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与评点学的关系，无论是在清代文学批评史领域还是在文选学研究领域，都是颇为重要的课题。近年有论文这样总结其间关系说：“四库馆臣对于评点学的批评，大体上缺少令人信服的学理性的分析，更多的是一些不容争辩的判断和模式化、格套化的批判。”[1]细读《总目》，其实际情况却与此结论大相径庭。从《总目》全书来看，《总目》对各个时代的评点学均有褒有贬，而且进行褒贬的判断语句背后都有着的严谨系统的学术观念支撑，诸如主张学术风格的雅醇，强调遵守文献四部分类的悠久传统，要求尊重古书原文勿加篡改，均体现着一以贯之的学术理念，并非一句“缺少令人信服的学理性的分析”就可以概括抹煞的。本文不揣谫陋，试论如下。

一

首先讨论《总目》中称许评点之学的方面。

《总目》评判书籍有一个大的区分界划，较好的抄录收入“正编”《四库全书》，较次的归入“存目”，也即编入另册。《总目》正编收录了许多宋代评点书籍，如吕祖谦的《古文关键》、楼昉的《崇古文诀》、真德秀的《文章正宗》等，即使对于标举尖新字句开竟陵派先声的刘辰翁的《集千家注杜诗》和《笺注评点李贺歌诗》也收入了正编，赞许对于李贺诗的点评中其肯綮处颇多。当然这并非对于宋人评点特别宽容，而是因为“宋人选本传世者稀”，对有些不见得如人意的“录而存之，亦足以资循览也”（卷187，第1703页。以下只注页数）。也即对于宋人评点之书，四库馆臣并不完全以其评点本身的价值而论，很大程度上是看重其文献学史上的价值，是以稀见文献而加以珍视的，并非是出于对宋人评点比较宽容。

《总目》对元代人士的评点，如杨维桢所评《玉笥集》等，亦多收入正编，特别是对元末明初学者刘履的《风雅翼》，更是赞誉有加：“所笺释评论，亦颇详赡，尚非枵腹之空论，较陈仁子书犹在其上。”（p.1711）

对于明人评点中的优秀著作，四库馆臣的褒扬性评价颇为详细深入，如论唐顺之的《文编》：“顺之深于古文，能心知其得失，凡所别择，具有精意。……其言皆妙解文理，故是编所录，虽皆习诵之文，而标举脉络，批导窽会，使后人得以窥见开阖顺逆、经纬错综之妙，而神明变化以蕲至于古。学秦汉者当于唐宋求门径。学唐宋者，固当以此编为门径矣。”(p.1716)

由此可见，四库馆臣热情洋溢地极力赞赏明人唐顺之文学评点之精妙，并且指出评点之家的必备素质——“深于古文，能心知得失”，“妙解文理”；评点的内容——“标举脉络，批导窽会”；评点的功用和价值——“使后人得以窥见开阖顺逆、经纬错综之妙”；评点的目的是指示作文门径以求撰写出如同古人名作一般的优秀作品：“神明变化以蕲至于古”：论述得全面具体而又透彻深入。

即使对明人中评点不甚如人意的评点之书，时而也为之加以辩护。如茅坤编纂评点的《唐宋八大家文钞》，黄宗羲对其指责道：“鹿门八家之选，其旨大略本之荆川、道思。然其圈点勾抹多不得要领，故有腠理脉络处不标出，而圈点漫施之字句之间者，与世俗差强不远。……观荆川与鹿门论文书，底蕴已自和盘托出，而鹿门一生仅得其转折波澜而已，所谓精神不可磨灭者未之有得。缘鹿门但学文章，于经史之功甚疏，故只小小结果，其批评又何足道乎？”[2]

从这些话语看来，黄宗羲和四库馆臣对评点的立场很是近似，即认为文学评点是必要的有益的，但是评点家要有经史学问根底，要做得脱俗拔萃才行。只是具体到黄宗羲如此严厉地贬斥茅坤的评点成就，四库馆臣没有随声附和，而是站在较为客观公允的立场为之作了有力的辩护：“然八家全集浩博，学者遍读为难。书肆选本又漏略过甚。坤所选录尚得烦简之中。集中评语，虽所见未深，亦足以为初学之门径。一二百年以来家弦户诵，固亦有由矣。”（p.1719）态度甚为宽容:只要能够为初学者提供读文作文得门径就合格了。

