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四次审定

日本政府每4年审定一次由民间各出版社分别编写的历史教科书。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今，日本有4次审定放行的教科书因明显地篡改历史、肆无忌惮地美化侵略战争而引起亚洲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强烈愤慨与抗议。

1982年第一次审定“侵略华北”成了“进出华北”

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对日本历次侵华战争的史实进行了多处篡改:把1894年日本海军突然袭击中国海军而发动的甲午战争篡改成“日清两国军舰之间发生海战”;把日军发动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轻描淡写地写成日军“炸毁了南满铁路”;把“侵略华北”改成了“进出华北”;对日军犯下的南京大屠杀，竟胡说“事件的起因是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日本通过修改教科书篡改历史的做法遭到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和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于同年8月26日就日本教科书问题发表“政府见解”，表示要倾听近邻国家的批判，对教科书中的错误“由政府负责纠正”。他说，日本政府及日本国民深刻地认识到，过去日本的行为给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国民造成很大的痛苦和损失，对此进行反省，并不让这样的事情重演。日本首相铃木善幸于同年9月9日在东京发表讲话表示，日本要“谦虚地倾听有关各国的批判，抱着诚意加以解决”教科书问题。日本文部大臣小川平二于同年11月26日说，“在处理与近邻亚洲各国之间发生的近代和现代历史上的事实和现象时，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观点出发，将给予必要的考虑。”这就是日本文部省订立的审定教科书“邻国条款”。

1986年第二次审定只字不提日本曾侵略过别的国家

1986年5月，日本文部省审定的由“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新编日本史》，只字不提日本曾经侵略过别的国家，多处记述歪曲史实，公开为侵略战争粉饰和翻案。该书把日本侵华战争描写成日军是被迫应战，掩饰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把日本进行“太平洋战争”的目的说成是要“从欧美列强的统治下解放亚洲，并在日本的领导下建设大东亚共荣圈”。

这一教科书于同年5月底被日本文部省审定放行，随即引起了日本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批评，亚洲有关国家和地区纷纷要求日本文部省纠正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4次指示和敦促编撰者修改，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也表示要按照1982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谈话精神修改此书，但修改后的教科书仍然存在严重问题。

2001年第三次审定将太平洋战争标榜为“正义”

2001年4月，日本文部科学省不顾国内舆论的反对和亚洲邻国的抗议，审定通过了由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历史教科书。该书宣扬皇国史观，从根本上否认了日本进行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责任，将太平洋战争标榜为是为了“自存自卫”、“解放亚洲”、“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而进行的一场“正义战争”。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进行残酷统治和掠夺，写成“满洲国”“以五族协和、建设王道乐土为口号”，赤裸裸地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关于国际上早有定论的南京大屠杀，该书妄称当时的情况存在很多疑点，至今仍有争论，企图否认侵华日军的野蛮暴行。这本极端荒谬的教科书当年学校采用率仅为0.039%。

2005年第四次审定篡改历史的错误仍比比皆是

2005年4月5日，日本文部科学省给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重新炮制的《新历史教科书》开放绿灯，宣布经指示修改后审定“合格”。尽管进行了124处修改，但是书中美化侵略、篡改历史的原则性错误仍比比皆是。

人们注意到，新世纪以来的这两次审定前后，日本政府完全无视过去订立的审定教科书时要考虑到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邻国条款”精神，这显示出日本外交战略取向的变化。

教科书内容解读

提前曝光的日本新历史教科书送审本在有关侵略历史的叙述上更加暧昧和倒退，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抗日战争研究》(北京)执行主编、抗战史研究专家荣维木先生。以下是日本2001年版历史教科书(简称“2001版”)及2005年日本新版历史教科书送审本(简称“送审本”)中对于有关历史事件的描述以及荣维木先生对于相关史实的阐述。

掩盖灭亡中国图谋完全推卸战争责任

1 关于甲午战争爆发原因

2001版不提日本首先在丰岛海面袭击清军，而用暧昧的“日清两军发生冲突，日清战争开始了。”

送审本则进一步歪曲事实：“清不想失掉最后的朝贡国朝鲜，开始将日本作为敌人。日本进行了日清和日俄两场战争，就是由于东亚的这种国际关系。”荣维木：甲午战争源于1890年日本第一届帝国会议制定的大陆政策提出的利益线问题，将领土扩张的矛头直接对准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在此政策思想指导下，1894年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并赔偿白银两亿两，割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日本同时出兵侵略朝鲜，试图一并吞并辽东半岛，但遭到俄德法国干涉，最后由清政府出3000万两白银“赎回”辽东。

