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家里明明很乖，为什么到了学校会欺负同学？或者相反，他在家总是跟父母顶嘴，在学校是不是也是个刺头？这些困扰无数家长和教育者的问题，触及了发展心理学中的一个核心议题：家庭系统内的冲突与外部同伴环境中的欺凌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动态关联？根据家庭系统理论，家庭内部的紧张关系往往会“溢出”并影响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但这种关联并非简单的因果推导，而是一个随着时间动态变化的复杂过程。以往研究多关注单一时间点的横向关联，较少探讨二者随时间变化的协同演化轨迹。因此，揭示亲子冲突与欺凌行为的共同发展模式，对于精准识别高危群体及制定干预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近日，郑州大学教育学院张瑞平教授团队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Child Abuse & Neglect发表了题为“Examining bullying perpetration and 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 in Chinese adolescents: A parallel latent class growth modeling approach”的学术论文。该论文以家庭系统理论为框架，采用平行潜类别增长模型（Parallel Latent Class Growth Modeling, Parallel LCGM），深入剖析了青少年亲子冲突与欺凌行为的协同演化轨迹及人口学变量的预测作用。

该研究基于对十所中学899名初中生进行的为期三年的纵向追踪调查数据，创新性地将亲子冲突和欺凌行为作为一个联动的系统进行考察。研究打破了“坏孩子来自坏家庭”的刻板印象，识别出了三种典型的“冲突-欺凌”联合发展模式：（1）中度协同递减型（约占92%），这是青少年的主流发展模式。该群体初期亲子冲突和欺凌行为均处于中等水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种负面行为均呈现缓慢下降趋势，体现了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良性成熟；（2）中度协同分化型（约占5%），这是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高风险群体。虽然其初期的亲子冲突和欺凌行为也处于中等水平，但随着时间推移，两者发生了分化，即亲子冲突水平逐渐降低（或表现为回避），但在学校的欺凌行为却显著攀升。这提示我们，部分青少年可能在家庭内部通过压抑来减少冲突，但将未消解的压力转移到了同伴交往中；（3）高欺凌-低冲突递减型（约占3%），该群体的表现最为反直觉。他们在家庭中的亲子冲突水平一直较低，但在研究初期的欺凌行为却极高。这表明，校园欺凌者并非都源于高冲突家庭，低冲突或低监控家庭环境也可能滋生攻击行为。好消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组的欺凌行为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进一步的多项逻辑回归分析发现，在控制了性别、独生子女状况、父母婚姻状况等变量后，寄宿状态是预测高风险组别的显著因子。相比走读生，寄宿生更有可能落入“中度协同分化型”组别。这可能是因为寄宿环境在物理上隔离了父母的即时监管和情感支持，使得青少年在面临同伴压力时更易诉诸攻击行为。该研究通过纵向大样本数据，精细描绘了亲子冲突与欺凌行为的动态共生关系，强调了通过改善家庭互动模式来预防校园欺凌行为的重要性，并特别提示了需加强对寄宿制学生的心理关注与家校沟通。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为郑州大学教育学院张瑞平教授，合作者包括宋彦祯（密苏里大学博士生），高琳琳（郑州大学博士生），耿耀国（郑州大学教授），黎亚军（深圳市教育督导评估与监测中心）。该研究受到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项目编号：2024JKZD05）的资助。

论文索引：Zhang, R., Song, Y., Gao, L., Geng, Y., & Li, Y. (2025). Examining bullying perpetration and 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 in Chinese adolescents: A parallel latent class growth modeling approach.Child Abuse & Neglect, 171, 107806.https://doi.org/10.1016/j.chiabu.2025.107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