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
路遥《平凡的世界》
果戈里《死魂灵》
《庄子》
木心《文学回忆录》
白先勇《台北人》
王国维《人间词话》
茅盾《子夜》
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
拉伯雷《巨人传》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赫胥黎《美丽新世界》
柏拉图《理想国》
汤显祖《牡丹亭》
吴敬梓《儒林外史》
迦梨陀娑《沙恭达罗》
清少纳言《枕草子》
麦尔维尔《白鲸》
霍桑《红字》
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
这部小说是一个现代主义文学流派黑色幽默的代表作品。它比较集中的表现了黑色幽默流派的特点。该小说的作者也是公认的黑色幽默派的代表作家。这部小说以其丰富的艺术内容，严肃的主题思想和荒诞不经的描写手法赢得了人们的赞扬，成为60年代初美国文坛上一个重大突破。
《第二十二条军规》虽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空军一个飞行大队为题材，但实际上并没有具体描述战争。本书的要旨，正如作者自己说过的那样，“在《第二十二条军规》里，我也并不对战争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官僚权力结构中的个人关系。”所谓“第二十二条军规”，其实“并不存在，这一点可以肯定，但这也无济于事。问题是每个人都认为它存在。这就更加糟糕，因为这样就没有具体的对象和条文，可以任人对它嘲弄、驳斥、控告、批评、攻击、修正、憎恨、辱骂、唾弃、撕毁、践踏或者烧掉。”它只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残暴和专横的象征，是灭绝人性的官僚体制、是捉弄人和摧残人的乖戾力量。它虽然显得滑稽可笑，但又令人绝望害怕，使你永远无法摆脱，无法逾越。它永远对，你永远错，它总是有理，你总是无理。海勒认为，战争是不道德的，也是荒谬的，只能制造混乱，腐蚀人心，使人失去尊严，只能让卡思卡特、谢司科普夫之流飞黄腾达，迈洛之流名利双收。在他看来，战争也罢，官僚体制也罢，全是人在作祟，是人类本身的问题。海勒的创作基点是人道主义，在本书中着重抨击的是“有组织的混乱”和“制度化了的疯狂”。
路遥《平凡的世界》
一部全景式地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这部小说被誉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和“陕北史诗”。
《平凡的世界》时间跨度从1975年到1985年，全景式地反映了中国近10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以整个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转型为背景，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画了社会各阶层普通人们的形象，成功地塑造了孙少安和孙少平这些为生活默默承受着人生苦难的人们，在这里人性的自尊、自强与自信，人生的苦难与拼搏，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纷繁地交织，读来令人荡气回肠，不忍释卷。
而书中最引人感动的，还是孙氏兄弟不甘为命运的玩偶，在沉重的生活中发掘自己被禁锢的价值，自强不息的命运主旋律。
果戈里《死魂灵》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基石，也是果戈理的现实主义创作发展的顶峰。
《死魂灵》的发表震撼了整个俄国，在作者锋利的笔下，形形色色贪婪愚昧的地主，腐化堕落的官吏以及广大农奴的悲惨处境等可怕的社会现实，揭露得淋漓尽致。从而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鲜明的批判倾向和巨大的艺术力量成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定杰作，是俄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中讽刺作品的典范。
《死魂灵》在俄国文学中，是写实小说的开首的模范，一问世，立即引起激烈的争论，它用似乎荒诞不经的故事来展现俄国当时的社会风貌。赫尔岑、别林斯基都给予《死魂灵》最高的评价，果戈理被誉为自然派的奠基人。《死魂灵》的出现是俄国文学中的一件大事，赫尔岑曾回忆说，小说的出版“震动了整个俄国”，并入选法国《读书》杂志推荐的“个人理想藏书”书目。
《庄子》
与《老子》《周易》合称“三玄”。
与《易经》、《黄帝四经》、《老子》、《论语》，共为中华民族的几部源头性经典。
《庄子》一书反映了庄子的哲学、艺术、美学、思想与人生观、政治观等等。该书包罗万象，对宇宙、人与自然的关系、生命的价值等都有详尽的论述。
