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受西方的影响,文艺理论界一直在讨论“文学的死亡”和“文艺理论的危机”。如今“危机”话题的论争已渐告式微,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常见的有两个命题:一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论所面临的危机,二是走出文艺理论危机的策略(对策) 。围绕第一个命题,常见的一个说法是: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的文论研究会面临危机呢? 围绕第二个命题,常见的一个说法是:只要我们具有正确的对策,便可以走出文论的危机。这些命题和话语,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是正确的,但它仍会给人们造成一定的误解:好像文艺理论的危机只发生在20 世纪90 年代以后;文艺理论的危机是暂时的,是可以走出和结束的。

我们还看到,在“危机”话题的讨论中,有的人对“文艺理论危机”的到来感到震惊或惶恐,有的面对“文艺理论危机”感到悲观。对当代文艺理论的危机感到不安和担忧是无可厚非的,但它同时使我们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一部分人对“文艺理论危机”的问题,毫无思想准备,好像文艺理论出现危机,是极不正常的。

这就暴露一个问题:对当代文艺理论危机的认识不到位。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探索和思考。也许再过几年又燃“危机”“战火”,又会出现上述现象;况且,时下文艺理论的危机仍存在着,需要对其有所了解;再者,“文艺理论危机”的话题源自西方,对此亦需要有反思性的回应。

笔者认为,从整体上看,任何民族的文艺理论,如果没有统一的文艺理论,就永远会处于无间断性的危机之中,不是出现这样的危机,就是出现那样的危机;旧的还没有结束,新的就又产生了; 经过努力,有可能消减危机,但不可能彻底结束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消解了统一的文艺理论,文艺理论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理由如下:

第一,从文艺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关系来看,当代文艺理论永远是滞后的,永远处于未决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与艺术实践脱节。

从发生学上看,文艺理论是文艺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文艺活动中规律性因素的表述,是对既有艺术经验的解释和抽象概括。当新的文学艺术类型和文学艺术经验产生,现有文艺理论丧失解释能力时,它的变革时期就到来了。概念、术语、命题的发生、演化、淘汰过程都是顺应文学艺术实践的。一种艺术经验消亡,它所支持的文艺理论便也随之枯萎;一种艺术经验有生命力,它所支持的文艺理论也相应活跃。对此,我们应该辩证地看,艺术创作实践是文艺理论产生的前提,没有艺术创作实践,也就没有文艺理论。但文艺理论反过来要指导文艺实践,如果不这样看,文艺理论永远是滞后的,永远处于危机之中。

文学艺术的历史长河奔腾不息,从过去、现在走向未来,它常常处于日新月异的变化之中,中国新时期艺术实践的发展,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如这几年出现的艺术非艺术的界限问题、影像文化问题、纸介质文学出版物与网络文学关系问题等,都需要文论加以面对。而这些问题正处于变动之中,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它的理论概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这个理论概括成熟的时候,上述问题又会出现新情况,这时文论又会显得捉襟见肘。艺术实践的不断发展,就意味着由此而伴生的文艺理论永远处于不确定状态。从这个角度看,文艺理论永远处于未决状态,永远在危机中生存。

上述问题涉及哲学上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当代文艺理论,在我看来永远伴随着危

机。

理论与实践属不同层次,决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永远是个过程。它们之间的一致性是相对的、暂时的,它们之间的张力、距离却是绝对的,永恒的。有了间距才有结合的必要,两者之间的距离正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前提。理论与实践之间之所以存在张力和间距,是因为理论是从具体的、现实的实践中抽象和概括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舍弃或“蒸发”掉个别的感性材料、具体的实践条件和某些带有特殊烙印的时代因素等,这样就产生了理论与原初实践之间的差异,而当这些理论重新去说明和指导具体实践时,又与复杂的现实环境、多变的实际情况、实践主体的心态等产生差异或差距。①正是这种间距,造成理论难以完全实践化和现实化。

我们从中得到启示:当代文艺理论与具体艺术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似乎是正常的。当代文艺理论对眼前丰富多样的“图像世界”、文化审美现象等,不能做出及时的、科学的解释,当代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方法,一时便不能适应文艺创作实践,看起来这好像是文艺理论的危机,而这种危机又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在这种危机中不断地推进文艺理论的发展。

第二,当代文艺理论都是在某种领域和某种角度对文学的思考,其结果是“顾此失彼”。

从表面上看,文艺理论的来源或曰研究对象具有统一性。一般来讲有三个方面:(一)本民族的文学史研究,从中获得启示、论据,发现规律,在过去艺术实践的基础上建构理论; (二)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研究,通过借鉴外国的独特的文艺理论实践和艺术创作经验,丰富理论内涵,加强理论实证; (三)研究现实的艺术创作经验,为理论补充新鲜血液,寻找新的支撑点。列宁指出:“人不能完全把握—反映—描绘全部自然性、它的‘直接的整体’,人在创立抽象、概念、规律、科学的世界图画等等时,只能永远地接近于这一点。”③上述三方面涉及到两千多年来中外数以百计的民族文学艺术史、数以万计的艺术家、作家的创作经验、数不清的艺术文本,又涉及到复杂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民族特性、社会心理、审美惯性等。因此,当代文艺理论做不到对上述对象进行全面的观照,它“只能永远地接近于这一点”,从某些方面或领域切入来建构自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格尔顿说:“文学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吗? 也没有,各种文论关注内容也是不一样的,对象的统一性也像方法的统一性一样虚无缥缈。”所以“任何理论”只能“从它研究对象这一角度来界定自己。”④ 20 世纪西方许多文艺理论形态如接受理论、女权主义文论等都是从某些研究对象出发来构建理论体系的。西方文论不可能有统一的研究对象,也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文艺理论,必然出现“适此而不适彼”的现象,对“彼”来说,文艺理论出现“危机”了。

