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1559) ,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明代著名的学者、文学家、书法家。他不仅学术成就卓越,更富有文学才能。他对各种文学体裁都能运用自如,而且雅俗兼擅,诗词皆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不但如此,杨慎也对文学创作发表了诸多精辟的见解。杨慎对诗歌比兴手法和含蓄风格二者关系的阐述、对“诗史”内涵的诠释以及有关诗史之别的论述、对李杜二人的定位、在唐宋诗之争问题上的独特看法以及对后世所起到的方法论上的启示、《诗话》对律诗起源的探究和《词品》对词的起源的探究..所有这些深知灼见,都显示了杨慎文学思想的独特价值,为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们在讨论这些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时,都无法绕开杨慎而谈其流变。本文拟就杨慎对“唐宋诗之争”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诗歌分为唐诗和宋诗,主要是由于风格的差异。而且后代诗歌的发展,大体上也未能超越此二者之风格范围。由于时代风气、个人喜好和诗学主张的不同,在中国诗学批评史上形成了尊唐派和宗宋派的长期论争。

王水照 先生认为:“在宋代诗歌史上,最先开启唐宋诗轩轾之争的,当数魏泰、陈岩肖、叶梦得诸人。从诗歌发展史以及创作规律的角度来区分唐宋诗界限的,首推张戒。”①其实据现有资料,我们发现,张戒之前的欧阳修却是划诗歌为唐、宋的第一人。欧阳修在《梅圣俞墓志铭》里说:“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而不喜唐诗之“僻固而狭隘”,已带有尊宋贬唐的倾向。南宋的张戒发难苏、黄及江西诗派,其《岁寒堂诗话》则以唐诗为学习的楷模。继之永嘉四灵和江湖派以晚唐为宗,与江西派对峙;而江西派则以方回为领袖,回击两派的攻击。前者以晚唐一叶障目,不见全唐诗歌这座泰山;后者自比盛唐,仿佛沐猴而冠。双方各自都有致命的弱点,而两派的论争也形成了南宋唐宋诗之争的高潮。其后严羽本着“断千百年公案”②的出发点,自谓“辨白是非、定其宗旨,正当明目张胆而言,使其词说沉着痛快,深切著明,显然易见”,以盛唐为法,“说江西诗病”。

《沧浪诗话》对明代的影响几乎是如“达摩西来,独辟禅宗”③。因此,明代绝大多数的诗人皆是宗唐论者④。如山阴刘绩《霏雪录》尊唐抑宋的旗帜颇为鲜明,谓唐人诗“一家自有一家声调,高下疾徐,皆合律吕,吟而绎之,令人有闻韶忘味之意”,而宋人诗“譬则村鼓岛笛,杂乱无伦”;唐人咏物诗“于景象事情外,别有一种思致,不可言传,必心领神会始得”,而宋人则以诗宣讲哲理,如同佛经中的唱颂“偈子”,失去审美价值。因此他极力尊唐贬宋,标举唐诗天然浑成之神韵,反对宋诗拗涩瘦硬的以文为诗,实际上继承了严羽标举“兴趣”的崇唐抑宋的思想。闽中诗派的林鸿认为“宋绝无诗”⑤ ,所以“论诗惟主唐音”⑥。高 在《唐诗品汇》中更以宗唐为使命,并谓先辈林鸿之观点为“确论”。

杨慎的 老师李东阳为茶陵派的领袖,以宰臣主文柄,他的理论当然极具号召力。其《怀麓堂诗话》论诗最重声调体制,以之为标准区别历代之诗,并认为唐诗在声调体制方面为最佳。其诗学思想自然影响到门生李梦阳、何景明。李、何二人变本加厉,首创“诗必盛唐”之说。李梦阳云:“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⑦、“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然非色弗神。宋人遗兹矣,故曰无诗。”⑧何景明主张“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⑨ ,并进而断言道:“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⑩他对宋元诗作风貌及内涵表现均持否定态度。李攀龙选编《古今诗删》,于宋元之诗一字不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其原因在于:“盖自李梦阳倡不读唐以后书之说,前后七子率以此论相尚,攀龙是选,犹是志也。”谢榛《四溟诗话》卷一云:“盛唐人突然而起,以韵为主,意到辞工,不假雕饰;或命意得句,以韵发端,浑成无迹,此所以为盛唐也。宋人专重转合,刻意精炼,或难于起句,借用傍韵,牵强成章,此所以为宋也。”在此风气下,明中叶以后人们也大都把目光集中在唐代诗歌。

