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国内几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音乐学院、北京邮电大学和对外经贸大学等）的数十位领导人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而被处理，由于事出频仍且处理面广而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党纪与国法，前者自当严于后者；领导与群众，领导理应受到更苛刻的监督和约束。这都没有问题。而无论党纪还是国法，都从未明确大学里的领导应具有更完美的道德标高。如果说人们对大学校长一类人物的道德操守有更高的要求，或者大家对近几次大学领导的表现尤感失望，只因社会对大学这块领地的神圣期许已深入人心，或至今仍未泯灭；大学领导做出一些不堪之事，显然与人们怀抱的这种特定期许形成较大的心理反差。

 社会对大学的期许，来自传统和历史以及不远的现实。教书育人职业的荣光，传道授业解惑的被尊崇，不仅积淀为国人的基本信条，而且其心目中也不乏具体榜样。最著名的有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其校长、教授们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仍对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矢志不移的精神令人难忘，他们以自己的人格操守和学问培养出的人才甚至不输当时世界顶级大学出来的学子。新中国成立后，也有马寅初、竺可桢、李达、匡亚明这样的大学掌门人，以及大批在教学科研一线的教师们，他们的道德文章堪为楷模，为国家和社会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

  大学离其的社会期许渐行渐远有一个复杂的过程，教育的市场化、功利化，学校的衙门化、官场化，或是主要原因。大学不是世外桃源，尤在其背离了自身初衷的背景下，举凡社会之盛行，很难不侵入其内。所以现在的大学培养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语）变得理所当然，“众人捆绑在‘契约自由’的雇佣劳动里，竞逐名位，谄媚上司，普遍的自私而迷惘”（冯象语）成为大学校园里司空见惯的景观，及至大学领导违规超标使用公务车辆、违规为子女操办婚宴、套取科研经费私设“小金库”、违规兼职取酬等行径见怪不怪，更使大学在民众心目中的固有形象面临坍塌的危险。

  大学的状态当然与国家的大环境不可分，正如三年来实施八项规定的过程中，全国被处理的上十万量级的问题和个人，其中就有大学的“贡献”。大学固然不是象牙塔，但大学育人中心、学术重镇、精神高地的特殊功能和地位，注定其秉持的行为底线要高于社会平均水准，换言之，社会和民众有理由对大学抱以更高的期许。如同八项规定的实施乃是党及其干部重返社会期许的努力，去衙门化、去功利化、重塑价值理想也应是大学重返社会期许的当务之急。没有人会奢望实现这些目标能一蹴而就，但大学当看重这样的社会期许，切实的努力应从现在就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