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是整个当代文学史上最早遭受批判的小说之一。在此前后，受到批判的作品还有白刃的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以及路翎《洼地上的战役》。联系到后来文坛上对于邓友梅《在悬崖上》、宗璞《红豆》，以及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的批判，事实上，当时文坛对于作品的批判，已不单是一种文学式的评价，其根本用意在于消除“五四”以来文学传统中的若干因素，而确立第一次文代会提出的文学秩序，并伴随着当时社会特有的体制性因素展开并强行实施。因而，伴随着这些作品被批判，事实上酝成了当代文学的一次事件。之所以构成事件，表明了其被批判本身要远比作品本身重要得多。也即是说，《我们夫妇之间》这些作品，从创作的角度来说，并不重要，也并未构成对于当代文学史的某种意义，而对它的批判，则构成对整个当代文学的深远影响。

批判本身究竟表明了事件怎样的意义呢？比如，路翎在以朝鲜战争为题材一组短篇小说中，《洼地上的战役》是受攻击最猛烈的。这篇小说仍然沿循了路翎在40年代就形成的心理现实传统以及从个体生命出发对时代感受的特点，因而被指斥为“支援了个人温情主义”，而“攻击了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连同后来的《在悬崖上》、《红豆》的被批判，表明了试图以个体经验探寻人性心理世界写作方法，是一种“爱情至上”、“人性论”的“黑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遭遇则表明了社会主义阶段的文学只能歌颂而不能暴露的铁律。应当说，每一次对作品的批判，其伴随的，都是某一种文学传统的丧失与新的社会主义文学原则的建立。

那么，《我们夫妇之间》这篇小说与它的被批判，究意表现了一种什么样文学传统的丧失，与什么样创作原创的建立呢？

《我们夫妇之间》讲叙了一个恩爱夫妻之间发生冲突而最终言归于好的简单情节。不同于一般家庭琐事的是，这一情节发生于革命胜利后刚刚进入城市的一对革命夫妻当中。城市知识分子出身的丈夫李克在进城之后，对城市的一切都感到欣喜与惬意；而出身乡村的妻子张同志则大感不适，并与丈夫不断争吵。由于两人身份的特殊，使得夫妇争执的情节具有了理解上的歧义。

作品情节的核心之处有两个：即“争吵”与“和解”，但是通常对这部作品的批判与评论，大都只取“争吵”这一点展开。批判者认为“萧也牧无原则地拼凑了李克与他爱人之间的矛盾。他把二人之间政治思想的矛盾与非政治上的矛盾等量齐观”，并认为在“争吵”这一情节“集中和夸大了的描写我们的女主角的日常生活的作风、习惯”[1]；而90年代后，肯定性的评论则看重作品以新的视角概括解放后生活的新现实，并重点指出作品表现了新的历史时期革命队伍中出现的城乡文化差别问题。简而言之，批判者指斥作品在政治上无意义，而肯定者则指认作品在文化上有意义。

事实上，仅仅从“争吵”这一情节出发去分析本文是不够的，因为小说最终意图的表达是通过另一核心情节——“和解”达到的。换言之，只有将“争吵”与“和解”两个情节联贯起来，并以“和解”为核心，才可能达到对作品的全面理解。

应该说，对于《我们夫妇之间》的不同评判，来自于文本本身存在的两个系统。一是叙事系统，一是意义系统。按照作者初衷，两个系统最终能够完成意义表述，即通过李克和妻子张同志的日常矛盾冲突与最终和解这一叙事系统，达到所谓“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这一意义系统的最终阐释。如果作者萧也牧果真将两个系统在有序连接之下完成意义的表述，那么这篇小说与时兴的文学作品并无二致，至少不会遭到批判。但关键在于。萧也牧本人并无意或无力完成这一粘合，文本中两个系统始终呈分离甚至冲突状态，才导致了对其“无意义”、“噱头”与“丑化”等等批判。

萧也牧本属左翼与解放区作家，30年代末即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参加革命，后任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副主任。解放之初，他在文坛声誉一直很高。《我们夫妇之间》发表甫始，不仅好评如潮，而且昆仑影片公司旋即搬上银幕，连另一部小说《锻炼》也有人动议拍成电影。能获此荣耀，与他的左翼与解放区作家身份不无关联。应当说，《我们夫妇之间》从意义系统上来看，其出发点仍属对左翼文学传统的延续，即通过日常事件的叙述，将日常性提升至超验层面，表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解放区文学命题。但是，小说确曾如丁玲所说，作者“把二人之间的政治思想上的矛盾与非政治上的矛盾的等量齐观。”其实，在这里丁玲已经点明，通过如此“琐屑”、“庸俗”的叙事题材，根本无法完成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部之间“政治思想上”的所谓“结合”主题。它不仅没有完成意义表述，反而在叙事系统中遵循了日常性而非超验性的原则。这便是问题的症结。如果结合作品的核心情节来看，萧也牧从解放区文学传统出发，完成了“争吵”这一核心情节叙述，但是，却在“和解”这一核心情节处理上导出工农干部向城市认同，向小资产阶级生活认同这一完全与解放区传统悖谬的结论，从而使作品没有进入意义系统。具体地说，也就是解放区文学的意义系统。