和七子同时的杨慎却能一反流俗,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唐宋诗之争。其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唐诗:绝妙古今

 

对于唐诗,杨慎是极为推崇的。他认为唐诗继承了《诗经》的主情传统,谓唐人绝句达到了“后人力追莫嗣”[11]的伟大成就,称道唐人诗“体物既工,用韵又奇,可谓绝唱矣”[12]又谓唐诗“绝妙今古,一字千金”[13]。由此可见杨慎心目中唐诗的地位之高。

难能可贵的是,杨慎能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公允地评价唐诗。在推崇唐诗的同时,他对于其中的拙劣之作也不惜余力地进行抨击。他批评唐诗的缺憾说:“唐人诗句,不厌雷同,绝句尤多”[14] ,而杨慎所谓的雷同往往是和剽窃联系在一起的。《升庵诗话》卷四《劣唐诗》云:“学诗者动辄言唐诗,便以为好,不思唐人有极恶劣者。”他认为唐诗多佳作,但是并不是唐诗皆佳作。

在唐诗的分期上,杨慎默认了高 分唐诗为四期的做法,认为盛唐的诗歌代表唐诗的最高成就,并以诗歌接近盛唐来赞颂他人的诗作。但是杨慎认为,唐诗各个时期都有佳作,不能褊狭地认为只有盛唐的诗歌最好,初唐自有佳作,晚唐亦有佳作。如他评价晚唐诗之佳作李端的《古别离》诗云:“其诗真景实情, 婉转惆怅, 求之徐庾之间且罕, 况晚唐乎?”[15]又谓晚唐唐彦谦诗“用事隐僻,而讽喻悠远”、“首首有酝藉、堪吟咏”[16]。又说许浑的《莲塘》、韦庄的《忆昔》、罗隐的《梅花》、李郢的《上裴晋公》“皆晚唐之绝唱,可与盛唐峥嵘”[17]。

其后的袁宏道在《与丘长孺》中所谓“唐自有诗也,不必选体也;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盛也”,显然继承了杨慎的观点。清初钱谦益在《唐诗英华序》中指出:“世之论唐诗者,必曰初、盛、中、晚,老师竖儒,递相传述。揆厥所由,盖创于宋季之严仪卿,而成于国初之高 ,承伪踵谬,三百年于此矣! 夫所谓初盛中晚者,论其世也,论其人也。..燕公亦初亦盛..孟浩然亦盛亦初..钱起、皇甫应亦中亦盛。一人之身,更历二时,诗以人次耶,抑人以时降耶?”[18]他认为“唐人一代之诗,各有神髓,各有气候”[19] ,反对严羽及“前七子”独尊盛唐而排斥中晚唐的做法,再一次呼应了杨慎的观点。后来康熙的《御制全唐诗序》云:“诗至唐而众体悉备,亦诸法毕该,故称诗者必视唐人为标准。如射之就彀率,治器之就规矩焉。..夫性情所寄,千载同符,安有运会之可区别? 而论次唐人之诗者,辄执初、盛、中、晚,岐分疆陌,而抑扬轩轾之过甚。此皆后人强为之名,非通论也。”这些言论为后世能更加理性地看待唐诗各个阶段之佳作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宋诗:信不及唐

 

杨慎对于大多数的宋诗持批评态度,认为“宋诗信不及唐”[20]。杨慎不满宋诗,主要有三个原因:

其一,杨慎从诗歌主情的角度出发,批评宋诗以时事、义理入诗的弊端。

杨慎主张“诗道性情”[21],认为抒情性是诗歌的本质特征。正是在这种认识下,他在论述唐宋诗歌的差别时说:“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匪惟做诗也,其解诗亦然。”[22]杨慎之所以喜欢唐诗,是因为唐诗继承了《诗经》的抒情传统。而宋人把杜诗的“直陈时事”当作宝贵的遗产,可谓误入歧途。

杨慎不但批评主理的宋诗, 还连带抨击了宋诗的后裔———“性气诗”,对其代表人物陈白沙和庄定山大加讨伐:“其七言近体,效简斋、康节之渣滓,至于筋斗、样子、打乖、个里,如禅家呵佛骂祖之语。殆是《传灯录》偈子,非诗也。”[2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庄郎中昶》引杨慎语意,评庄昶为“下劣诗魔,能断诗家多生慧命,良可惧也”[24],对杨慎的观点予以支持,可谓杨慎之知音。