庄子明确否定现实的礼教社会政治制度以及虚假文化生活，在政治上主张不干涉主义和提高个人素质修养，实行无为而治。庄子反对当时社会上实行的仁义礼乐等社会道德与政治制度，认为这些都是罪恶与祸害的根源。他用“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来说明“仁义”已经成了统治者窃取国家权力的手段。庄子认为，社会的不平等性不根除，随着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发展，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及争斗也会随之产生和激化。他认为自然的本性是最完善的，如果人为地加以改变，便会损害事物的本性，造成不幸和痛苦。统治者应任随社会的自然发展的良性要求，不要加以人为的治理；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可以说是最早的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
庄子的散文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是我国古代典籍中的瑰宝。因此，庄子不但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也是文学史上一位不朽的散文家。无论在哲学思想方面，还是文学语言方面，他都给了我国历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以深刻的、巨大的影响，在我国思想史、文学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木心《文学回忆录》
文学是可爱的。生活是好玩的。艺术是要有所牺牲的。八十年代末，木心客居纽约时期，亦自他恢复写作、持续出书以来，纽约地面的大陆和台湾同行在异国谋饭之中，居然促成木心开讲“世界文学史”，忽忽长达五年的一场“文学的远征”——从1989年1月15日开课，到1994年1月9日最后一课，每位听课人轮流提供自家客厅，在座者有画家、舞蹈家、史家、雕刻家等等。
听课学生陈丹青说，“我们当年这样地胡闹一场，回想起来，近于荒谬的境界：没有注册，没有教室，没有课本，没有考试与证书，更没有赞助与课题费，不过是在纽约市皇后区、曼哈顿区、布鲁克林区的不同寓所中，团团坐拢来，听木心神聊。”
菜单开出来，大家选。从古希腊神话、新旧约，到诗经、楚辞，从中世纪欧洲文学，到二十世纪文学世界，东方西方通讲，知识灵感并作。其中听的听，讲的讲，“金句”纷披，兀自燃烧。“讲完后，一部文学史，重要的是我的观点。”木心说。古代，中世纪，近代，每个时代都能找到精神血统，艺术亲人。
他爱先秦典籍，只为诸子的文学才华；他以为今日所有伪君子身上，仍然活着孔丘；他想对他爱敬的尼采说：从哲学跑出来吧；他激赏拜伦、雪莱、海涅，却说他们其实不太会作诗；他说托尔斯泰可惜“头脑不行”，但讲到托翁坟头不设十字架，不设墓碑，忽而语音低弱了，颤声说：“伟大！”而谈及萨特的葬礼，木心脸色一正，引尼采的话：唯有戏子才能唤起群众巨大的兴奋。
木心开讲时六十二岁。多少民国书籍与读者，湮灭了。他的一生，密集伴随愈演愈烈的文化断层。他不肯断，而居然不曾断，这就是纽约世界文学史讲座潜藏的背景：在累累断层之间、之外、之后，木心始终将自己尽可能置于世界性的文学景观，倘若不是出走，这顽强而持久的挣扎，几乎濒于徒劳。
如今，听课学生陈丹青整理那五年那五册听课笔记，共八十五讲，逾四十万字，结集这本大书时，已不再将之仅仅看做“世界文学史讲座”。诚如木心所最早时设想的那样，这是他自己的“文学回忆录”，是一部“荒诞小说”，“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这也是木心留给世界的礼物，文学的福音书。
白先勇《台北人》
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第7位，是仍在世作家作品的最高排名），是一部深具复杂性的短篇小说集。
小说中所谓“台北人”,实质上是沦落台北的大陆客。“客们”朝思暮想远在大陆的亲人,怀恋往日的辉煌与风光,在今不如昔的对比中形成一股浓郁的独特的“大陆情结”。白先勇的“台北人”较集中地体现了这种有异于以往文学主题的情结。
《台北人》之人物，可以说囊括了台北都市社会之各阶层：从年迈挺拔的儒将朴公（《梁父吟》）到退休了的女仆顺恩嫂（《思旧赋》），从上流社会的窦夫人（《游园惊梦》）到下流社会的“总司令”（《孤恋花》）。有知识分子，如《冬夜》之余嵚磊教授；有商人，如《花桥荣记》之老板娘；有帮佣工人，如《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有军队里的人，如《岁除》之赖鸣升；有社交界名女，如尹雪艳；有低级舞女，如金大班。这些“大”人物、“中”人物与“小”人物，来自中国大陆不同的省籍或都市（上海、南京、四川、湖南、桂林、北平等），他们贫富悬殊，行业各异，但没有一个不背负着一段沉重的、斩不断的往事。而这份“过去”，这份“记忆”，或多或少与中华民国成立到大陆沦陷那段“忧患重重的时代”，有直接的关系。
王国维《人间词话》
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
用传统的词话形式及传统的概念、术语和思维逻辑，较为自然地融进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其总结的理论问题又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这就使它在当时新旧两代的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反响，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人间词话》，在理论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一些问题上颇有创见。 王国维接受西方哲学的影响，奉叔本华、尼采为精神导师。