另外,我们也要看到,当代文艺理论是以某些文学艺术现象为研究对象,所以它不可能包罗一切。当代文艺理论家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艺术世界,所以,当代文艺理论往往是从某种角度、某种眼光出发对文学艺术的思考。如,再现论关注的是社会生活和艺术创作的关系,表现论关注的是创作主体和艺术创作的关系,它们关注的角度不同;人本主义文论站在人道主义立场来思考文学艺术,科学主义文论站在实证主义立场来思考文学艺术,它们依据的立场、眼光不同。可见,视角、眼光不同,对文学艺术的认识也就有多种多样的解释,由此消解了文艺理论对文学的统一的解释,文艺理论必然出现局限性和危机,必然会“顾此而失彼”。

第三,从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过程看,它是质疑者,又是被质疑者,没有永恒的形态、原理、观念、术语。

乔纳森·卡勒在1997年出版的《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一书中,对“理论是什么”做出了深入探讨,并从四个方面对理论进行界定, 其中一条是:“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⑥他说的理论亦包括文艺理论,文艺理论即是一种常常质疑艺术活动常识的话语实践。一方面,它要对艺术实践中形成共性、共识的东西进行反思、质疑,进行概括总结,实现所谓的理论化;另一方面,一旦某种理论化的成功成为一种理论常识时,似乎对艺术实践形成了一种有形或无形的控制,对艺术家、作家的个性形成某种“威胁”,这时它就成了质疑对象。同时,面对新的艺术实践和生活实践,理论家又会展开新的反思和质疑,包括对以前理论本身的反思和质疑,从而探索新的理论话语。⑦如此往复不息。诸如西方浪漫主义文论对古典主义文论的质疑,现实主义文论对浪漫主义文论的质疑等等。当代文艺理论就是在这种不断质疑、否定中更替、发展的。它是质疑者,又是被质疑者,从这个角度看,危机时时刻刻伴随着文艺理论。

从上述我们看到,当代文艺理论是作为过程展开的。“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⑧一个过程的终结意味着新的开始;新的开始又必然脱胎于旧的过程,如此循环无穷。同时,任何一个过程本身亦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不断有新的因素产生,不断有旧的因素消亡。所以当代文艺理论没有永恒的理论形态,更没有永恒的概念、观念、术语。一切都在发展、变化之中,一切也都是在危机之中。

第四,从当代文艺理论的特性来看,它所蕴含的主观成分,使裁剪与曲解客观的艺术事实现象根本无法避免。

从表面上看,当代文艺理论与科学知识都来源于实践,主要是由事实陈述性话语构成。但两者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科学知识的事实陈述性话语,体现的是知识的客观性、可实证性,而文艺理论的事实陈述性话语相对来说具有较浓的主观成分。一方面,文论事实陈述话语不仅建立在文论家“前理解”的基础上,而且还要受到个人的主观要素包括心理要素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文论家们看和思的方式;另一方面,文论家对艺术事实的描述极具目的性和主观选择性,他们从纷繁复杂的艺术现象中选择的相当一部分是那些符合其理论内涵的实践经验和艺术现象;再者,也不排除有些文论家在一定程度上有观念先行的做法,他们把某些艺术实践、艺术现象当成支持其理论有效性和合法性的论据。由此可见,尽管当代文艺学界一直在强调文艺理论的科学性、实践性,但由于它属于人文知识的范畴,其主观成分根本无法避免,只是多少而已。这就使当代文艺理论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裁剪与曲解客观的艺术事实,甚至出现“空对空”无法实证的现象。

第五,从当代文艺理论的构成看,其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从来就没有平衡过。

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曾把文学研究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内部研究即艺术内在规律的研究,外部研究即跨学科研究。从中西文论史来看,这两种研究从来就没有平衡过。以现当代文论为例。众所周知,西方从18世纪意大利维柯的社会学文论开始一直比较重视文学艺术的外部研究,到20世纪初,由俄国的形式主义理论转向,转到文学艺术的内部研究;到20世纪后期,由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转向,又回到文学艺术的外部研究。我们看得异常清楚,文艺理论呈“S”型发展趋势,有时外部研究突出,有时内部研究突出,无论是哪种研究突出,都意味着文艺理论的危机。

以上笔者从五个方面分析了当代文艺理论时刻伴随着危机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但这只是从整体上着眼的,具体的或不同民族的文艺理论危机的表现是有很大差异的。

必须说明的是,笔者在这里阐述当代文艺理论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并不是在搞文学上的宿命论,不是主张对危机可以听之任之。笔者只是在指出: 危机,对当代文艺理论来说,是家常便饭,随时都存在。那么我们面对中国的当代文论危机,应保持平常心,不应该感到震惊或惶恐,更不应该伤心和悲观。关于“危机”话题的讨论,之所以出现一些空洞的或抽象的理论争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当代文艺理论的危机没有思想准备,一时浮躁所致。眼下,文艺理论仍在危机之中,理论家们如果能够摆脱那些空泛的理论论争,而潜心于真正的理论沉思,将会真正地削弱危机,出现文论的新气象。

（本文载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6期）

 

参考文献

①参见张卫平《理论与实践的间距、中介、结合》,《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②⑧《毛泽东著作选读》(上)第133、173—174 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③列宁《黑格尔〈逻辑学〉·摘要》,见______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第60 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④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第216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第1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⑥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第16 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⑦参见刘进《文学理论的基本品格和功能》,《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