其二,杨慎从诗歌的欣赏角度出发,批判宋诗缺乏“绮艳清新”之美。

《升庵诗话》卷九《庾信诗》条曰:“庾信之诗,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史评其诗曰绮艳,杜子美称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绮艳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独子美能发其妙。余尝合而衍之曰:绮而伤质,艳多无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诗,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为老成也。若元人之诗,非不绮艳,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诗则强作老成态度,而绮艳清新,概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谓兼之矣。不然,则子美何以服之如此。”参照《周书·庾信传》之“文并绮艳”评语和《隋书》所谓“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盖亦亡国之音乎”的评论,杨慎的“绮艳清新”的诗学主张自然凸现。

杨慎认为宋诗之所以缺乏“绮艳清新”的美感,是因为 “强作老成”,亦即他所谓“宋人诗主理”。杨慎甚至说由于宋人的以理入诗,以至于“令人见梅枝条可憎,而香影无味”[25]。说的大概是“南海人从东海归,新诗到日恰梅时。捻梅细比新诗看,未必梅花瘦似诗”[26]和“寒入肌肤粟巳生,银河冻合水无声。梅花漏泄春先到,风色商量雪未成。有愧何须问天理,无求方始合人情。男儿未际风云会,辜负胸中十万兵”[27]之类的诗歌吧。

其三,杨慎从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出发,批评了宋人直接拿来的剽窃摹拟的做法。

杨慎在《升庵诗话》卷一《小儿拳》中评价黄庭坚的诗歌说:“黄山谷诗‘蕨牙初长小儿拳’,以为奇句。然太白诗已有‘不知行径下,初拳几枝蕨’之句,已落第二义矣。”他在《升庵诗话》卷三《右丞诗用字》条批评黄庭坚、陈师道等人以语气助词入诗的做法为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王右丞诗:‘畅以沙际鹤,兼之云外山。’孟浩然云:‘重以观鱼乐,因之鼓 歌。’虽用助语辞,而无头巾气。宋人黄、陈辈效之,如:‘且然聊尔耳,得也自知之。’又如:‘命也岂终否,时乎不暂留。’岂止学步邯郸,效颦西子,乃是丑妇生疮,雪上再霜也。”所有这些对宋诗的评价,到今世依然为学人所首肯。

 

三、态度:尊唐而不绌宋

 

在对待前代唐宋诗之争的问题上,杨慎的态度是尊唐而不绌宋,认为“人人有诗,代代有诗”,不应以时代划分。《升庵诗话》卷十二《莲花诗》云:“张文潜《莲花》诗:‘平池碧玉秋波莹,绿云拥扇青摇柄。水宫仙子斗红妆,轻步凌波踏明镜。’杜衍《雨中荷花》诗:‘翠盖佳人临水立,檀粉不匀香汗湿。一阵风来碧浪翻,真珠零落难收拾。’此二诗绝妙。又刘美中《夜度娘歌》:‘菱花炯炯垂鸾结,烂学宫妆匀腻雪。风吹凉鬓影萧萧,一抹疏云对斜月。’寇平仲《江南曲》:‘烟波渺渺一千里,白苹香散东风起。惆怅汀州日暮时,柔情不断如春水。’亡友何仲默尝言宋人书不必收,宋人诗不必观,余一日书此四诗讯之曰:‘此何人诗?’答曰:‘唐诗也。’余笑曰:‘此乃吾子所不观宋人之诗也。’仲默沉吟久之,曰:‘细看亦不佳。’可谓倔强矣。”这里让何景明自相矛盾,对他的“宋无诗”的片面顽固观点予以善意的批评。