对于清人评点，四库馆臣对那些较优秀的评点之书亦不吝称扬。对康熙皇帝选录、徐干学等编注和集评的《御选古文渊鉴》给以高度的评价是可以理解的：“备载前人评语，用王霆震《古文集成》例，而搜罗赅备，去取谨严。……至于甲乙品题，亲挥奎藻，别百家之工拙，穷三准之精微，则自有总集以来，厯代帝王未闻斯着，无可援以为例者。”（p.1725）对清代学者蔡世远编撰的《古文雅正》，也极力吹扬其选录谨严，对其评点也无一贬语。

《四库全书》中所收录的清代诗文集里评点之书本来就颇少，唯有评述徐文驹《明文选》，言其“圈点批语皆用八比之法”（p.1774），然亦无深责之语。可见对本朝文学评点亦宽容有加。

二

至于打入另册，排斥出《四库全书》之外，在《四库总目》中列入存目进行贬责的评点书籍，亦并非是出于“模式化、格套化的批判”，更非“缺少令人信服的学理性分析”，恰恰相反，其间体现出四库馆臣非常自觉地学术理念，贯穿着自古相传的严肃的学术规范意识和文献学思想观念。

其贬抑这些存目中评点之书的学理依据和标准，可以分为五类而言：一是反对评点经史子书，二是反对对古书滥加删削，三是反对舍弃文章思想内容而仅论句法章法，四是反对以八股时文之法评点文章特别是古人的篇章，五是反对以不严肃的轻佻浅薄的态度和话语评点诗文。谨分述如下。

其第一方面，反对以文学眼光衡量批点经史子三部之书，实际上牵涉到对典籍的学术分类问题。至少自从梁代萧统编纂《文选》，就有明确清晰的学术理念，文学与经史子大有畛域区别，不能以“文”视之。通过对刘宋以来目录学思想的接受，萧统《文选序》这样认为：“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选又亦畧诸。……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3]通过阐述经史子与集部文章的区别，清晰地得出了“能文为本”的文学准则不能用来衡量经书、史书和子书的坚实结论。

四库馆臣特别是纪昀等人精于《文选》之学，更精于目录之学，他们明显地接受了这一传统理念，所以他们认为评点只能适用于“能文为本”的诗文辞赋，不能用以批点经史子类诸书。在《四库总目》具体行文中，他们明确指出经书乃是“尼山删定，本以唐虞三代之规，传为帝王之治法，不徒为寻章摘句设也”（p.100），严厉谴责那些对于经书滥加圈点的做法，如评蒋家驹《尚书义疏》“亦高头讲章之类，钞本缀以圈点，其体段皆似时文”（p.115）；宋景云《毛诗发微》“大抵以批点文字之法推求经义”（p.142）；姚舜牧《书经疑问》“于经义罕所考定，惟推寻文句以意说之，……可谓游谈无根矣”（p.111）；郭正域《批点考工记》“是编取考工记之文，圈点批评，惟论其章法句法字法，毎节后所附注释亦颇浅略，葢为论文而作，不为诂经而作也”（p.183）；贺贻孙《诗触》“往往以后人诗法，诂先圣之经，不免失之佻巧”（p.143）等。

对这些评点经文的书籍，四库馆臣不仅将其全部列入“存目”而且在叙录凌蒙初《言诗翼》时给以辛辣的嘲弄：“（此书）直以选词遣调、造语炼字诸法论《三百篇》，每篇又从锺惺之本加以圈点，明人经解，眞可谓无所不有矣。”（p.142）

对于圈点史书的做法，《四库总目》亦无一嘉许，其典型性的论述见于对明人沈国元《二十一史论赞》的叙录：“是书摘录二十一史论赞，加以圈点评识，全如批选时文之式。以为评史，则记传所载，非论赞所能该；事无始末，何由信其是非？以为论文，则《晋书》以下八史，以及宋辽金元四史，岂可以为文式哉？真两无取也。”（p.581）可见他们之所以反对以评文方式评史书，重要因素就在于《晋书》以下的正史缺乏文学性质。又如“明熊尚文《兰曹读史日记》”条亦认为亦评点之语加诸史书，不合乎史评着书的体例（p.763）；“钟惺《史怀》”条云：“盖评史者精核义理之事，非掉弄聪明之事也”（p.763）认为读史评史亦当以义理为主，不应着眼于文句章法之间。

