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随着《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中国的出版，共产主义这个“幽灵”也从西方“游荡”到了东方，到了中国。中国早期具有新思想、新思维的知识分子，通过接触《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开始了自己世界观转变，逐步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毛泽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对自己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毛泽东终生未忘。他曾对采访他的美国记者斯诺，深情地回忆起第一次读到这本经典著作的情景：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为领导湖南的“驱张”运动（指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毛泽东于1919年12月第二次到北京。当时，他除了白天与外界联系“驱张”的有关事宜，为各地代表团提供或转发“驱张”消息外，一门心思地扑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上。这次北京之行的最大收获是，毛泽东从罗章龙那里借到的油印本《共产党宣言》。得到这本经典著作后，他便如饥似渴地研读起来。

  在京期间，随着“驱张”斗争的深入，毛泽东开始考虑赶走了张敬尧后，湖南应该怎么办的问题。1920年4月，毛泽东由北京到上海，向陈独秀讨教治湘方略，和他交流自己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刊的体会，交流改造湖南的见解。

  毛泽东以求教者的身份向陈独秀讨教：“去年在北京听了你许多关于社会问题的精辟见解，受到很大启示。你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我最喜欢看。你一贯倡导的‘科学’、‘民主’的精神，我最推崇。在你的启发下，去年我在长沙也办了一本《湘江评论》刊物，后来被军阀张敬尧查封了，也是以你倡导的科学、民主为宗旨的，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在我们长沙比较受欢迎。”

  接着，毛泽东又谈了他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苏联十月革命的文章。陈独秀听后说：“你读的还真不少。我告诉你一个消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我正要陈望道先生翻译，主要是从日文和英文对照翻译，我想这个译本比其他摘译本要准确、全面，估计最近就会出书，到时，我一定寄几本给你，同时也请你在湖南多宣传一下。”

  毛泽东继续说：“我喜欢读《马克思经济学说》和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这里的许多问题，好像是针对我们中国的情况说的一样。邵飘萍著的《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俄国之研究》我也看了，受益匪浅。”

  陈独秀听到这里，笑着说：“你读了许多书，看来你是一个真正喜欢读书的人。”

  毛泽东继续说：“现在，社会主义学说，花样繁多，有无政府社会主义，有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有科学社会主义，我比较了一下，特别是比较了俄国革命的历史，觉得科学社会主义比较好，因为俄国革命正是在这个主义的指导下取得胜利的。我想，我们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可能也离不开这个社会主义的指导。”

  陈独秀点了点头：“你说得很对，我们也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告诉你，我正与李汉俊等人商议，成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问题，你回长沙后，是不是先把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事搞起来。”

  毛泽东连忙说：“可以，回长沙后，我们就以新民学会为基础，把建立青年团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两件事先做起来。”陈独秀露出了赞许的目光。

  这次在上海，毛泽东与陈独秀曾多次交谈，这对于他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他后来与斯诺所说的那样：“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与他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从上海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就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团、建党上，并于这年冬天，在长沙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