目标要求，关键在于如何改进和完善传播机制。
注释：
(此文发表于《现代传播》2013年底5期）
Frank A. Ninkovich, The Diplomacy of Ideas: U.S. Foreign Policy and Cultural Relations,
New York
1981,p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