茅盾《子夜》
以《子夜》为起点的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大部分作品，形成了相当稳定的创作模式，一批作家开始认同和尝试这种创作模式，他们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社会现实，正面描写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人们称之为社会剖析小说。30年代后，由茅盾所开创的这一种形态的现实主义小说传统渐渐地上升为主流，并在五六十年代达到了高峰。
《子夜》的舞台设置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上海。作家并没有截取某条小巷或某个街角，而是从居高俯视的视角，整体展示这座现代都市的方方面面：资本家的豪奢客厅、夜总会的光怪陆离、工厂里错综复杂的斗争、证券市场上声嘶力竭的火并，以及诗人、教授们的高谈阔论、太太小姐们的伤心爱情，都被组合到《子夜》的情节里。同时，作家又通过一些细节，侧面点染了农村的情景和正发生的中原的战争，更加扩大了作品的生活容量，从而实现了他所设定的意图：“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使一九三零年动荡的中国得以全面的表现。”当然，茅盾的“大规模”“全面”描写，并不是把各个生活片断随意拼帖在一起。他精心结构，细密布局，通过主人公吴荪甫的事业兴衰史与性格发展史，牵动其它多重线索，从而使全篇既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场景，又沿着一个意义指向纵深推进，最终以吴荪甫的悲剧，象征性地暗示了作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理性认识：“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
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
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出版的第一部小说。
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典文学巨著之一。
小说开始于乌尔比诺医生，他前来检查挚友杰勒米雅·德萨因特·阿莫乌尔的遗体。阿莫乌尔在60岁的时候自杀，为的是不再变老。回到自己的家中，医生发现自己心爱的宠物鹦鹉正停在一株芒果树的顶上，当他试图抓住它的时候，迎向了自己的死亡。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选择了这个时候向乌尔比诺的妻子费尔米娜·达萨表白了心迹，但是她被他的唐突，以及自己所感到的内心深处触发出的情感所吓退。当他们都年轻的时候，她和弗洛伦蒂诺互相交换了许多炽热的情书，并且曾经决定结婚。而再次见到他时，费尔明娜却“惊慌地自问，怎么会如此残酷地让那样一个幻影在自己的心间占据了那么长时间”，并对他说“忘了吧”。 弗洛伦蒂诺则珍守着对她的渴望，并且决心为她保持童贞直到他们最终能够走到一起。然而他很快发现自己用放纵的生活来排遣分离的空虚，费尔米娜嫁给了乌尔比诺医生，成为了他忠实的伴侣。而医生本人也有着相似但比较简短的一段前事。
只有在乌尔比诺死后弗洛伦蒂诺才重新检视对费尔米娜的爱情，他慢慢地通过自己的文字消弭了两人之间的隔膜。在一次船上的旅行中，年迈的一对发现自己重坠爱河。费尔米娜担心这桩情事可能引起的丑闻，于是船长升起了一面向代表霍乱流行的黄旗，护送着这自我放逐但永远不分离的爱情。
拉伯雷《巨人传》
人文主义艺术化的百科全书。
拉伯雷的《巨人传》面对中世纪欧洲封建专制制度和神学对人的严酷统治，以人性为出发点，描写了人类对幸福现世生活和知识的渴求，揭穿了宗教禁欲主义虚伪性和封建教育的愚民政策，欲将人从神和宗教统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当时人文主义思想的重点就是反对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拉伯雷在小说中对此进行的深刻地揭露与批判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对人性的追求、对改变社会地位以及社会进步的强烈愿望，反封建与反教会统治的斗争中具有很大进步意义。
《巨人传》是拉伯雷在法国文学史上树立的一块丰碑，对后世知名剧作家、作家如莫里哀、伏尔泰、卢梭、巴尔扎克、夏多布里昂等人有很大影响。《巨人传》的语言具有特殊性，这不是为教会创作的作品。拉伯雷精通拉丁语、希腊语等多门外语，熟悉方言、理语、土语，他使用法国民众的语言作为小说的语言基础，作品滑稽风趣、耐人寻味。小说以生动的艺术形象表达了人文主义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
解析群体心理的经典名著，社会心理学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著作。
