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这些“城市异乡者”像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飞来飞去”，标示着稳态的乡土社会结构正在走向解体，这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颇为重要的历史景观；与此同时，大批乡土小说家对这些“城市异乡者”的书写也蔚为壮观，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涌现了一大批描述这一社会变迁的优秀作品，如阎连科、王安忆、刘庆邦、方方、孙惠芬、尤凤伟、王祥夫等都屡有佳制。“城市异乡者”的书写向度拓展了传统乡土小说的地理阈限，前此的乡土小说多是以乡下“本土”上发生的故事为“本事”，强调的是乡土的“根性”，即便有出入于乡土者，也依然以乡土为精神家园，实现落脚于城市的“乡下人”（常常是知识者，或作家主体）的精神还乡，所以乡土小说所传达的风情、风俗和风景是纯粹的乡土气息；而当下的乡土小说不再以“乡土故事”为“本事”，是以流动于城乡之间的“乡下人”为书写对象，展开的是投生于城市角角落落的“异乡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空间，揭示的是城市文明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的矛盾冲突。其次，对“城市异乡者”在城市与乡土之间迁徙流浪的书写在现实意义上正显示着小说家与历史同构的努力，重新唤起了曾经淹没在伪现实主义之中的批判精神，它批判现实主义的锋芒使文坛重起一股生气，扩张了乡土小说的内涵，描画了新世纪乡土文学转型的轨迹。

不过，当下此类创作还缺乏坚实的哲学资源的支持和现代理念的支撑，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问题小说”的粗疏，问题的一个方面就是作家主体所面临的伦理处境的悖论。

毫无疑问，“文学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包括文学的社会属性、作家构成、文学观念、创作内涵、形式体制，以至语言模式和传播方式等等，所有文学构成要素整体性、根本性的转换才意味着现代转型目标的实现。这里边历史观的问题即形塑现代理念的问题不可忽略。文化保守主义对文坛的渗透使大量乡土小说以文化守成为意旨，表达对传统儒家伦理秩序的顾恋，他们的精神向度则呈现出两歧性：一方面当作家面对弱势群体时，先入为主地将城市文明定为“恶性”、乡土文明看作“善性”，怀抱的是一种不平和义愤，或者更多的是同情；而另一方面，作家主体已经获得城市身份认同、经济地位、思维向度以及精神气质，这使他们在面对乡土存在时又内含着一种逃离之后的优越心理。这种城乡二元对立的定位和精神认同上的两歧性思维模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乡土小说家精神域地的广度和思想掘进的深度，对乡土、对底层表层化的同情式套路隔膜了知识分子对真实民间的表述，以道德批评代替审美立场也导致了“城市异乡者”书写美学品格的粗疏。

现代伦理学的基本主题是道德主体性原则的确立，创作主体怀抱怎样一种人文立场更富有思辨力地揭示“小人物”的命运应该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其实，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正是由移民为发端的，晚清现代实业的创立、新式教育的推行、科举制度的废除、传媒事业的发展将一批批青年抛出传统轨道卷入都市洪流，这一变迁对现代知识群体包括市民阶层的形成至关重要。当我们面对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伦理悖论的两难选择时，我们值得反思“为什么异乡人饱经肉体与精神的苦难却死守在城市”？如吴玄的《发廊》（《花城》2002年第5期）中的方圆她执著地要留在城市仅仅是因为“自贱”吗？仅仅是因为像孙慧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人民文学》2002年第1期）和刘继明的《送你一束红花草》(《上海文学》2004年第12期)中做了小姐的乡下妹妹无法再重拾尊严？或者是他们都变得爱浮华爱享受？大概都不是答案。

乡下人之所以这么执著地要留在城市，是因为在他们用肉体与精神的苦难支撑起中国现代性的繁华的同时，也分享了乡土中国都市化过程中健康的一面，这一点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到：（一）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地域转移, 分化与流动中以实现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化为根本内容；（二）“城市化”以其特有的社会分工改变了人们的职业价值观，同时也铸练出城市生活特有的现代性质素,现代性渗入与生长的过程,也是心灵秩序的重整与社会规范整合的过程；（三）城市化窒息了传统人伦机制,所催生的新型伦理建构激发将人们做出具有契约理性特征的行为选择，新的城市生活以其特有方式涤荡着农民身上所积累的传统因子,他们的伦理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促使他们与传统诀别形成新的现代思维，迈向现代化行列。其实在乡下人进城的主题内涵中也包含着在乡下人眼中“农村异化”的倾向，乡村在这代人心中决不像文学家心中的那个“精神还乡地”，也不是海德格尔那个“诗意的栖居地”，而是一个痛恨的对象。一个打工仔在博客上说：“我们这些来到城市的异乡人，生来就想抛弃身边的东西,生来就对哪怕是隔壁的村子充满了向往。”《发廊》的作者说得很明白：“我的老家西地”，“它现在的样子相当破败，仿佛挂在山上的一个废弃的鸟巢”，它“什么资源都没有”。乡下人渴望经过打拚由穷人变成有钱人、由打工仔变成老板、由“乡巴佬”变成“城里人”，这个过程充满了艰辛和挑战，也充满失落和痛苦，但人类社会就是一步步从这种失落和痛苦中走出浑沌和愚昧，走向富足和文明。道德的批评不能代表审美的立场，新的文化背景需要我们不但对人性和人道做出回答,还需对时代和历史发展做出理性评断。从世界性的发展规律来说，乡土人移民城市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必然，只有站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高点来看待这次移民运动，看待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才符合现代伦理观念。

当然，我们这里也更需要指出，文学作为对人类文化生存境遇的内在机理进行寻绎的学科，不能只是仅仅追随历史进化的线性发展，它在前瞻的同时还必须不断殷殷回首，拣拾那些在过于激烈的历史功利目的下沦落或丢失的人文关怀意识作为当下的强调。所以，面对城市文明对乡土文明的沉重挤压、面对现代化所生成的人性异化和“恶”性法则、面对城市异乡者遭遇的种种苦难和精神挣扎，仅仅富有同情和义愤还远远不够,作家和评论家应以更富有现代意识的人道主义的悲悯姿态让传统中古朴、谨严的文化品格留驻，以利于保持生命存在的庄严和文化模式的健康。

（原文载于《文艺报》 2007 年 6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