子书类评点，《四库总目》涉及极少，但态度亦很鲜明，如评孙嘉淦《南华通》，因其“取《庄子》内篇以时文之法评之，使起承转合、提掇呼应一一易晓”（p.1257），看似有益初学，毕竟子书不能以文论之，所以亦打入另册存目。

第二方面，强烈反对将古书滥加删削窜改。顾炎武《日知录》反复抨击明人乱删古书、以致弄得古书面目全非的狂妄做法。四库馆臣在许多学术理念上承继了这一观念，所以也屡次在叙录中谴责对古书滥加窜改的行为，于是一大批包含评点又篡改古书的著作被列入存目。他们对胆敢删削经书的做法，声色俱厉地加以呵斥，如论钟惺《周文归》“其书删节《三礼》、《尔雅》、《家语》、《三传》、《国语》、《楚词》、《逸周书》，共为一编，以时文之法评地之。明末士习轻佻放诞，至敢于刋削圣经，亦可谓悍然不顾矣”（p.1759）。对史书滥加删削的行为，四库馆臣更是冷嘲热讽，如指斥茅坤《史记钞》“是编删削《史记》之文，亦略施评点，然坤虽好讲古文，恐未必能刋正司马迁也”（p.580）

即使对于前人总集别集进行篡改，也被认为是不可容忍的，如邹思明《文选尤》“其书取《文选》旧本，臆为删削”（p.1734）；闵齐华《文选瀹注》“是书以六臣注本，删削旧文，分繋于各段之下”（p.1734）；洪若皋《昭明文选越裁》“案昭明旧本，唐人奉为蓍龟，以杜甫诗才凌跨百代，犹有‘熟精文选理’之句，余子可以知矣。若皋横加翦薙，可谓不自揣量”（p.1734），这些均触犯了《四库总目》倡导的学术规范的大忌。

第三个方面，是反对舍弃文章思想内容而仅论句法章法。四库馆臣将能够兼顾作品思想内容的文学评点称为“宋人之法”，多有赞许。宋代文章评点当以吕祖谦的《古文关键》、楼昉的《崇古文诀》和吕祖谦的《古文关键》等为代表。对此三书，《总目》卷一八七“楼昉《崇古文诀》”条云：“陈振孙书録解题称其大畧如吕氏《关键》，而所録自秦汉而下，至于宋朝，篇目增多，发明尤精，学者便之。所言与今本相合。……世所传诵，惟吕祖谦《古文关键》、谢枋得《文章轨范》、及昉此书而已。而此书篇目较备，繁简得中，尤有禆扵学者。”（p.1698-1699）可谓赞许有加。其评点内容皆能够兼顾文章思想内容与结构章法，无所偏废。

如《崇古文诀》，可以其篇首题下对贾谊文章的批点为例。《政事书》评云：“本末宏阔，首尾该贯，议论未免纯驳之杂。然自董仲舒以前未有言及此者，文章气力则当为西汉第一。”[4]《过秦论》评云：“秦始终兴亡之变，尽在此书。”[5]《吊屈原赋》评云：“谊谪长沙，不得意，投书吊屈原而因以自谕，然讥议时人太分明，其才甚高，其志甚大，而量亦狭矣。”[6]《服鸟赋》评云：“其词汗漫恍惚，盖皆遗世忘形之说也。此太史公读之而有同生死齐物我令人爽然自失之叹也。”[7]

谢枋得《文章轨范》评点极喜论列文篇章法结构词气语脉，然亦多阐述文章内容特色之处，如韩愈《原毁》尾评：“此篇曲尽人情，巧处妙处在假托他人之言辞，摸写世俗之情状，熟于此，必能作论。”[8]苏轼《荀卿论》尾评：“孔子立言平易正直而不敢为非常可喜之论，故其道歴万世而不可易。荀卿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歴诋天下之贤圣以自是。李斯学其学，无忌惮有甚于荀卿者。”[9]

