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德，男，1965年2月生，1984年9月参加工作，199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原文山县房改办主任，县城建局局长，文山州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规划局局长，文山州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
2022年3月，杨秀德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文山州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同年10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经查，杨秀德利用职务便利，在房地产项目规划、建筑资质升级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贿送财物共计407.8万元。2023年2月，杨秀德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对杨秀德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心态失衡，自我麻痹让贪念潜滋暗长
杨秀德出生于文山县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在家中排行老大，下面还有四个妹妹。兄妹5人，有4人成长为公职人员。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家庭，有兄弟姐妹5人是较为常见的，但能把4个孩子培养成公职人员的并不多见。并且，杨秀德还一步步成长为州住建局“一把手”、正处级领导干部，这使得他一度成为当地引以为傲的励志榜样。然而，这励志的故事却终结在了2022年3月14日。这天，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
“小时候家里穷，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父母教育我们，只有好好读书，长大才能有出息。”杨秀德说，长大能有一份好的工作、能拿工资便成了他人生最大的追求。1984年9月，中专毕业的杨秀德被分配到文山县小街区公所工作，拿上了有保障的工资，也成为了妹妹们学习的榜样。杨秀德在小街区公所工作4年，在这4年里，他通过努力拿到了大学文凭。之后，因为踏实肯干、吃苦耐劳，被组织推荐到省、州学习城乡规划知识，并全程参与了文山县的区乡规划编制工作，迅速成长为该县建设领域的业务骨干。1999年，年仅34岁的杨秀德被提拔为文山县城建局“一把手”。之后，又成为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一把手”。
杨秀德一步步成长为身处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有自身的努力，但更多的是组织对他的信任和培养。他本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加强党性修养，不负组织信任，以兢兢业业的工作回报组织。然而，随着岗位变换和职位升迁，杨秀德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养不仅没有随之提升，反而慢慢偏离了廉洁从政的轨道，在一次次的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之间放纵自己、迷失方向。
“看着周围很多人抽好烟、喝好酒、穿名牌、坐豪车、住别墅，我很羡慕。而反观自己，审批了很多楼房，却住老旧单元房，工资只能养家糊口，还担心万一父母生病去哪里找钱……”在虚荣与攀比心理的驱使下，杨秀德的心态开始失衡。为了满足自己对金钱的占有欲，2002年春节前夕，杨秀德收受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红包1万元。初尝权力变现的甜头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贪念潜滋暗长，行为也愈发脱轨越界。
“我和老板们保持了长期稳定的利益输送关系，逢年过节1万元、2万元，审批项目规划、资质升级5万元、10万元甚至20万元，这种交易，在我这里成为了理所当然，而党纪国法却成了‘稻草人’、耳旁风。”杨秀德说。经查，有的老板与杨秀德保持了长达11年的“合作”关系，先后24次送给其共计72万元。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理想信念的丧失，让杨秀德的心态失衡，在一次次放纵中迷失了自我，在自我麻痹中跌入了欲望的深渊，一步一步突破底线、触碰高压线。
