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日报》、《文艺报》、《文学教育》等权威报刊，相继发表关于我院李勇副教授专著《“现实”之重与“观念”之轻——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叙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13年7月）的书评文章。

该专著由李勇老师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主要以近二十年中国乡村小说为研究对象，从主题、形象、作家创作心理等方面，探讨了社会转型加速背景下的文学新变，以及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该书出版后，在业界引起良好的反响。

李勇老师2010年入职以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乡村小说叙事、海峡两岸文学比较等方面，都有突出的成果。除专著外，还在《文学评论》、《人民日报》、《小说评论》、《文艺评论》、《文艺报》等国家A类权威（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教育部社科基金、中国博士后基金等科研项目多项，并获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二等奖等。

 
 

书评之一：

把脉文学 透析时代

——读李勇《“现实”之重与“观念”之轻》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国农耕文明开始受到无情冲击，中国由此开始了一段屈辱历史。这本是国人长久以来形成的一个常识性的认知，但是在晚近30年，尤其是最近20余年来，受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影响，这种认知却有所修正，人们在确认这部屈辱历史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也肇始于兹。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无异于说，西方列强这种强力的野蛮的方式，在客观上也给我们带来了另一种结果，这就是现代化。现代化确实包含有某些对人类有用且适用的东西，所以才被广泛接受。但因为西方的现代化在先，来自内部驱动，其他地区的在后，靠外力推动，所以就有了先后内外之别。有学者把西方的现代化称作原发内生型的，中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则是后发外生型的。正因此，所以也就不免事事落后，处处不如人，就得急起直追，迎头赶上。这样一来，也就容易助长急躁情绪，滋生激进主义，在具体的言行中，有可能免不了急于事功，所以尤其需要警惕浮夸冒进。

以上是我读李勇专著《“现实”之重与“观念”之轻》后的一点感慨。他的这本书研究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叙事，很容易让人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社会的变动，联想到这变动背后隐含的上述历史因素。虽然中国乡村社会受现代化的冲击并非始于90年代，但90年代以来乡村社会所发生的变动，却是前所未有的。此间，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为标志，中国开始重新回归或再度加入“世界市场”，并借助新的全球性的经济一体化趋势，力图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推向一个新阶段，这就是乡村在当下中国的历史情境。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中国所追求的现代化不同，它不是全盘接受由西方“植入”的现代化模式和“推销”的现代化成品，而是根据中国的国情，依靠自身的力量，探索适合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与计划经济时代苏联模式的现代化不同，它不是单一的、封闭的，靠政治和行政的手段规划的，而是多元的、开放的，借市场力量推动的。凡此种种，正因为存在这些区别，所以它是以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为主体，建立在深厚的民族传统和独特的“中国经验”基础上，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所追求的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追求，影响于文学，尤其是乡村小说叙事的，自然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过去年代的中国，但却因为与西方和过去年代的中国有着紧密的历史关联，而综合了西方的现代化和过去年代中国的现代化追求的各种因素，因而显得异常复杂。李勇这部书，用历史的比较的方法，通过具体的个案分析，用丰富的实证材料，论述了这种复杂性的种种表现，以及过去年代乡村小说叙事的种种变化，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和中国文学现代性观念演变的一个极好注脚。

当然，现代化被认为是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但这个过程，伴随着极大的痛苦和牺牲，会激起情感和理智的巨大反弹。这其中所隐含的矛盾和困惑，不管包含了人们何种态度和想象，可能都有其合理性或合法性依据，而不宜用一些抽象的历史标准或道德标准妄加评判。西方现代化历史悠久，但在中国，诸多现代性因素尚在发育之中，只要这个现代化的过程没有结束，这种复杂的现代性情感，在文学中还将反复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勇的这部专著，无疑给未来的研究者留下了一份历史记录。

（载《人民日报》2014年08月05日第24版，作者：於可训）http://www.chinawriter.com.cn/wxpl/2014/2014-08-05/213652.html

 

书评之二：

转型时代的乡村叙事研究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开始有了现实化转向，从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到新世纪的“底层写作”、“非虚构写作”，它们最典型的特征便是对现实的关怀和写实的文风。从其现实关怀的意愿强度和写实力度来看，即便放置于整个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文学也是颇有些独异的。

李勇的《“现实”之重与“观念”之轻——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叙事》选取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20年间的文学创作，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转型最剧烈的，而社会转型作用于文学最甚的，又莫过于乡村叙事的诸种新变。近年的乡村叙事新变(转型)有目共睹，题材和写作视域的拓展自不待言，更根本的是作家精神层面的动变。这种动变究竟是怎样的？它背后蕴含了哪些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东西？读完李勇的这本专著，我觉得这正是作者想告诉我们的。

专著取名为《“现实”之重与“观念”之轻》，一“重”一“轻”，非常准确地把握了当下乡村叙事所存在的问题。如书中所言，当代文学有着“现实认知的困难”和“文学表达的困难”。专著的二、三两章是对“问题”表现和原因的深入探讨，其中第二章对“能人”形象塑造的分析，最能体现作者对“问题”的细致观察，第三章则是从作家(知识分子)心理状态和文化人格角度分析了“问题”背后的深刻原因。作者所指出的中国作家“理性能力不足”的问题并不新鲜——它实为中国作家的一大痼疾，但他所择取的个案(阎连科、贾平凹)，以及对这些个案精彩细致的分析，则充分揭示了这一问题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生动表现。

李勇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乡村叙事研究，本书是他近年来对此长期观察和思考的结晶。在书中，作者对近20年乡村叙事潮流的概括(“解体”——“凝聚”——“溃散”)形象而精确，他将农民形象、作家心态作为深入分析的重点，也是极具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的。不难看出，作者掌握的作品材料非常丰富，对相关社会学、心理学知识的借鉴和运用也非常恰切，特别是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上贯注了自身的生命激情和感受，显得尤为难得。

对乡村叙事的研究面临着乡村写作的前景问题。对此，书中第一章第三节有详细的探讨。不过，囿于理论层面的探讨总有些纸上谈兵的味道，对于作家和具体的文学创作而言，这个问题要来得更为具体和实在。当下，乡村写作依然在持续，甚至有高涨的势头。因此，我们期待出现更多有新意的乡村叙事研究。

（载《文艺报》2014年4月14日第二版，作者：余中华）

http://www.chinawriter.com.cn/wxpl/2014/2014-04-14/2000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