吕祖谦《古文关键》喜好品评唐宋古文章法方面的抑扬反复、开合曲折，然而也多处结合文篇内容进行指点，如苏洵《管仲论》篇首批曰：“老苏大率多是权书，惟此文句句的当。前亦可学，后不可到。此篇义理的当，抑扬反复，及警策处多。”[10]（卷下）苏轼《晁错论》篇首批云：“此篇前面引入事，说景帝时虽名为治平，有七国之变。此篇体制好。大槩作文，淅淅引入来。”《秦始皇扶苏》篇首批语为：“不特文势雄健，议论亦至当。”[11]

《总目》对那些舍弃文章内容、只论字法句法章法结构的评点，甚为不满，口诛笔伐，屡屡加之。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对明人孙鑛批点的评价上：“鑛乃竟用评阅时文之式，一一标举其字句之法，词意纤仄，锺谭流派，此已兆其先声矣。”（p.282）

不过，孙鑛等为代表的明代评点学家们不再关注经书义理的发挥、文学作品内容的阐述，竭尽全力于评点章法句法字法，并视为自己的重大事业，也有他们自觉追求的目标和独特意图。明人冯元仲在《诗经叙文》中精要地概括了引发孙鑛等批点儒经的学术背景：“ 古今 博士家言徒向注脚中研讨，而于经章法句法字法割裂倒颠，沉埋蒙障，如盲昏夜循墙而走乎不旦之途，置趾与颠，移眸在鼻，无处识其本末面目，则宋人以训故解诗而诗晦，今人以时文说诗而诗亡也。”冯元仲认为孙鑛正是不满于古今人们以训诂或时文途径诠释经书导致的种种弊端，所以孙鑛才专力注重于从章法句法字法解说经书以开辟新的学术领域，并且显示出全新的价值，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在昔老泉评《孟》，叠山品《檀弓》，差为圣贤点睛开面；月峰孙公，举《诗》、《书》、《礼》，鼎足高峙，点注判断，把搔抉剔，无入不微，无出不悍。其于诗人之神情骨髓，须麋眼目，无不照以容成，剡以青犊，贯以电影。……此吾夫子删定后，第一神剂霞浆也。”[12]今观孙鑛无论是批点儒家经书还是评点《文选》，都贯彻了这一注重文法的观念。

所以批点文章只管章法句法字法，也可说是明人评点与宋人显着有别的一个方面。只是在学术观念相对保守的四库馆臣看来，这种创新是走上了严重的歧途，所以他们不仅严厉指责孙鑛本人，即使不是孙鑛所评而不涉及内容的批点，照样要受批判，如如旧本题宋谢枋得《批点檀弓》“书中圈点甚宻，而评则但标章法句法等字，似孙鑛等评书之法，不类宋人体例”（p.192）。

第四方面即反对以八股时文之法评点文章特别是古人的篇章。四库馆臣认为只标举句法字法章法而不议论思想内容的评点，不仅仅是抛弃了宋代学者评点的优秀传统，而且是一种学术上的堕落，即将批点时文之法用于高雅的文学领域，纯属浅陋庸劣的“俗学”之举。“俗学”的定义，宋代学者真德秀云：“读圣贤之书而不知圣贤之道，自累于俗学始。何谓俗学？科举之业是已。”[13]顾炎武《日知录》中亦多有声讨八股时文之条目。四库馆臣对这些前辈的观念一一承袭，对于在科举途中作为敲门砖的俗学之文——八股时文和以八股文进行评点的做法，进行了连篇累牍的蔑视性的攻讦讥讽，甚至连“存目”也不让八股时文集子进入。

《四库总目》于“《春秋正义经传删本》”条力陈以时文评经的危害，言其和经书义理毫无关联，又助长剽窃之习，败坏学术风气：“（是书）详论作文之法，与经义如风马牛之不相及，其目本可不存，然自有制艺以来，坊本五经讲章如此者，不一而足，时文家利于剽窃，较先儒传注转易于风行，苟置之不论不议，势必蔓延不止，遗患于学术者弥深，故存而辟之，俾知凡类此者，皆在所当斥也。”（p.252）对于专为举业而设的评点之书，觉得收入“存目”已是不当，对那些近似于时文评点者皆另眼视之也就可以理解了。如评沈尔嘉《读易镜》“经文旁加圈点，讲义上缀评语，亦全似时文”（p.69）；冉觐祖《礼记详说》“自序谓坊本诸讲，其标宗旨、剔字句、顺口吻、联脉络、化板为圆，亦足醒人心目，故编检而分载之，附先儒后，则其作书之旨大畧可知矣”（p.417）；许相卿《史汉方驾》“如批点时文之例，反参错难观，则未免于不善变矣”（p.197）