《乌合之众》为社会学经典名著，已被翻译成近20种语言。作者勒庞以十分简约的方式，考察了个人聚集成群体时的心理变化，指出个人在群体中会丧失理性，没有推理能力，思想情感易受旁人的暗示及传染，变得极端、狂热，不能容忍对立意见，因人多势众产生的力量感会让他失去自控，甚至变得肆无忌惮。
作为一部经典之作，《乌合之众》对于理解今天仍不失现实意义。日本普通民众为何曾变成战争机器，“文革”青年为何曾变得丧失理性，入市股民又为何会变得群情激亢？个人到群体的心理变化看似难以理解、难以置信，实则有迹可寻。今天，《乌合之众》以其对大众心理的精辟剖析，已成为众多理财专业人士荐阅的书籍。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作者倡导“大历史”（macro-history），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纳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
不以道德论史，不以考据为文，纵横捭阖梳理千年历史，三言两语点破王朝利弊，尺度拿捏之处尢见黄仁宇独到的史家眼光。
黄仁宇这部书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对于历史的人物与事件细细地加以描述来显示其“大历史”的特点的。大历史之为“大”历史的理由在于，作者一改以往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进路，不以史料的堆砌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能事。在著作的意图上，首先确立起一个大意向，“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然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可见，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即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类型，或斯宾格勒所说的文化形态）的状描，并且是在区域历史的相互比较中凸现其历史特质。这种历史著述，固然没有引经据典满篇考证那样的学理感，没有继承传统史学用以佐政或臧否人物的用途，但是却可以使我们免除习史的价值负累。因此，我们不必将历史读作“资治通鉴”，不必将历史认作弘扬某种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历史“应当如是”的价值旋流，满足今天人们习史对历史“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的好奇心。
赫胥黎《美丽新世界》
该小说影响巨大，与《一九八四》和《我们》并列为世界三大反乌托邦小说。
书中引用了广博的生物学、心理学知识，为我们描绘了虚构的福特纪元632年即公元2532年的社会。这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 亡都受着控制的社会。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由于社会与生物控制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经沦为垄断基因公司和政治人物手中的玩偶。这种统治甚至从基因和胎儿阶段就开始了。
这是一个有阶级、有社会分工的社会，人类经基因控制孵化，被分为五个阶级，分别从事劳心、劳力、创造、统治等不同性质的社会活动。人们习惯于自己从事的任何工作，视恶劣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与极高的工作强度为幸福。因此，这是，一个快乐的社会，这种快乐还有别的措施保障，比如睡眠教学，催眠术被广泛用来校正人的思维，国家还发放叫做索麻的精神麻醉药物让人忘掉不愉快的事情。
正是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人们失去了个人情感，失去了爱情——性代替了爱，失去了痛苦、激情和经历危险的感觉。最可怕的是，人们失去了思考的权利，失去了创造力。
柏拉图《理想国》
被评为最具影响力的20本学术书。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Plato 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重要的对话体著作之一。
《理想国》涉及柏拉图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伦理、教育、文艺、政治等内容，主要是探讨理想国家的问题。
《理想国》一书是柏拉图的一篇重要对话录，对话录里柏拉图以苏格拉底之口通过与其他人对话的方式设计了一个真、善、美相统一的政体，即可以达到公正的理想国。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在他的理想国里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他认为现存的政治都是坏的，人类的真正出路在于哲学家掌握政权，也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拯救当时城邦所处的危机。这种信念构成了柏拉图成熟的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在他的眼里“哲学家”有着特殊的内涵。他认为哲学家是最高尚、最有学识的人，而这种贤人统治下的贤人政体就是最好是政体。所以，只有建立以哲学家为国王的国家才是最理想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存在于天上的模范国家。