杨慎还多次批判那种全盘否定宋诗的说法。《升庵诗话》卷一《文与可》条评宋代文与可曰:“五言律有韦苏州、孟襄阳之风,信坡公不虚赏也。今录其数首于此。..此八诗置之开元诸公集中,殆不可别,今曰宋无诗,岂其然乎! ”《升庵诗话》卷十二《刘原父喜雨诗》云:“刘原父《喜雨》诗云:‘凉风响高树,清露坠明河。虽复夏夜短,已觉秋气多。艳肤丽华烛,皓齿扬清歌。临觞不肯醉,奈此粲者何。’此诗无愧唐人,不可云宋无诗也。”本卷又评刘克庄:“刘后村集中三乐府效李长吉体..三诗皆佳,不可云宋无诗也。”其他诸如《升庵诗话》卷十四评谢翱的诗云:“诗皆精致奇峭,有唐人风”,称赞宋人张 的《题南城》、《东渚》、《丽泽》、《西屿》、《采菱舟》时谓:“五诗有王维辋川遗意”[28],又说宗泽和岳飞的诗歌为“唐之名家,不过如此”[29] ,谓寇准《南浦诗》为“妙处不减唐人”[30],《升庵诗话》卷十一誉宋人《落梅》诗“工致似李义山”。这些都是把宋诗之佳者誉为唐诗,可见杨慎骨子里还是宗唐的,他“承认尊唐者所建立的以唐诗为继承的审美价值体系,而强调宋诗对于唐诗传统的继承关系。..这样肯定宋诗,是在不改变尊唐诗的价值系统的前提下,通过强调宋诗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将宋诗纳入唐诗传统中来,以确定宋诗的地位,赋予宋诗以地位。”[31]这一方法被清初的宗宋诸人以及浙派所继承,引起学人对宋诗予以特别的关注。

当代学人在论述清代宋诗复兴的原因时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满清民族入主中原,使汉族士人很自然地联想到400年前被蒙元所灭的宋朝。..因此,清人对宋诗的重新发现与高度揄扬,就不仅仅是提倡一种与唐诗相对立的诗学范式,而是隐含着对故 国旧 君的深情眷恋和对亡国遭遇的同病相怜。他们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态,去珍惜历史上同样被异族征服的王朝所留下的文化遗产。..清人是以对宋诗的审美态度,置换他们心中澎湃的故国之情和兴亡之感的。就一个时代的文坛风气而言,文学接受的趋向决不仅止表现出艺术的审美选择,更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32]

和传统的观点相比,这样的分析显然更全面,表现出一种深邃的文化目光。虽然任何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有现实的客观存在作为基础,但是如果说这一思想是在杨慎的直接启发下形成的,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错误。很难想象清代的学人会凭空制造出宗宋的一代风气。

杨慎之后,学人在论述唐宋诗的时候,已经能在赞誉唐诗的同时,不片面地对宋诗一概否定。如公安派首领袁宏道以历代文学作品的风格特征而不是以时代为标准来论述历代诗歌流变,认为每一时期都有各自的成就和不足,因此不能贬抑中晚唐乃至宋诗。袁中道在《宋元诗序》中着重对宋诗“不得不变”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宋诗的可贵之处,恰在于不甘步武前人、开宗立派、自立门户、大胆开拓的精神。胡应麟则从文体流变的角度认同了公安派的文学进化论的观点,把唐诗和宋诗作为两种不同的审美类型予以观照,并对宋诗中切近唐诗气象、韵味者不遗余力地予以肯定,主张对宋诗中“瑰伟绝特者”予以适当肯定,要求学者开阔视野,“博观而慎取”,这无疑是对前后七子的“宋无诗”之论的修正。

“三袁”的宗宋思想经过胡应麟的呈递,直接影响清初的宗宋思潮。钱谦益在《徐元叹诗序》中直接批评严羽的宗唐理论,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嗟夫天地之降才与吾人之灵心妙智,生生不穷,新新相续。有三百篇,则必有楚骚,有汉魏建安,则必有六朝,有景隆开元,则必有中晚及宋元,而世皆遵守严羽卿、刘辰翁、高廷礼之瞽说,限隔时代,离格律,如痴蝿穴纸,不见世界,斯则良可怜愍者。”他将唐与宋作为诗歌发展的两个阶段来看,认为“古今之诗,萃于唐而畅遂于宋”[33],故二者不但不可轩轾,而且应兼宗唐宋,使得两种风格结合互补,创作出佳作。

黄宗羲在唐宋诗之争的问题上,继承了杨慎的折中思想,能坚持一分为二地看待唐宋诗风格的差别。其《张心友诗序》云:“诗不当以时代而论,宋诗自有优长”,“夫宋诗之佳,亦谓其能唐耳,非谓舍唐之外,能自为诗也。”[34]他看到了唐宋诗之间的继承关系,“善学唐者唯宋”[35] ,没有割裂二者片面地看待问题,可谓公允。

清代是宋诗受到重视、广为流传的时期,对宋诗的探究已经摆脱了前代门户之争的羁绊,开始走上了一条融通的道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精华录》云:“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廓,钟、谭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

