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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把“思”规定为主客体对象性思维，强调技术性的社会秩序，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缺失。但是，“技术诞生在确定的社会学空间之中，技术发展的逻辑自我铭刻在这个空间的秩序中。只有文化主义者的幻觉才会让人相信一种新技术将颠覆决定的秩序，而这个秩序不是通过文化领域优先孕育的。”[14]古代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是享誉世界的媒体技术，而近代以来却没有出现有世界影响力的技术革新。我们的媒介研究不应拘泥于西方的技术性传统，而应该放眼于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比如上世纪60年代末发源于西方的计算机网络技术成为新世纪信息经济发展的核心，主要功能是信息交换和资源共享。上海中华书局于1940年8月出版了《中国邮驿发达史》一书，书中记录了商周时期在传递边疆紧急军情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声、光”通信相结合的通信方式，即烽燧大鼓；汉代的邮驿体系已经与现代邮政的功能一致，并开始建立世界邮路——“丝绸之路”。以上的例子与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具有逻辑上的同构性，中国古代媒体发展的社会性与现代媒体技术的耦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体考古学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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