    2 关于“二十一条”

2001版称：“英国和美国提出了抗议，二十一条要求分为五款，第五款是希望条款，被作为秘密。第五款要求接受日本人作为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以及大量购买日本制武器。”

送审本使用了“要求”一词，删掉了强迫性含义和英美抗议的内容，而且还歪曲宣称：“中国方面期待列强的介入，向国内外泄露了极为机密的谈判内容，而且在5大条款中，将并非正式要求的事项也列入，制造了‘二十一条要求’的名称，中国国内的反日舆论开始高涨。”也就是说，新送审本称当时的反日完全是中国政府制造谎言引起的。

荣维木：1915年，日本以武力威胁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全面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企图排除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势力独霸中国。袁世凯为取得日本支持，基本答应了二十一条请求。

3 关于“九一八”事变

2001版说：“关东军炸死满洲军阀张作霖后，希望加强对满洲的控制，中国人的反日运动激化，不断发生妨碍列车运行的事态。此外，对日本来说，北面有苏联的威胁，南面有国民党的力量不断逼近。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关东军军官制定了通过占领整个满洲解决问题的计划。”

送审本变成了：“随着国民党统一中国的逼近，中国人的反日运动激化，不断发生妨碍列车运行和迫害日本学童的事件。此外，对日本来说，北面有苏联的威胁，南面有国民党的力量不断逼近。”表明是关东军精心策划的句子也删除了。

荣维木：1927年春，日本爆发了以金融危机为特征的经济危机，这使得当时的日本政府急欲通过对外扩张来转移国内矛盾。日本意图进一步夺取中国东北，由此引发了“九一八”事变。

4 关于卢沟桥事变

2001版说：“1937年7月7日夜，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发生了有人向日本军队开枪的事件。第二天一早，与中国国民党军队之间进入战斗状态。虽然当时人们希望现场解决，但是不久日本方面大规模派兵，国民党政府也立即发布了动员令，此后进入了持续8年的日中战争。”

送审本强调：“事件本身不过是一个小摩擦，虽然人们希望就地解决，但是与日本方面的冲突事件不断发生，解决变得困难起来。”也就是说，旧版本尚承认日本大规模派兵在先，新版本则将卢沟桥事变完全算成中国的责任，是中国方面扩大了事态。

荣维木：事实上，丰台的日军为非法驻军，中国守军当然要卫护领土，在1937年7月7日之前，日本军队也曾开过枪；而且到目前也没有史实证明中国士兵首先开枪。

5 关于西安事变

在《日中战争》一章中，送审本比2001版增加了《西安事变》一节，其中说：“共产党获得了喘息，共产党员潜入国民党内部，大肆推进将日本引入战争的破坏和挑衅活动。”也就是说，新送审本称中日战争是共产党阴谋挑唆起来的。

荣维木：1936年12月，中国发生了“西安事变”，事实上西安事变是在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情况下，国共两党开始合作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初步建立。

对外侵略不称“侵略”极力强调日本损失

A 关于对外发动战争

教科书对日本自古至今的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从来不用“侵略”二字，对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也称为出兵，右翼学者可笑地辩解说，为何不用侵略，是因为秀吉根本没把朝鲜看在眼里，不过是借道，真正的目的是征服中国明朝。对于殖民统治朝鲜，新旧版本都强调朝鲜像一只手一样伸向日本，如果被其他国家控制，日本将受到威胁，并且将沙俄在朝鲜北部建立的伐木场称为军事基地，为自己吞并朝鲜正当化制造借口。惟一对于苏联在二战后期出兵中国东北，教科书毫不吝啬地用了“侵入”、“侵攻”等字样。

B 关于南京大屠杀

2001版在《日中战争》一节的正文中的括号内加了一句话：“(那时，日本军队导致民众中也出现了很多死伤者，这就是南京事件)”，将大屠杀以“事件”一词轻轻带过，文后又以稍小字体介绍：“关于事件的实际情况，资料上被发现有很多疑点，存在各种见解，现在仍在争论。”这就使括号中的那句话进一步大大折扣。

送审本将括号中那句话删除，只是在一张名为“因巷战而遭到破坏的上海市区”的照片上面用小字注解重复了上面的那句话。也就是说，教科书进一步否定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而且几乎不会使读者注意到南京大屠杀这个问题。