翁方纲论诗提倡肌理,在《石洲诗话》卷四中说:“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盛唐诗公全在兴象超诣..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由此看来,翁方纲实际上是宗主宋诗的。

叶燮以“地之生木”喻诗歌之发展:“譬诸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则其根, ..六朝诗则有枝叶,唐诗则枝叶垂荫,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花谢而复开。”[36]他提出宋诗后出转精的论点,提高了宋诗的地位和价值。他从诗歌发展流变的角度肯定宋诗,反对“以不唐病宋”,坚持了诗歌风格的多样性。

袁枚在《答施兰坨论诗书》中说:“夫诗无所谓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国号耳,与诗无与也。诗者,各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与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敌,是己之胸中,有已亡之国号,而无自得之性情,于诗之本旨已失矣。”[37]他反对以朝代的变迁作为区分文学特色标准的做法。

近代著名学者缪钺区别唐宋诗云:“唐宋诗之异点,先粗略论之: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酝籍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之弊为肤廓平滑,宋诗之弊为生涩枯淡。..就内容论,宋诗较唐诗更为广阔。就技巧论,宋诗较唐诗更为精细。然此中实各有利弊,故宋诗非能胜于唐诗,仅异于唐诗而已。”[38]他揭示了唐诗和宋诗的总体特征,打破了仅从朝代之别来看唐宋诗的思维模式,将二者作为两种诗美加以解释。

客观地说,在批评宋诗的时候,由于受到个人喜好的影响,杨慎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对宋诗的评定亦有某些偏颇之处。但是难能可贵的是杨慎的批判勇气。他和李东阳、李梦阳、何景明、王廷相等文坛大家有着良好的个人友谊,但是在派别纷争的诗学大环境中,杨慎能做到不拉帮结派,毫不客气地批评师友们的观点,并努力消解这些观点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从而为人们正确地评定唐宋诗歌的历史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唐宋诗之争”这一宗历史公案,著名学者钱钟书作了总结,其《谈艺录》说:“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此一说法其实是综合了袁枚和缪钺二人的观点。而钱钟书在融和两家的说法的同时,揭示了两种诗美产生的主观原因,正如“文如其人”,既然有不同的创作主体,便自然有不同的诗美,为历代唐宋诗之争做了较为圆满的总结。

（本文载于《中州学刊》2007年第2期）

 

参考资料：

①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第472 页。

②严羽:《沧浪集》卷一附《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下版本如无特别表明,均自四库本。

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沧浪诗话》。

④这里亦有例外。如明初方孝孺、陈献章、瞿佑、都穆的、何孟春、唐顺之等人都有推崇宋诗的言论。

⑤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六引黄荣《江雨轩诗序》。

⑥《明史·李梦阳传》

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鸣盛集》

⑧李梦阳:《空同集》卷四十八《潜虬山人记》。

⑨《明史·文苑传》。⑩何景明:《大复集》卷三十八《杂言十首》之五。

[11]杨慎:《升庵集》卷二《唐绝增奇序》。

[12][13][14][15][16][17][20][22][23][25][26][29][30]《升庵诗话》卷十一《瑞香花诗》、卷八《唐人传奇小诗》、卷八《唐诗不厌同》、卷五《李端古别离诗》、卷八《唐彦谦诗》、卷十一《晚唐绝唱》、卷四《宋人绝句》、卷八《唐诗主情》、卷七《陈白沙诗》、卷六《芳梅诗》、卷四《宋人绝句》、卷六《忠简武穆诗句》、卷七《南浦诗》,均出自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

[18][19][33][34]钱谦益:《钱牧斋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年,第707、709、1563、501页。

[21]杨慎:《丹铅续录》卷一。

[24]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9年,第267页。

[26]杨万里:《遣骑问讯范明州忝政报章寄绝句和韵谢之》,《宋诗钞》卷七十四。

[27]华岳:《冬日述怀》,《翠微南征录》卷五

[31]张健:《清代诗学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第378—379页。

[32]陆湘怀:《从宋诗出版看明代和清初诗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年第5期。

[35]黄宗羲:《姜山启彭山诗稿序》,王运熙、顾易生主编《清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年,第87页。

[36]叶燮:《原诗》卷二《内篇》,王夫之等撰《清诗话》(下) ,中华书局,1963年,第588页。

[37]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第1506 页。

[38]缪钺:《诗词散论》,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6—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