精神迷失，沦为政治蜕变的“两面人”
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坚决清除同党离心离德的“两面人”。何为“两面人”？有的修身不正、善于伪装，表里不一、欺上瞒下，说一套做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有的公开场合要求下属坚定理想信念，背地里自己不敬苍生敬鬼神，笃信风水、迷信“大师”；有的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张口“廉洁”闭口“清正”，私底下却疯狂敛财。这些表现放在杨秀德身上，再贴切不过了。
作为文山州住建系统的“一把手”，杨秀德人前大讲坚定理想信念，私底下却不信马列信鬼神，在随身携带的手机里藏着“升官发财符”“平安符”。为掩盖其收受贿赂的惶恐与不安，他连续3年到外地烧香拜佛求平安。
杨秀德在忏悔书中写道：“有人说，人在大病初愈时最清醒；也有人说，人在血本无归时最清醒；而我要说，人在失去自由时最清醒。反思我腐化堕落的过程，根本上是理想信念出了问题，是思想的‘总开关’没有拧紧，是政治的‘方向盘’握得不牢，才让权欲侵蚀了理想、贪心蚕食了信念，最终坠入了罪恶的深渊。”
对党忠诚、永不叛党是写在入党誓词里的，是对共产党员最基本的要求。而杨秀德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在组织面前耍心眼，谎报瞒报个人重大事项。2021年组织找其谈话时，他还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永远跟党走，并签下廉洁承诺书，实则早已在贪腐的路上越走越远。
信仰的松动常在不知不觉间，当信仰缺乏、理想信念不坚定后，权钱的欲望自然占据上风、填满内心。杨秀德“从小苦日子过怕了”，自从有了权力寻租的机会、有了第一次的收受红包，胆子便越来越大，疯狂收敛财物，与老板们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在金钱面前把党性修养全都抛在了脑后，在一声声“德哥”的称呼中纪法防线全面失守。
杨秀德忏悔道，这些年，经常参加党组织的活动，也曾到省、州党校学习，在各种会议上讲反腐倡廉，但在内心深处，意志在消减，信念在动摇，没能守住党纪国法底线，被眼前的利益迷惑，不仅让文山平添了许多“烂尾楼”，也彻底让自己的人生烂了尾，最终成了金钱的俘虏、人民的罪人。
滥权谋私，为烂尾楼盘站台撑腰
随着职位的升迁，杨秀德与商人老板之间的接触多起来，吃吃喝喝也就成为常态。面对种种利益诱惑，杨秀德丢盔弃甲、缴械投降，贪欲战胜自律，心甘情愿被围猎。
自古敬畏无遗祸，从来任性有余殃。在被金钱和利益异化的“人情”裹挟下，杨秀德的廉洁底线失守、溃散。商人老板从“德哥，快过节了，表示点心意”“过年了，来看看你”，逐渐发展到后来“德哥，帮忙看看规划方案”“规划审批麻烦多多关照”。杨秀德深陷利益交换无法自拔。
2010年，文山市某房地产项目动工建设，在没有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情况下，开发商李某某找到杨秀德，并送给其40万元。收了好处的杨秀德，未经审查就“签发”了该项目的房屋预售许可证。拿到房屋预售许可证的开发商面向社会公开发售，但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资金链断裂，该项目在2015年“烂尾”，成为文山州典型的烂尾楼之一。李某某为筹措资金，竟将该项目多套房屋“一房多卖”并顺利通过住建部门的登记备案。除了商品房，还有个别保障房也因杨秀德的违规审批导致“烂尾”，让国家专项资金大量流失，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在州住建局局长位置上的杨秀德，面对工程老板的围猎是来者不拒、有钱就收，而面对文山的“烂尾楼”却罔顾纪法、视而不见，甚至一度为“烂尾楼”站台撑腰。在审查调查人员与其谈话时，杨秀德这样讲述自己当时的心态：“手里有权力，帮助老板办办事，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自己为老板办了事，还可以得到好处。”杨秀德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完全忘记了自己身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的职责和使命，让文山一度成为云南省烂尾楼最多的州市之一，严重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和经济秩序，同时他自己也深陷犯罪的泥淖不能自拔。
掩耳盗铃，最终只是做了金钱的搬运工