    小说一开始，以“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为题。这本是左翼与解放区文学传统中的套路，但作者只是描写李克忙于公务、妻子相夫教子平静而传统的生活，并径直给予了“婚后生活也很难说好还是坏”的非意义性判断，从而使作品一开始便具有了一种与解放区文学意义阐释不同的灰色基调。进城后，张同志对城市充满敌意。其对于城市社会的恶感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其出身农村的伦理文化渊源对于城市消费性的不适。她看不惯城市女性穿皮衣、抹口红的娇艳妆扮，也不能忍受餐馆吃饭价格太高：“一顿饭吃好几斤小米，顶农民一家子吃两天！哪敢那么胡花！”其二，张同志来自乡间的伦理组织化原则与城市法治化组织原则的不同。她动辄便对店里的掌柜厉声斥责，对有钱人的本能仇恨代替了她的工作职责。

    起初，张同志于对城市的反感中找寻着伦理判断，甚至采用政治上的一种解决途径：“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简单朴素的作风？”但是，作者没有将伦理意义继续拷问下去，代表着城市生活方式的丈夫李克，也并没有被置于这种拷问之中。李克对于城市消费生活的“熟悉”和“调和”，没有被按照小资产阶级出身干部受“腐蚀”这种通行模式加以指责，这样就降低了李克与张同志夫妻争吵所涉指的政治性超验意义，而仅仅在生活常识的空间展开。同时，妻子张同志出于伦理义愤所作的一些行为，又将自己的伦理动机从公共的空间降低到了“私性”空间，成为个人家庭琐事，因此，也就不能构成对李克所谓“自私”的批判力量。比如，见到报载冀中大水，张同志仅仅是将丈夫的稿费寄给了自己的冀中老家，而且还没有征得丈夫的同意。这不仅不能表达政治伦理意义，反而见出其违反现代生活原则的一面。“争吵”这一情节核心，也就丧失了向意义层面发展的可能。

再来看看另一个情节核心：“和解”。小说在情节进行过程中，李克与张同志的矛盾日趋弥合，但原因并不是由于李克城市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恰恰是妻子张同志的改变。换句话说，从伦理意义出发的张同志对城市厌恶性言行，有一个渐趋消失的过程。作品虽然不断提到妻子的“朴素”、“热情”与“奉献”精神，但不断地被其粗俗、莽撞的言行所颠覆。在两人的争执中，读者感受到的反而是丈夫李克的精神优势。特别是结尾一段，在李克对妻子貌似赞扬、实则批评的宣教后，妻子已经“听得好像很入神，并不讨厌，我说一句，她点一下头”，张同志原来的伦理优势全然瓦解。与丈夫和解的张同志，开始接受城市生活与组织方式。她开始以中性的法制原则而非伦理原则去面对她周围的生活，也渐渐接受了丈夫代表的城市中产阶级的行为标尺。小说中涉及的城市生活方式，在日常性层面最终没有被意义化，而是被工具化了。

要而言之，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试图从意义阐释出发，最终却导致出一个日常性原则。以当时批判者的敏锐与理论水平，已经觉察出这一点，不过是他们的态度是完全否定而已。丁玲认为：“这篇小说正迎合了一群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就是他们喜欢把一切严肃的问题都给它趣味化，一切严肃的、政治的、思想的问题，都被他们在轻轻松松嘻皮笑脸中取消了。[2]陈涌也认为，小说中人物的日常争吵“占了主要地位”，而没能突出“两种思想斗争”。[3]

从批判者的一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文坛在描写城市日常题材方面的基本原则：一、题材不能是日常琐事；二、价值观应建立于日常生活之上的超验意义（通常是伦理的或政治的意义）；三、立场必须是批判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而萧也牧不仅没有从日常琐事中推演出超验意义，而且还依循日常性原则表现了工农干部的城市化，呈现出“反意义”倾向。这不仅与左翼、解放区文学传统不同，而且是完全相反的。当时文坛对这篇作品的猛烈抨击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更深的层面来说，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日常性写作原则，源于30、40年代海派城市文学的传统，即在表现城市日常题材时，遵循日常化立场而得到的世俗逻辑判断。它基于一种私人生活领域，具有某种经验性乃至常识性，因而与左翼城市文学批判的传统不同。新中国成立伊始，城市文学的叙事原则事实上尚未确立，《我们夫妇之间》这一类小说可以说是在无意识当中延续了海派的传统，自然为文坛所不容。因而，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事实上成为应当确立什么样的城市文学原则的问题。

发生于《我们夫妇之间》被批判前后时期的文艺界的批判运动，如一次文代会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争论，以及后来的对写“中间人物论”的批判，对“人性论”的批判等等，其实构成了一个大事件。对城市文学而言，即是将日常性原则逐出文坛。在当时一片对城市的道德厌恶中，日常生活的合理价值不断被置于伦理的、政治的批判之中。城市知识谱系中的日常性现代性已经被取消，只有关于城市（特别是上海）的国家工业化现代性，由于其符合国策的原因才被允许，造成了这一时段“工业”或“厂矿”题材文学的繁盛。如果不夸张的话，可以说，《我们夫妇之间》被批判这一时间前后，在对城市的表现方面，以表现城市日常形态为主导的城市文学结束了，而另一种批判日常生活，以表述城市工业化逻辑为主导的“厂矿文学”则走上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