上面这些书目还都在其叙录里讲了为何打入要另册的具体缘由，还有许多类似时文之体的评点之书不加任何详细评价就列入“存目”，因为《四库全书》选书的标准是“雅醇”，《四库总目》卷首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上谕说得明白：“朕辑《四库全书》，当采诗文之有关世道人心者。……以示朕厘正诗体，崇尙雅醇之至意。”（p.7）其实“雅醇”的标准不仅仅是针对诗文的，也是衡量全部书籍取舍的最高准则。雅者，崇正避俗之谓；醇者，不浅不薄之谓。所以有俗学之迹的时文评点在必加排斥之列，是十分当然的。

第五方面是反对以不严肃的轻佻浅薄的态度和话语评点诗文。如果说贬斥时文类评点是因为其不“雅”，那么贬斥类似竟陵派文风的评点之书，就是因为其“不醇”，流于浅薄尖新。四库馆臣和清初大家顾炎武一样对竟陵派文风深恶痛绝，必欲赶尽逐绝而后快，所以即使评点行文风格略与竟陵相近者，亦必加以批判。如“刘辰翁《班马异同评》”条“辰翁人品颇高洁，而文章多渉僻涩，其点论古书，尤好为纎诡新颕之词，实于数百年前预开明末竟陵之派。”（p.417）“集千家注杜诗”条“（刘辰翁评语）所见至浅，其标举尖新字句，殆于竟陵之先声”（p.1281），故而将其皆列入存目。

对于钟惺等明末文人的评点之书，其严厉指责更随处可见，如“钟惺《诗归》条”：“大旨以纎诡幽渺为宗，点逗一二新隽字句，矜为玄妙，又力排《选》诗惜羣之说，于连篇之诗随意割裂，古来诗法于是尽亡。”（p.1759）“钟惺《宋文归》”条：“宋文多朴实，而惺以纎巧之法选之，以佻薄之语评之，是为南辕而北辙，其去取之得失，可以不必问矣。”（p.1759）“杨以任《读史集》”条：“每条下略缀评语，词多佻纤，颇近竟陵一派。”（页581）“张毓睿《三国史瑜》”条：“评语多取钟惺之说，其所宗尚可知也。”（p.581）“凌濛初《合评选诗》”条：“所采惟钟、谭为多，圈点则一依郭正域本，其宗旨可以概见也。”（p.1759）“陆云龙《十六名家小品》”条：“每篇皆有评语，大抵轻佻獧薄，不出当时之习。”（p.1765）所谓“当时之习”，亦即明末文风，也即竟陵派、公安派等的创作风格，在四库馆臣看来，是与他们提倡的典雅醇厚格格不入的。所以即使清初诗文大家王夫之，其《诗经稗疏》因有“竟陵钟惺批判《国风》之余习”，也被讥刺为“未免自秽其书，虽不作可矣”（p.131）。

总之，从上述论析，可以看出，《四库总目》对于评点学是有一整套十分系统的学术理念、著述规范乃至于文献学传统作为褒贬评判的准则的。这些准则是以乾隆皇帝为首的清廷官方极力倡导的，是对清初学术界倡导的学术规范理念的继承同时又自觉地加以发扬光大，其影响颇为深远，是不可低估的。

（本文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吴承学《<四库全书>与评点之学》[J]，《文学评论》2007年第一期第10页。

[2] [清]黄宗羲《答张尔公论茅鹿门批评八家书》，《黄宗羲全集》[M]第十册第170－173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3][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4]、[5]、[6]、[7][宋]楼昉《崇古文诀》[M]卷二、卷二、卷三、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4册第10、19、21、23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8]、[9] [宋]谢枋得《文章轨范》[M]卷一、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9册第555、580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0]、[11][宋]吕祖谦《古文关键》[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1册第757、772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2] [明] 冯元仲《诗经叙文》，《孙月峰先生批评诗经四卷批评书经六卷批评礼记六卷》[M]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50册第48页，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

[13][宋]真德秀《宋徐元杰子祥序》，《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M]卷二十八，第447页，《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作者简介：王书才，男，汉族，河南中牟人，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 博士。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