“在我的意识中，假装还老板的钱，既能掩盖自己的非法收入，也能让自己少一些担惊受怕，感觉是当时最好的选择。”抱着这种自欺欺人的心态，2018年，杨秀德为规避组织审查、掩盖收受商人华某某30万元的事实，与华某某商定写假“收条”来欺瞒组织。当组织找到杨秀德核实时，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已将30万元归还华某某，两人之间仅是正常借款，不存在不正当经济往来。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只要有违纪违法行为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处心积虑、看似瞒天过海的招数，实则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不管杨秀德如何挖空心思、掩盖隐藏，终究逃不过纪法的惩处，最终只是做了金钱的搬运工。
2002年至2017年间，杨秀德利用担任原文山县城建局（建设局）局长，州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等职务便利，先后收受30多名老板财物共计407.8万元。
然而，杨秀德被留置后，审查调查人员迅速到其居住的房屋、办公室等地搜查，却没有发现大额现金。另经调查，杨秀德及其家人银行账户上的余额也只有十几万元，其近亲属的银行账户也没有任何代持现金的情况。那么，收受的贿赂款到哪里去了？这让审查调查人员颇为费解。
为了弄清楚杨秀德收受贿赂款的去向，审查调查人员对与杨秀德关系密切的人员进行摸排，发现其侄女刚满18岁就在文山市拥有一套价值不菲的别墅，这与其侄女的家庭收入严重不符。审查调查人员多方摸排，取得有力证据，促使杨秀德如实交代了为隐匿受贿所得，将受贿款用于购买2处房产并分别登记在其妹妹、侄女名下的事实。“之所以将这两套房子登记在妹妹和侄女的名下，主要是为了掩人耳目，怕被组织发现自己的收入与财产不相符；再者，也可以将这些收受贿赂的钱通过买房的方式来‘洗白’。”杨秀德交代说。
然而，非法获得的钱款无论怎么“洗”都洗不掉违纪违法的“颜色”，无论如何“闪转腾挪”，到头来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通讯员 范朝勇 谭赟滢 陆海燕）
杨秀德忏悔录（节选）
被留置以来，我认真剖析、真心忏悔，反省自己存在的问题。
我出生于六十年代偏远山村，小时候家里穷，经常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过着又苦又累的生活，从小接受着父母“好好读书，长大了才会有出息”的教育。小时候的我，每天爬坡过坎去读书，每天跋山涉水去干活，从小知道人背马驮累，从小知道爬山涉水累，走出大山去读书求学，长大有一份国家安排的工作，拿一份国家发给的工资，吃一份国家供给的粮食，成了我最大的人生追求。1984年的秋天，我终于如愿以偿考取了文山县的区乡干部。
1999年，我被组织从县房改办主任的位置提拔到了县建设局任局长，那时候的我，开始与老板有了接触，但除了工作的交往外，在生活中我保持谨小慎微，不敢随便单独与老板交往。随着时间的推移，前往企业调研，参与老板的吃请就逐渐多起来。慢慢地，自己参与老板的吃吃喝喝就变成了常事；慢慢地，收受老板赠送的土特产就有了开端；慢慢地，收受老板赠送的烟、酒、茶就有了起步；再慢慢地，我这双已经不是很干净的手，在紧张、害怕、担心出问题又很想收下的思想斗争中，开始收受了第一个红包。
那是在2002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一个做房地产的老板约我到他的办公室喝茶，我走时，他送了一些烟、酒给我。当我提着他送的烟、酒到车上后，发现装烟的袋子里有一个信封，打开一看，信封里装着1万元人民币，我当时被这1万元人民币吓了一跳，心跳突然加速，是还给老板，还是带着回家？自己在车上开展思想斗争。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自己想到了小时候生活的艰苦，也想到自己现在的家庭情况，夫妻两人的工资不但要照顾好老人，还要培养好孩子，如果老人生病怎么办，如果孩子将来读书要钱凑不够怎么办……我就这样在车上足足待了一个小时左右，最后还是将装有1万元人民币的信封带回了家。在那几年间，我的心态经历了从不敢单独跟老板交往到偶尔交往，再到经常交往；从不敢跟老板吃吃喝喝到常吃常喝；从不敢收受礼品礼金到小心翼翼收受礼品礼金，贪欲在我心中萌发。
在我的记忆中，我和老板之间的权钱交易是在第一次收到1万元人民币后开始的，而后我的思想逐步走向麻木，感觉第一次收礼也没有什么问题，跟老板还是像以前一样正常相处。就这样，我和老板们保持了长期稳定利益输送关系，先后收了30余人的好处，最终铸成了大错。
作为一名受党培养多年的党员干部，回顾我的人生，剖析我的心路，总结我的错误，留给我的只有永远的忏悔，我愧对组织的培养！
以前的我，是家庭的顶梁柱，在父亲面前，我是他的孝顺儿子；在妻子面前，我是她的依靠；在女儿面前，我是她的后盾。而今的我，什么都不能为他们做，反而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我愧对我的家人！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