荣维木：1937年12月13日凌晨，日军攻陷南京城，对南京市民犯下滔天罪行。“二战”后东京法庭已经认定日本的犯罪事实，当时说的数字是20万以上，而事实上学者的研究是30万以上；后来，也有很多资料史证证明南京大屠杀日军的暴行。

C 关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送审本继续将盟军对日本的统治称为占领统治，而且改变了2001年版用较小字体介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非法性的做法，用与正文等大字体介绍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非法性，为战犯鸣冤叫屈，同时认为“直到今天，评价也未确定”，显然是企图否认东京审判的合法性。

D 关于日本的战争损失

2001版在“战争的惨祸”一章中，将日本作为加害者所受的损失与受害国并列，但是用很大篇幅介绍了东京大空袭的问题。

送审本不再提受害国的损失，而是单纯强调日本的损失，并且将日本的损失与“两大极权主义的牺牲者并列”，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对东京等多数城市进行不加区别地空袭，并且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而且，苏联撕毁日苏中立条约，侵入满洲，不断发生掠夺、杀害日本平民的暴行，包括日军俘虏在内的约60万日本人被强制带到西伯利亚，被迫从事严酷的劳动，约有10%的人死亡”。

E 关于日本的战争罪行

2001版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在战争中发生过杀害和虐待非武装人员的行为，日本也不例外。战争中，日本军队对于俘虏的敌国士兵和平民进行了不当的杀害和虐待。”也就是说，即使日本干了坏事，也不过彼此彼此。

送审本仅仅说：“没有一个国家在战争中没有任何杀害和虐待非武装人员的事情，日本也不例外。”没有再提日本军队所犯罪行。

近来，中日关系问题再度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日本历史教科书、东海等问题挑起人们的敏感神经。此前，日美安保条约涉及台湾问题、日本政府要员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一直没有离开过人们的视野。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事情都陷入了一种不能令人乐观的局面。

日本在外交事务中的麻烦非仅限于与中国的关系。急欲成为“普通国家”的日本，与亚洲近邻——也就是最深重地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历史伤害的国家，接连制造出双边关系上的麻烦。这些麻烦都基于一个共性的问题，那就是日本未能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对历史问题缺乏明确的、坚定的认识，引起曾经饱受其害的东亚地区人民的深重忧虑和不安。这种忧虑和不安影响着人们对日本国家形象的判断，也影响着人们对现实的日本国家行为的判断。

中国历来主张中日双边关系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以史为鉴”不是纠缠历史，而是通过对历史的真确认知，保证双方的和平友好关系建立在具有历史渊源的基础之上。“面向未来”需要开阔的胸襟，但如果两国关系大顿挫的深重教训未能汲取，双边关系中的阴影就无法彻底消除。事实上，“以史为鉴”也确实成了中日关系，以及日本与东亚诸国关系中一块重要的基石。

教科书事件和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典型地反映了日本在历史认识上的倒退。二战以后，日本以战败国的地位处身国际格局之中，经过60年变迁，日本急欲成为“普通国家”，并非不可以理解。然而，日本一直未能解决如何成为“普通国家”的路径问题，右翼势力一直以模糊甚至拒绝承认侵略历史作为恢复元气的最好补药，这使得迈向“普通国家”的日本经常成为“问题国家”。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和日本首相参拜供奉了战争罪犯的靖国神社，不能视为单纯的“内政”。二战中的日本军队实施了对其他国家的侵略行为，东条英机等人属于战争罪犯，这根本不是争议问题，而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结论，对这些结论的否定，不仅是对相关国家人民的感情伤害，也意味对战后国际共同价值准则的破坏。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在二战结束60年以后的今天，东亚国家的人民仍然不得不为日本军队在“大东亚战争”中的行为性质而伤神，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遗憾。相比于德国和意大利，日本的战争认识距离正确和诚恳相距甚远。

对中国人来说，他们认识中日关系的历史和未来，从来不是单纯的诉诸民族感情。从民族感情上讲，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伤害无法忘却、无法原谅。但中国人向来具有“向前看”的胸襟，和平友好、共同发展，是中国人对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的基本态度，这样一种态度足以化解任何历史积怨，也留下了许多化剑为犁、以直报怨的例证。但“向前看”并非勾销历史，忘却历史，更不意味着可以容忍歪曲历史，让历史以它本来的面貌留存以醒后人，这是“向前看”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