在他看来，哲学家的本质是具有知识，具有智慧、正义、善的美德，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国家最高理念的认识，即对“善”的把握，而其他人也只能把握“意见”而已。治国作为一门知识，也只有哲学家才能掌握它，进而有资格执政，也就是说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于国家理念的认识，知道“理想国”应该怎样组织、怎样治理。这样，所谓哲学家执政，就被柏拉图理解为高超的智慧、真实的知识、完美的德行和绝对最高权力的结合。他坚信只有哲学家才可拯救城邦和人民，哲学家是理想国必然的统治者。
人类追求的正义与善就是柏拉图理想国的主题，他认为国家、政治和法律要朝向真正的存在并与人的灵魂相关才有意义。在《理想国》里苏格拉底刚开始讨论的话题就是“正义”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对正义有着多么强烈的憧憬与向往！他认为绝对的正义在神那里，这正好印证了对话结尾的宣言，“让我们永远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正义和智慧不仅是国家的主题，也可以说是整个宇宙存在的本质，因为国家的起点“就是永无止境的时间以及时间带来的变化”。
柏拉图的正义表现在爱情上就是节制。在我们很多人看来，柏拉图式的爱情似乎是精神恋的代名词，用来指称那种超越时间、空间，不以占有对方肉体为目的的只存在于灵魂间的爱情。而实际上柏拉图式爱情的真谛指的是一种对节制的崇尚，对善和美的追求。
汤显祖《牡丹亭》
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最得意之作，他曾言“吾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
一部具有浪漫主义的精神杰作。
《牡丹亭》是汤显祖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戏曲史上浪漫主义的杰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洋溢着追求个人幸福、呼唤个性解放、反对封建制度的浪漫主义理想。杜丽娘是中国古典文学里继崔莺莺之后出现的最动人的妇女形象之一，通过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婚姻，喊出了要求个性解放、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呼声，并且暴露了封建礼教对人们幸福生活和美好理想的摧残。《牡丹亭》以文词典丽著称，宾白饶有机趣，曲词兼用北曲泼辣动荡及南词宛转精丽的长处。明吕天成称之为“惊心动魄，且巧妙迭出，无境不新，真堪千古矣！”
汤显祖在该剧《题词》中有言：“如杜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亦可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阅读《牡丹亭》，享受文字的飨宴，穿越时空的生死之恋，不必借助现代科技，缠绵秾丽，至情弘贯苍茫人世，逶迤而来。
吴敬梓《儒林外史》
中国传统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一部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典型的讽刺小说。
《儒林外史》是一本有趣的小说，得意或者失意的科场举子；清廉或者贪腐的官场老手；逃婚的才女，纳妾的盐商；冒牌侠客，水货隐士；找不到心上人的世家子弟，寻不着老父亲的孝顺儿郎；骗吃骗喝的书生，坑蒙拐骗的江湖游士。形形色色，各行各业的人都在人间行走，有讽刺，有眼泪，有寒意也有温暖。每个时代都会有这么一段“外史”，而吴敬梓用一支妙笔写下了自己的时代。虽然是两百多年前的古白话文小说，但是本书对现代读者几乎没有阅读障碍，阅读的过程仿佛穿越，又好像旅行，作者竟有如此妙笔，那个时代竟然如此精彩。
迦梨陀娑《沙恭达罗》
古印度梵文古典文学最重要的作品和世界古代文学最高的成就之一。
《沙恭达罗》描述的是一位国王豆扇陀和净修女沙恭达罗之间感人而热烈，幸福美好而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
虽然全剧“没有喧嚣，没有浮荡，没有杀伐，没有骚动，而是一股清泉，一声黄鹂，一片花荫，一派仙境”，但是诗人行云流水的结构安排，雍容流畅的语言，使得情节跌宕起伏、峰回路转，扣人心弦，人物鲜明生动、栩栩如生、风韵饱满，思想感情缠绵悱恻，细腻真实，感人心肺。
诗人高超的语言能力，和独具特色艺术风格使得我们领略到了戏剧超凡脱俗的魅力和清新隽永的美感。
