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10日下午，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贺仲明老师应邀为我院师生做了题为“乡土小说的传统审视与前景探寻”，的线上学术报告。本次讲座由李勇教授主持，郑州大学文学院的师生在线上、线下共同聆听本次讲座。

中国现代乡土书写的基本类型：

讲座伊始，贺仲明教授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历史谈起，并总结归纳了现代乡土书写的四种基本类型。第一类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化乡村书写；第二类是以茅盾为代表的现实乡村书写；第三类是以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等为代表的田园乡村书写；最后一种则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乡村生活书写。

贺教授指出，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化乡村书写以启蒙作为基本立场，把乡村文化作为国民性的代表，书写乡土的愚昧落后，对乡土文化持批评的态度。这一类乡村小说虽然也是写实的，但是总体来说不对乡村进行非常细致的描摹，而是更多采用象征的手法；而茅盾开创的乡土书写传统更多地关注乡村现实和现状。作家们希望乡土书写能够更直面现实，在小说中表达乡村的矛盾斗争，以此激发农民的革命性。比较典型的作品有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王统照的《山雨》等。

以沈从文为代表的田园乡村小说介于鲁迅与茅盾的乡村书写传统之间，关注中国乡村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发展状况，并对现代性的文明持怀疑甚至是否定的态度。沈从文有着自觉的文化意识，对乡村文化的守卫和怀念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因此也有了其笔下诗意、恬静且远离喧嚣的“边城”。前面三种类型的作家都与乡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以知识分子的立场书写乡村，而赵树理却是近距离地深入乡村生活，甘做“文摊作家”。赵树理的小说本色且质朴，用极其口语化、生活化的文字再现农村生活，而作家也以乡村农民代言人自居，在小说中反思农村政策和表达现实要求。

贺教授在谈到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时谈到两个重要问题：第一，赵树理在四十年代时被推崇为“方向”是时代的需要，而赵树理也只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出现的特别的作家。第二，“山药蛋派”这一概念在文学史上很难成立，因为归于该派系下的作家如赵树理、马烽、西戎等的作品都有着极其口语化的书写形式，但他们的乡村书写立场却极为不同。赵树理的写作立场是为农民写作，而其他作家的书写立场与茅盾更为相似，书写乡村是为了服务现实。

中国现代乡土书写的文化机制与困境：

基于此，贺教授对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书写传统进行了系统的反思。他指出鲁迅和沈从文从文化的角度书写乡村，他们的作品俯视乡村，呈现的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困惑。他们对乡土深厚的感情与批判的态度可能会导致小说创作中情感和文化观念的冲突。同时，他们的小说跟现实之间有非常大的距离，写的是农民但是农民却无法接受和认同，而赵树理的小说中却没有这种象征与写实的矛盾；而以茅盾为代表的乡土书写是为了服务革命的意识形态要求，过度强调政治性而忽视了现实生活和人性的复杂；赵树理的小说局限于现实与具体问题，在思想文化高度以及深度上较为匮乏，因此在建国之后他便面临着与现实不和谐的困境。受到读者群的地域限制与时代的限制，赵树理的小说也无法真正解决农民的接受问题，这也是他较大的遗憾。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现状和突破：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乡土文学的书写面临着现实层面的变化和挑战。乡村的生活日新月异，而同时作家也在经历着历史、现实与文化的巨变。乡土文学的写作该如何突破？贺教授以莫言的创作为例并指出首先要在文化上张扬原始生命力，在审美上突破传统；在现实上要突破传统限制，关注更广泛的人性世界，展现真正原生态、质朴的乡村。通过对真实的生活细节的书写，突破人们对东方的想象，展现中国乡土文化的自信、主体、坦然和真实。谈到乡土文学的未来，贺教授非常乐观并认为乡土文学不会消亡，但其内涵和创作类型需要拓展。以台湾的乡土文学为例，贺教授认为将乡土作为背景同时更多地去关注乡土文明与自然的关系、与心灵自由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生态问题等。贺教授指出未来乡土的内涵会丰富，文化上会更发展，也启发我们以一种发展的、现代的眼光来看待乡村的变化，看待乡土文学的变化。

贺仲明教授以其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前沿的学术观念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学术盛宴。李勇教授结合贺仲明教授的研究成果对本次讲座做了评议，分享了此次讲座的感悟与思考。在交流互动环节，贺仲明教授热情、细致地回答了师生的提问，使讲座的气氛达到了高潮。讲座最终在师生们真挚的感谢与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