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一生修炼的结果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由此可见从欲而不逾矩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而个人要做到“从心所欲”又不违反社会规范，是十分艰难的。在古代文化的开创阶段，存在过一个人人从其所欲，却不必担心逾矩的时期；存在过一种不受任何限制、自由表达情感的艺术，它属于集体创作，表达的是人类的食、色、好、恶等基本欲望，往往以诗乐舞合一的综合艺术面貌出现，在此姑且称之为从欲的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诗经·邦风》就属于这种从欲的文学。
    《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三百五篇诗歌皆可诵咏、可歌唱，《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史记·孔子世家》也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三《颂》是宗庙祭歌，重点表现人对神灵的恭敬；《大雅》主要记载周人祖先的功业和后人对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小雅》多宴饮诗、战争诗、怨刺诗，写宗族中的兄弟之好、民族间的战争之苦以及对于君主权臣的政治怨言。《颂》《雅》的题材范围超出了人类食色之类的基本欲望，跨入了政治伦理、宗教伦理等领域。唯有《邦风》是自然的歌唱，表现的多是男女情爱、夫妇关系、兄弟关系等简单的社会关系。在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中，论及《邦风》诗篇约30首，这些诗篇为我们提供了孔子关于从欲文学的议论。但这些论述大多与对《雅》《颂》的论述混杂在一起，集中论述《邦风》的竹简有以下几支：
    第3简：“也。多言难而怨退者也，衰矣少矣。《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欲焉，大敛财焉。其言文，其声善。孔子曰：唯能夫”
    第4简：“曰《诗》，其犹平门。与贱民而豫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曰《邦风》是也。民之有戚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
    第10简：“《关雎》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知，《鹊巢》之归，《甘棠》之报，《绿衣》之思，《燕燕》之情，害？曰诵而皆贤于其初者也。《关雎》以色喻于礼…”
    第14简：“两矣，其四章则俞矣，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
    第12简：“…好，反纳于礼，不亦能改乎？《樛木》，福斯在君子…”
    第13简：“…可得，不攻不可能，不亦知恒乎？《鹊巢》‘出以百两’，不亦有远乎？《甘棠》…”
    第15简：“…及其人，敬爱其树，其保厚矣。《甘棠》之爱，以召公…”
    第11简：“…情爱也。《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樛木》之时，则以其禄也；《汉广》之知，则知不可得也；《鹊巢》之归，则远者…”
    第16简：“…公也。《绿衣》之忧，思古人也。《燕燕》之情，以其独也。孔子曰：吾以《葛覃》得氏初之诗。民性固然，见其美必欲反其本。夫葛之见歌也，则”
    第24简：“以絺绤之故也；后稷之见贵也，则以文武之德也。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性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位。悦其人，必好其所为。恶其人者亦然。”
    第20简：“…币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其隐志必有以喻也。其言有所载而后纳，或前之而后交，人不可触也。吾以《杕杜》得爵燕…”
    第27简：“…如此，何斯爵之矣？离其所爱，必曰吾奚舍之？殡赠是也。孔子曰：《蟋蟀》智难，《中氏》君子，《北风》不绝。人之怨子立不”
    这些竹简可以分为三组，第3、4简为第一组，是对《邦风》从欲的整体评价。“纳物”“敛财”，追求物质利益，这是人之物欲的表现，孔子对这种人欲并没有屏弃，而是要“溥观”，普遍地考察它，认识它，人欲的存在和表现被当作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孔子又说《邦风》“其言文，其声善”，称赞其言辞优雅，曲乐美善，具有极高的艺术性。“与贱民而豫之”，则是君子对待《邦风》的正确态度，要喜民之所喜，好民之所好，与民同乐。
    第10、14、12、13、15、11及16简的一部分为第二组，对《周南》中的《关雎》、《樛木》、《汉广》，《召南》中的《鹊巢》、《甘棠》和《邶风》中的《绿衣》、《燕燕》等七首诗的含义进行分析，并从中探测其道德意义。好色而先友、柔顺以求福、知恒攻可能、夫妻相敬、知恩必报、事死如生、情感专一等是人的自然情感，也具有极高的道德价值。学习这些诗篇，可以获得情感陶冶，提高道德意识，做到“诵而皆贤于其初者也”。
    第16简的一部分和24、20简及27简一部分为第三组，从《周南·葛覃》、《召南·甘棠》、《卫风·木瓜》、《唐风·有杕之杜》四首诗了解民性固然，认为反本、敬宗、尚礼、尊贤等人类最美好的行为都是出自人性的自然流露。
    这三组简论述的都是从欲文学的精华，其中包含的美好情感是任何时代都需要的，可以直接继承；从这些诗篇中引申出来的道德意义，更被《诗论》看作是君子的立身之本。但原始的从欲文学并不都是精华，格罗塞说：“在原始的诗歌里，粗野的物质上的快感占据了极大的领域；我们如果批评他们说肠胃所给与他们的抒情诗的灵感，决没有比心灵所给的寡少一点，实在一点也不算诬蔑那些诗人。”（［德］格罗塞著，蔡慕晖译《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84页）因此，《孔子诗论》对《邦风》诗篇还有反面教训的总结。如17简“《东方未明》有利词，《将仲》之言不可不韦（畏）也”，25简“《［君子］阳阳》小人，《有兔》不逢时”，29简“《卷耳》不知人，《涉溱》其绝”等。总的来说，《孔子诗论》对于从欲文学，采取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这种态度影响到后来抒情文学与言志文学的发展。
    从欲文学的精华被抒情文学继承下来。从欲指的是表达群体真实自然的欲望，抒情指的是抒发个体主观的情绪、感慨。从欲与抒情在自然、真实、感性等方面是一致的，这种一致使得二者充满了感动人心的生命力量；但从欲的群体性和抒情的个体性是截然不同的，群体的欲的存在具有正当性，而个体的欲必须升华为情才能被接受。
    在从欲文学中寻找道德意义和总结反面教训，这是用理性给从欲文学洗礼。这种理性培育出言志的文学。言志指的是记录个体对于群体生存状况的理性思考，它继承了从欲的善良诚恳，扬弃了它的疯狂迷信。
    由从欲到抒情、言志，这是考察《孔子诗论》所得到的中国文学的发展路径。传统文学理论关于“诗言志”、“诗缘情”两种说法的争论可在从欲说下统一起来了。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05年3月24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