的确，戏剧热情的赞扬了自由、真挚、浪漫的爱情，给了我们许多美的艺术享受。尽管如此，爱情和艺术并不是艺术的全部，戏剧在向我们描述故事的时候也或暗或明地向我们展示了其他许多非艺术但却有重要的东西，如果我们轻视甚至完全不考虑这些潜在的或次要的内容，纯粹考察二人的爱情，那么这个戏剧将变得和其他爱情故事毫无二致——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正是这些东西才是的戏剧及戏剧中的人物显示出它们的美，才使得戏剧本身具有它高度的艺术和社会价值。
清少纳言《枕草子》
与同时代的另一部日本文学经典《源氏物语》，被喻为日本平安时代文学的双璧。同时，与后来出现的鸭长明的《方丈记》以及吉田兼好的《徒然草》，并称为日本的三大随笔。
全书共有305段，分为类聚、日记、随想三大内容。类聚是受唐朝李义山《杂篡》的影响，罗列生活中不同性质与类别的事物，如“山”、“海”、“扫兴的事”、“高雅的东西”，涉及地理风貌、草木花鸟、内心情感、生活情趣等等，非常丰富地体现出作者清少纳言细腻的观察和审美趣味。日记记录了作者在宫中的生活，其中有反映她与皇后藤原定子感情深笃的经历，以及她在宫中生活的片断，这部分内容深映古典风貌，可从中了解日本平安时代皇室贵族的生活状态和品味素养。随想则是对自然与人生的随感，尤其可见作者明快、自由的生活态度。
麦尔维尔《白鲸》
被时代冷落而后又重现异彩的伟大作品在文学史上并非鲜见。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赫尔曼·麦尔维尔的代表作《白鲸》就曾一度被十九世纪美国文学的大潮所淹没，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沉寂后，当新时代的人们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它时，这部史诗般的文学巨著就像深埋于古墓中的珠宝重见天日，放射出前所未有的璀璨光芒。如今它已成为世界文坛公认的伟大杰作，被誉为“时代的镜子”和“美国想象力最辉煌的表达”。
《白鲸》是一部融戏剧、冒险、哲理、研究于一体的鸿篇巨制。依托美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工业发达、物质进步的时代背景，作者将艺术视角伸向了艰辛险阻、财源丰厚的捕鲸业，以沉郁瑰奇的笔触讲述了亚哈船长指挥下的“裴廓德号”捕鲸船远航追杀白鲸最后与之同归于尽的海洋历险故事。在与现实生活的相互映照中，作者寓事于理、寄托深意，或讲历史、谈宗教，或赞自然、论哲学，闲聊中透射深刻哲理，平叙中揭示人生真谛，不但为航海、鲸鱼、捕鲸业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而且展现了作家对人类文明和命运的独特反思。难怪这部表面看似杂乱无章、结构松散的皇皇巨著被冠以各种形式的名字：游记、航海故事、寓言、捕鲸传说、有关鲸鱼与捕鲸业的百科全书、美国史诗、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抒情散文长诗、塞万提斯式的浪漫体小说……它就像一座深邃神奇的艺术迷宫，呈现出异彩纷繁的多维性、开放性和衍生性，具有开掘不尽的恒久艺术价值。
霍桑《红字》
不仅是美国浪漫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同时也被称作是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篇。
小说以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生活为背景，以当时严酷的清教视为罪不可赦的一桩“通奸罪”为核心展开情节，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与这桩“罪行 ”有关的四个人物的精神世界。胸口上别着鲜红A字(Adultery——“通奸 ”一词的首字母)的赫斯特·普林经过长期赎罪而在精神上获得自新，那个耻辱的字母竟逐渐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标志。迪梅斯戴尔牧师则长期遭受信仰和良心的折磨，终于从狂热的宗教活动家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敢于担当的男子汉。赫斯特的丈夫奇林沃思本是个皓首穷经的学者，却在复仇心理的驱动下完全丧失了人性。而“通奸”生出来的小波儿则活像个野性未驯的异教精灵。小说以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层层深入地探究了有关罪恶和人性的各种道德、哲理问题，全书以监狱和蔷薇开场，以墓地结束，充满丰富的象征意义。
本书写的是一段婚外恋情中三个主要人物的命运。少妇海丝特·白兰犯通奸罪，但是她拒绝说出她的情人是谁，于是加尔文教政教合一机关惩罚她带着红色A字示众。在受罚的过程中，她对其他不幸的人表示出深切的同情，她的许多善行逐渐使她赢得人们的尊敬。海丝特的同犯，年轻的清教徒牧师丁梅斯代尔深受良心谴责，最后鼓起勇气承认了自己的罪责，并死在海丝特的怀里，获得了道德上的自新；海丝特的丈夫则因被复仇的烈火所围困，变得如魔鬼般疯狂，在道德上完全堕落，也毁掉了自己的生活。作者通过这个故事探讨法律上的罪恶和道义上的罪恶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罪恶在哪里？”、“谁是真正的罪人？”这样的道德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